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前奏。但是文明与血腥往往相伴而生。农业出现之前，人类主要从事狩猎采集，食用其他动植物，无需屠杀同类填饱肚子，也没有必要杀人祭祀神灵。那时的他们，还没有明确的神灵观念。
七八千年前，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过上定居生活以后，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面对大自然的阴晴不定、旱涝无常，人类慢慢产生了“万物有灵论”，觉得上天、大地、高山、河流背后，都有一个法力无边的神灵主宰。敬畏神灵、供奉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便成了生活的头等大事。
如何才算敬畏神灵，能够获得神灵保佑？当然是向神灵奉上各种珍贵物产。据专门研究人牲人殉的黄展岳说，早期农业人群最高规格的祭祀，是向神灵供奉人血或人头，这叫做人祭。人祭的来源，可能是自己的儿女、部落的巫师，也可能是抢来的俘虏。
郭静云认为，中国上古境内的南北两地，人祭的内涵判然有别。南方多牺牲巫师祈祷神灵祓灾攘祸，北方更喜欢斩杀俘虏作为献给神灵的礼物。发端于西辽河流域的殷商先祖，自然继承了北方人祭传统。
根据考古挖掘，5700到5800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就存在较为明确的人祭行为。辽宁朝阳东山嘴祭祀遗址出土过一具尸骨，明显是被压着石头和陶片活埋的。4000年前左右的石峁和陶寺，都有少量疑似被献祭的尸骨。负责挖掘过石峁的孙周勇认为，石峁遗址东门头骨坑里的尸骨，很可能来自夏家店文化下层人群。
上一讲重点分析过，殷商先祖就是西辽河夏家店文化下层人群。由此可以推断，殷商先祖的前人，甚至包括殷商先祖，迁徙到陕北以后，可能稀里糊涂被石峁人抓住当作了献给神灵的人牲。
再结合殷商先祖王亥被有易氏杀害的传说，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大胆判断，殷商先祖在山陕迁徙过程中，可能受到过土著部落残酷的对待。土著部落将殷商先祖视为入侵者，每当抢夺了其成员，便当作人牲杀掉献祭了。
这段被排挤、打击甚至当作人牲来源的屈辱经历，在殷商先祖心灵上刻下了深刻烙印，让他们反复告诫后代子孙要隐忍团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们像西亚犹太人一样，在漫长迁徙过程中，形成了惊人的凝聚力，也养成高度冷血的气质。只不过，犹太人赖以凝聚同族的是超人类上帝，而殷商人依靠的，是先祖和神灵混为一体的上帝。
殷商王室心目中，有一个上帝存在。这个上帝是至高至上，统御世界的。但是，很多学者都指出，殷商王室真正重视的是祭祀先祖，而不是上帝。或者说，他们的上帝是与先祖混同在一起，界限模糊的。他们会向先祖献上包括人牲在内的大量祭品，上帝则享受不到任何祭品。
因此，陈梦家认为殷人的“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晁福林则说过殷代神权的中心是祖先神。鉴于卜辞中上帝与先祖并无严格清楚的界限，张光直甚至推测，“ 殷人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先祖观念的一个抽象 ”。
当殷商将先祖与上帝混同时，如何祭祀先祖就成了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祖先认同和家族凝聚，还关系到是否能得到神灵保佑。无从从哪个角度，商王在祭祀先祖时，都必须体现最大的敬意。
自从农耕定居以来，祭祀神灵的最高规格，就是杀人献祭。很自然地，商王必定也须用人祭体现他们对先祖的敬意。
前文讲过，史前中国境内存在南北两个人祭传统，一个是南方的巫师献祭，另一个是北方的俘虏献祭。郭静云认为，殷商作为北方族群，受到过南方巫师献祭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继承了北方杀俘献祭的传统。
杀俘献祭的前提，是殷商要能掠夺足够的俘虏。这在他们建政初期，显然还有点困难。后来随着国势强大，殷商以俘虏献祭祖先的信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根据李硕分析，殷商夺取中原以后的前七十年，基本延续了夏代官民的祭祀传统，将猪作为主要神灵祭品。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当作人牲献给了神灵。但是，开国百年以后，随着殷商势力渐增，掠夺的俘虏或获得的奴隶越来越多，人祭成为了殷商王室祭祀先祖的主要形式。
殷商最大的敌人，始终来自西北方向。西北方向以山西石楼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地，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南至汾河下游吉县、乡宁、洪洞，西到子午岭，东南至太行山，分布着土方、羌方、鬼方等殷商敌对方国。
很多地图将陕北标注为犬戎，将羌方画在甘肃一带，其实并不准确。分布在甘肃一带的是羌人，而不是羌方。如果羌方在甘肃一带，殷商根本就不可能与其交手。据张经纬研究，周人所谓的犬戎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的羌方。
其中，土方应该是夏人后裔，羌方大概是夏人与西部羌人部落的混合，鬼方是蒙古高原南下的畜牧人群。陕西碾子坡的羌方遗迹显示，羌方居民并非游牧族群，而是农业与畜牧业结合的定居人群。他们显然是远古华夏部落的分支。这些西方的人群，尤其是兼营或专职牧羊的人群，统统被殷商称为羌人。
从甲骨卜辞来看，殷商与这个羌人群体的冲突，最为激烈和残酷。一个叫𢀛（无法显示，上工下口）的方国，遭殷商讨伐最多。由于文献没有记载，有的学者认为𢀛方即土方，也有的认为是羌方。不管怎样，13世纪商王武丁及其老婆妇好，曾率领上万士兵远征西北羌人。
一般认为，武丁远征西北羌人，是为了解除边患。可是，土方、羌方、鬼方最多骚扰殷商在晋东南的属地，从来未能威胁其中原核心区域，殷商王室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劳师远征吗？
他们远征的真正动力，恐怕还是积聚于心底、深入骨髓的仇恨。他们的先祖在大西北吃尽苦头，所以商王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坚决要征服那些西北牧羊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俘虏来的羌人，当作人牲献给先祖，以血几百年的耻辱，宽慰先祖在天之灵。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殷商王室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法地蹂躏、屠杀大量羌人俘虏祭祀先祖。2016年，唐际根曾对媒体介绍，殷墟西北岗祭祀坑里的人祭人殉，大都来自羌人，而且都是被俘虏来直接杀掉的。另据其他研究，也有很多人祭不是被抢来，而是被附属国贡献来的。
根据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的研究，他仅从2000片甲骨文中就统计出近1.4万个人祭，其中大半是羌人，高达7426 人。考虑到流失的甲骨文不计其数，被殷商王室杀掉祭祀的羌人俘虏，令人无法想象。
更让人无法直视的是，殷商王室不是像一般的人祭一样，快速将人杀死后奉献给神灵，而是设计了各种摧残方式。胡厚宣、胡振宇父子总结到，商代人祭“或颈戴枷锁，或双手背缚，或用手勒发，或以绳引牵。或焚烧，或土埋，或割裂，或对剖，或砍头，或刖足，或仆或跪，或用手抑制，或被剁成肉酱盛在豆中，或用钻镟取其脑浆，或杀人而以其血祭，或斫伐而取其头颅。”个别的，取了头颅还不解恨，要放到青铜器皿里蒸煮。
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有些人祭被斜着砍去一半的头颅，或者从鼻子处斜着砍，或者从眉毛处斜着砍。一半头颅被砍去，还有一半留在脖子上，不知道那些行刑的刽子手，如何下得去手，半夜是否能睡得着觉。而那些被砍去一半头颅的人祭，又将发出怎样撕心裂肺的嚎叫？
这些被抢来或献来的俘虏，有青年壮年，有妇女儿童，还有方国或部落领袖。殷商王室似乎不太考虑政治后果，他们常常将俘虏的方伯，像普通俘虏一样残酷对待。虽然有学者质疑纣王未将伯邑考剁成肉酱，并逼迫其父姬昌吃掉，但是商王将敌方首领残忍献祭，确实事实。
以武丁为代表的商王，选用大量羌人献祭先祖，当然会纾解家族多年的恨意，但是他们对羌人的残忍对待，必将在羌人群体中激起不可遏制的恐惧、愤恨，以及不共戴天的同仇敌忾。同时，西北气候越来越干冷，也让羌人群体难以维系，不得不谋划翦商大业，夺取殷商天下。
李硕以文王姬昌为线索，勾勒了一幅周邦为复仇而策划的翦商图景。其实，在姬昌父子遭难之前，土方、羌方、鬼方的羌人，不知道已经被殷商残杀了多少。这些羌人方国，早就对殷商恨得牙齿格格响。他们才是谋划翦商的真正主体，因为不除掉殷商，他们的噩梦永远不会消失。
但是，这些方国都存在致命缺陷。由于多数部落属于半移动性质的畜牧，他们很难形成稳定的政治组织，常常是有难则聚、无事则散。他们的勇猛善战，在高度组织化的殷商军事面前，根本占不到便宜。
公元前11世纪，以吕尚为代表的羌人有志之士，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因为，他们看到殷商和他们在关中地区的附属周邦，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间隙。本来，周人努力脱离羌人群体而向殷商臣服，极力争取殷商的认可。殷商为了稳固西域，授予周人一定政治特权；周人为了表示忠心，也曾协助殷商征伐北方。双方一度各取所需，关系融洽。
但是，随着周人在关中势力渐涨，商纣王开始对周人疑神疑鬼。尤其是当周人与姜姓羌人世代联姻，几乎成为政治共同体以后，纣王更加担心西陲安危。因此他们才囚禁姬昌、杀掉伯邑考，以示警告。
对姬昌父子来说，这一举动消解了他们本就脆弱的忠诚。他们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商王的信任，周人与商人王室之间必有一战。与其被动等死，不如主动求活。
当时的周人妻妾，很多都是来自姜姓羌人的女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姬昌儿媳、姬发老婆邑姜。周人与殷商王室的不合，以及周人的疑虑，必定会经由枕边风传入姜姓，甚至其他羌人部落。从传说的姜太公故事来看，至少姜姓羌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翦商机会。
周人与移动或半移动的羌人不同，他们进入关中后完全变成了定居生活，而且成为擅长农耕的族群。一旦进入农耕定居，周人就会挖掘传统、借鉴殷商，建立起初步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因此，推举周人为翦商领袖，由姬昌、姬发父子领导整个西部羌人集团，直捣殷商的都城，是最后可能获得成功的翦商大业。
就此而言，传说的姜太公钓鱼故事，与其说是姬昌主动寻找姜太公，不如说是姜太公早就瞄准了姬昌。姜太公想借力打力，凭借新兴的周人势力灭掉殷商，彻底消除羌人几百年的人祭噩梦。
从开始到最后，整个翦商大业，差不多都是姜太公代为规划的。跟随周人参加牧野之战的八个方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至少半数都是姜太公争取的，因为蜀、微、羌、髳都在西北，属于姜太公能够交涉的同类文化人群。
长远来看，自从殷商王室采取大规模羌祭那天开始，羌人翦商的结局已经注定了。自古以来，一个族群对他人冷血几分，他人便会报以冷血几分。只是，无论殷商王室还是各个羌人部落，恐怕都没有想到坐收渔翁之利的周人，不但终止了殷商冷血人祭，而且还为后世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