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的讲述中，曾偶尔提到中国青铜器的来源。从各位留言来看，似乎大家都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迫切想知道四千多年前的中国青铜器，到底是从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地起源的。
其实，学界研究像各位一样，也对这个问题兴趣浓厚，并进行了长久争论，到今天仍然吵得一塌糊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学界到底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进入正题之前，各位得先了解红铜、黄铜、砷铜和青铜四个概念。红铜几乎是纯铜，一般是红棕色，非常柔软，可以当电线，没法制作工具；黄铜是铜与锌的合金，锌所占比例越高，颜色越黄，比红铜坚硬，能用来制作日用品，但是不适合锻造工具；砷铜是砷和铜的合金，硬度又比黄铜高，可惜有毒性；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是上古仅次于钢铁的工具材料。
明白了这几个概念，再来谈青铜器的起源，就容易说清楚了。
介于西亚和东欧之间的环黑海地区，是人类冶金技术的主要起源地。西亚和东南欧在1.1万年前就出现了铜器，7500年前能够冶炼纯铜。六七千年前，以土耳其和巴尔干为代表的环黑海地区，已经能够冶炼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等。一般认为，至少5000年前西亚和爱琴海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同一时期，北方欧亚大草原人群也熟练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
六七千年前，当环黑海地区冶炼各种合金时，中国北方出现了冶金迹象，不过冶炼成果与环黑海地区截然不同，以黄铜为主。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一个铜片和一节铜管，距今大约6700年左右；辽宁建平牛梁河遗址出土了一个铜环，距今约5200年左右；陕西渭南仰韶遗址出土了一个长条形铜笄，距今5000年左右。
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和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也都分别出土过小型黄铜或镍黄铜的小型器物，不过时间稍晚，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以上中国境内出土的几件早期铜器，以黄铜为主而兼有红铜。这表明五六千年前，中国北方已经存在冶金技术，并且延续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鉴于同期西亚和欧亚大草原没有黄铜制品，中国境内四五千年前的黄铜和红铜冶炼，应该是从本土发展起来的。
不过，从锌矿中提炼金属锌，须达到1000℃以上的高温，不必说史前，即使宋元都无法提炼金属锌。所以，研究者认为这些早期黄铜制品，可能是自然铜与锌矿以“渗合工艺”合炼成的原始黄铜，具有一定偶然性。换句话说，五六千年前中国境内的黄铜冶炼，是偶然碰撞出来的，缺乏可普及性。
事实上，5000年前，中国境内确实很少见到铜制品。那几个偶然得来的黄铜制品，包括红铜铜环，都没有促成铜器时代的到来。
然而，恰恰在5000年前这个转折点上，中国西北地区风云突变。原来属于技术落后地区的新疆突然鸟枪换炮，出现了部分铜锡合金的青铜器。阿勒泰通天洞遗址出土的青铜铜管残件，距今至少5000年。塔城、伊犁等地也出土了多件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青铜器。
接下来时间，与其紧邻的甘肃境内，开始零零星星出现铜器，甚至青铜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地层，出土过一把铜锡合金的青铜小刀，距今4500年以上，号称中国第一把青铜刀。长期以来，考古学者都迷惑不解，没有出过铜器的地方，为何突然冒出了高级别的铜器？
考古学家严文明解释说，甘肃拥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偶尔含有少量锡石，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不一定需要专业青铜冶炼技术。现在，从时间和地缘来看，甘肃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应该与新疆青铜刀有一定联系，都是欧亚大草原或西亚青铜器东渐的结果。
仅仅拿一把刀说事，还缺乏说服力。让我们把镜头拉长，把视野放宽，看看接下来上千年中国境内是如何进入青铜时代的。
继新疆早期铜器之后，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冶炼技术的，是连接新疆绿洲与甘青地区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人群，上下持续一千多年，是当时中国境内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他们利用北部山区矿石提炼红铜，锻造各种类型的小型器物，风格与北方草原青铜器类似。
崛起于黄河上游、4200年前出现的齐家文化，就是在与河西走廊人群的互动中掌握了冶金技术，并在中后期率先在中国境内进入青铜时代。这就是我为什么推测，大禹治水的发源地，可能位于齐家文化覆盖区域。没有青铜工具，大禹部落很难清理积石，疏通天下河道。
王辉介绍说，已经发现的资料显示，齐家文化和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存在着交流，尤其是表现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齐家文化铜器的影响上。齐家文化使用权杖彰显权力和地位，不同于中原和东方代表权力和威信物的斧钺系统，应该是受到了西亚青铜文化影响。
继甘青地区铜器之后，陕北的石峁和晋南的陶寺遗址，都出现了少量的铜器。石峁出土了20多件红铜或青铜铜器，还有一个环柄刀石制模具，具体年代不知，推测应该在4000年前左右；陶寺出土的四件红铜和砷青铜小型器物，制作年代在4100年前到4000年前之间。
从环柄刀石制模具来看，石峁遗址铜器铸造技术明显受到北方草原影响，而林梅村根据陶寺砷铜器配料更具体指出，陶寺文化冶金技术可能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4200年前左右，在阿尔泰山地区异军突起，随后风行于欧亚大草原的一种文化遗存。它快速吸收西亚和东欧冶金技术，形成了独特的青铜文化特征，比如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
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文化经由中国西北，深入到了中原腹地，甚至长江中游地区。目前中国境内出土了6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其中4件见于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1件见于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另一件见于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据王鹏综合各种资料推断，这些草原铜矛传入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或公元前二千纪初，与石峁、陶寺遗址铜器出现时间差不多。
根据这些铜矛可以推知，4000年前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前夕，曾有不少欧亚草原铜器传入中国境内，并且改变了中国西北冶金技术和社会文化。齐家文化隐含着很多外部铜器的影子。杨建华和邵会秋根据中亚和草原金属器的年代推断，齐家文化金属器先是受到中亚地区的影响，后又受到草原影响
在这些中亚或草原金属器传入时，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仍然处于较为简单的冶金阶段。河南登封王城岗、郑州董砦、杞县鹿台岗、新密新砦、临汝煤山、新密古城寨、郑州牛砦、淮阳平粮台等遗址，都发现了铜器或者炼铜用的坩埚。据张海、陈建立研究，这些铜器质料复杂，有红铜、砷铜、锡铅青铜、铅青铜多种，技术有限，制造的铜器数量也相当稀少。
但是三四百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中原政权，突然开始生产和制作青铜器。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580年的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了鼎、爵、觚、壶等青铜礼器。商汤克夏以后，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铜礼器、武器和生产用具，完全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黄铜、红铜和砷铜杂存局面。
可以说，中国境内到夏商交替之际，真正实现了大规模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作。讨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就是讨论此前一千多年，中国境内青铜器从无到有的历程。
根据前面介绍，目前可以确定，中国境内五六千年前就拥有零星的冶金迹象，不过长时期未见技术突破，也没有规模增长。到5000年前西亚进入青铜器时代后，中国新疆、河西走廊和黄河上游地区，率先出现较大规模的冶金和铜器制作，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器。
越靠近西北和草原，铜器使用越早、越多样。铜器出土时间，具有明显的从新疆向黄河中上游、西辽河流域，再到黄河中下游的扩展过程。4000年前左右，甘青、晋陕、内蒙古东部、辽西、豫西等地，包含青铜器在内的各种铜器突飞猛涨，3700年前最终走上了大规模青铜冶炼之路。
根据以上事实，可知中国境内的黄铜和红铜冶炼，存在本土起源的可能性，但是青铜器的来源，就难以说清了。
对此，考古学界分为两大派，一派坚持认为中国青铜器是从西亚和欧亚大草原传来的。从东亚和西亚使用青铜器的时间先后，西亚大麦、小麦、黄牛、山羊等集体传入东亚，中国境内各地铜器出现时间先后，都可以得出中国青铜器外来的结论。这一派在国内外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也有学者持异议态度。他们认为“外来说”存在诸多解释困境，如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在这个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白云翔认为中国青铜器是独立起源的，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并且具有自己特殊的冶铜发展道路，与西亚青铜器明显不同。
郭静云则提出新说，认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长江中游的诸多遗址，也发现了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因此，长江中游的冶炼技术不仅源于本土，而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源头。
张海、陈建立没有明确否认“外来说”，但是特别强调了中国境内自身的技术积累。他们认为，4000年前中国境内在找矿技术、冶炼和陶范铸造商三大领域，已经拥有了本土化技术积累，为接受西亚青铜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你要是问我怎么看，我觉得郭静云的说法推理过度、实证不足，说服力较弱；白云翔的看法仅仅局限中国内部比较，缺乏更宽泛的欧亚大陆视野，不足以解释中国青铜器的真正起源。
但是，你要是觉得我完全支持“外来说”，就大错特错了。外来说和本土说的分歧，主要在于概念含混，没有进行清晰的内涵厘定。只要把概念厘清了，分歧就能迎刃而解，给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无论青铜器，还是青铜技术，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严格说来，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冶金技术体系或复合体，至少包含找矿、采矿、选矿、冶炼、制范、浇注、加工成型以及功能设计等多个环节。
用这些具体环节去衡量，而不是用笼统的青铜器或青铜技术概念去衡量，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青铜技术的找矿、采矿，是从欧亚大草原或西亚传来的吗？制范、浇注、加工成型以及功能设计，是从欧亚大草原或西亚传来的吗？显然都不是，或者大部分都不是。中国境内自五六千年前，就拥有黄铜和红铜冶炼经验，制陶积累的高温控制和窑炉技术，更是炉火纯青。这些经验和技术足以支撑独特的铜器冶铸。
事实上，自二里头三期文化伊始，中国青铜器就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草原或西亚的面貌。毕经纬曾比较中国与欧洲青铜文明的不同：前者以容器为核心，多由复合范铸成，纹饰多为幻想或抽象的动物纹样，最终多作为礼器随葬于墓中；后者则以武器、工具、人像等为主，兼用范铸法、锻打法和失蜡法，纹饰多以人物的形式表现社会生活或神话故事，有很强的写实性。
非常明显，夏商时代的青铜文明，是从中国境内长久以来的冶金、制陶和制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不同于草原和西亚的特征。用金正耀的话来说，中国西北铜器确实是欧亚大草原青铜文明在东方的延伸，中原青铜器则从起始阶段，就呈现出全新的金属技术和器用理念。
不过，如果说中国青铜器纯粹是本土起源，与欧亚大草原和西亚青铜技术毫无关联，明显又是瞎说。公元前三千纪，红铜、砷铜、青铜器物从新疆到中原或者西辽河流域的明显东渐，以及欧亚大草原、西亚和中国境内进入青铜时代的先后，都能充分说明中国铜器冶炼技术受到了外部深刻影响。而且，越往西北或者北方，铜器越带有明显的欧亚大草原、西亚特征。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原地区青铜冶炼的核心技术，比如选矿和冶炼环节，可能是从欧亚大草原或西亚传来的，至少受到他们至为关键的启发。多数考古学者支持“外来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如果把这事说的太绝对，就对中国青铜器不公平了。中国青铜器的大部分生产环节，都是依靠本土经验作为支撑的。
一个比较公平的说法是，中国青铜器既非完全本土的，又非绝对外来的，而是本土经验和草原、西亚青铜技术的完美融合，或者说是中国冶铜体系在草原、西亚青铜技术深度刺激下的一次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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