在中国考古遗址中，三星堆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它出土的器物造型独特、风格夸张、类型多样、做工精美，即使放在今天，也称得上自成一系的旷世神作。更重要的是，这些器物与华夏器物差别太大，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让我们看后只有一脸惊讶，不知其所以然。
由于三星堆文物太过奇特和怪异，难以解释来源，有人干脆将其归结为外星人的遗存。
三星堆人真的是天外来人？当然不是。咱们在上一讲中，提到考古学界已经摸清成都平原古人来源，确定了宝墩和三星堆文化序列，不必说与外星人无关，连东亚之外的其他族群，都没有牵扯。
要想明白三星堆文化，必须先搞清它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青铜器的区别。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空间概念，指四川广汉市鸭子河西岸的古城遗迹。这些遗迹由不同时期人群留下，形成了不同文化类型。距今4400年到3600年的遗迹，叫宝墩文化或者三星堆一期；距今3600年到3300年的，叫三星堆二期；距今3300年到3100年的，叫三星堆三期；距今3100年到2900年的，叫三星堆四期或十二桥、金沙文化。
对于三星堆古人来说，宝墩文化是南部传来的异族文化；四期时，三星堆已经辉煌不再，都邑转移到了金沙。所以，考古学界一般将二期和三期，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的遗存，叫作三星堆文化。
不过，我们一般感叹三星堆文化的奇特时，往往又是特指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2023年，据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碳十四检测，其中四个祭祀坑埋藏时间，在公元前1125到至1016年之间。
如此一来，问题就清楚了。我们讨论三星堆古人的来源，需要上溯到三星堆一期遗址；讨论三星堆文化形成，需要上溯到三星堆二期；讨论三星堆青铜器的形成，要聚焦到公元前12世纪到11世纪。
西周讨伐殷商的牧野之战是公元前1054年，三星堆青铜器就是在此前后制造或者被埋入地下的。商末周初，中原史前文明已经非常成熟，即将进入信史阶段了。这个时期的三星堆青铜器，怎么可能是外星人制造？
为了真正说清楚三星堆青铜器的来源，我们还是从三星堆古人说起。
自古以来，众人皆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多数人恐怕不知，这里的蜀道仅指北向通道，而不是所有蜀地对外的通道。事实上，由于东西南北皆有河流，四川盆地是八方辐辏之地。
两三万年前，汉藏人群从云贵向黄河上游迁徙时，想必就有现代人类半途折入成都平原，成为了最早的土著。等到六千多年前，汉藏人群分化为藏缅和汉族，藏缅人群从甘青南下时，又有部分藏缅分支从甘南或者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岷江上游，种植粟黍为生。
三星堆人先祖就是5100年前，顺着白龙江南下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他们是藏缅人群的分支，或者说羌人分支。最初，他们集中在茂县、汶川和理县等山地，后来逐渐向平原腹地进发，形成了桂圆桥文化、三星堆文化。
5000年前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中期文化的西部延伸，以种植粟黍为主，采集和狩猎为辅，擅长制作彩陶。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一把青铜小刀，就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不过，与同期长江中下游围城而居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相比，马家窑文化还是仍属落后。
桂圆桥人群在平原北部扎根五百年后，一批长江中游苗瑶族群，或称之为屈家岭文化人群，4600年前顺着长江和岷江溯源而上，进入成都平原南部山前地带。 不知什么原因，屈家岭文化随后就从长江中游衰落，后被石家河文化人群取代
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南部生活着土著，以及从川西高原下来的藏缅人群。但是，屈家岭文化人群能够铸造城墙、种植水稻、制作玉器、纺织细线，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土著和藏缅人群，所以很快便雀占鸠巢，形成以宝墩为中心的八大城邑，将成都平原带入了早期文明阶段。
北部相对落后的三星堆人群，想必对南部宝墩文化垂诞不已，遂积极引进苗瑶人群的水稻种植和手工技术，开启了宝墩化序幕。因此，三星堆人最早的文化，又被叫作宝墩文化。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千年。没人知道这 一千年中，三星堆人经历了什么，不过放眼亚欧大陆，这一千年出现了根本性的剧变。由于北半球气候变冷，北方原始印欧人群四散奔逃，分头进入西欧、西亚、中亚甚至南亚，将各地搅动得天翻地覆，重新洗牌。其中一支，称作吐火罗族群，甚至进入新疆绿洲。
印欧人群擅长冶金、驯马，他们进入新疆绿洲，意味着将青铜铸造和马拉战车技术带入了中国境内。同时，受他们挟裹而来的中亚人群，又将西亚大麦、小麦、黄牛、绵羊等，引入中国境内。河西走廊的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将这些西来的新技术、新作物、新家畜，传递给了甘肃齐家文化人群。
4000多年前的亚欧大陆族群大洗牌，直接改变了中国境内史前文明格局。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中国境内史前文明是百花齐放，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曙光，但是长江中下游鹤立鸡群，占据明显优势。然而，4200年前左右，华夏族群通过与西部齐家文化人群互动，受到新技术新文明刺激，走上了创建国家、扩疆拓土之路。
长江中下游文明则在洪水侵蚀、北方逼迫之下，失去了文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想象三星堆人，或许能够得到一点线索。一方面，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包括甘青地区和川西走廊，陷入长时段的兵戈扰攘，必定驱使若干人群抛家舍业，寻找新的栖息地。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的藏缅人群，长江中游的苗瑶人群，甚至关中人群，都会尝试进入四周皆屏障的蜀地，求得一个平安。三星堆人口可能会出现逆势增长。
另一方面，华夏族群距离成都平原遥远，不会对三星堆人发动战争；苗瑶族群向湖南和云贵后撤，不会对三星堆人形成威胁；原来的吐火罗族群被挡在沙漠绿洲，甘青藏缅族群沿着川西走廊南下，都不会对成都平原大动干戈。
结果是，在这长达千年的风云变幻中，三星堆人几乎独享了时代红利，而鲜少遭受外部冲击。3600年前，当南部宝墩文化衰落时，北部三星堆人却逆势崛起。
他们吸收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筑城和农作技术，接纳了良渚文化的玉器技术，模仿了华夏族群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还借鉴了甘肃齐家文化的若干文化要素，集各方精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此后五六百年，就是我们熟悉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崛起和衰落，几乎与殷商同步。他们都是兴起于3600年前，衰落于3100年前。作为遥远的对手，三星堆人对殷商肯定是敏感而警惕。毕竟，殷商触角伸到了长江中游和关中地区，已经接近蜀地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人是不可能同意“全盘商化”的。他们在借鉴殷商先进技术的同时，必定会想方设法彰显自身特色，打造一套凝聚族群的文化体系。事实上，他们也有这个文化资本，因为3000多年前，蜀地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以西亚为中心的跨洲际贸易网络中。
据王献华介绍，法国学者波雅尔（Philippe Beaujard）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发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后，非洲和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共享色彩明显增加，红海和非洲之角的重要性似乎超过波斯湾。他进而推论，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洋地区可能存在一个由新王朝埃及发动，从东北非洲红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经西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文化网络。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提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有通道。现代东亚人类是从东南入境的。从南亚到云贵川的通道，至少在三四千年以前，也已经存在，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
20世纪初，以伯希和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发现，远古巴蜀与南亚存在一条“蜀身毒道”。这条商路从三星堆出发，经成都到云南大理、腾冲，然后再从缅甸进入阿萨姆。李学勤在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题词中，特别强调三星堆的关键地位。
如果再联系新疆吐火罗人群与甘青藏缅人群互动，以及藏缅人群与三星堆人的密切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绝非封闭于一隅的井底之蛙。他们虽在小城，但是凭借北非-西亚-南亚、西亚-中亚-新疆-甘青贸易文化圈，完全可以与异域交换商品。
埃及考古曾出土过一具法老或法老女佣干尸，上面残留着些许丝织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鉴定后，这些丝织物被确认为来自中国。具体地说，就是来自成都平原。
总而言之，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机缘巧合，以弹丸之地而意外接触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艺术。这些技术和艺术，让本就充满巫术、神秘思想的三星堆工匠，产生更多奇思妙想，制作出了令人惊叹不已的青铜器。
不过，人类往往逃脱不了一个魔咒，顶峰过后便是坠落。3200年前的三星堆统治者还能享受奢华生活，孰知仅仅过了百年，就发生不明危机，被迫将都邑搬迁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那些辉煌的青铜器，匆忙之中被埋入祭祀坑，沉睡3000年才见天日。
当然，3100年前倒霉的并非仅仅三星堆人。公元前1200年后的百余年，古希腊迈锡尼，西亚加喜特巴比伦、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赫梯、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北非古埃及，以及东亚殷商，几乎所有亚非欧大国，都骤然灰飞烟灭，陷入新一轮衰退通道，史称青铜时代大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