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任教于美国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在台湾联经出版了《西周史》，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好评如潮。该书1986年增订再版，到1990年，已经是二度增订，第三次出版。
1992年，增订三版出来后，许倬云让人寄给香港饶宗颐一本。8月25日，饶宗颐还收到许倬云的手书，希望他能提供读后意见。
饶宗颐读完后，没有讨论其它，唯独对许倬云采用钱穆旧说，即将晋南视为先周文化发源地，颇为不满。为了引起学界重视，他将这份审读意见发表于当年《二十一世纪》第十四期。
饶宗颐的意见，确实点到了先秦研究的一个痛点，即先周文化到底发端于何处，周人到底来自何方。
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从汉唐到乾嘉，传世文献都认为，先周都邑不超出陕西境内泾渭流域，周人起源于关中。但是，这个传统被钱穆打破了。
1931年，刚刚在京城学界崭露头角的钱穆，发表了《周初地理考》一文，提出“周人起于晋，而旧误以为在秦”。那两年，钱穆频发新论，让人刮目相看。
其实，当时殷商考古刚有眉目，先周考古还没提上日程，钱穆纯粹是以传统文献去反驳传统文献。他从传统文献得出一个大判断，认为周人先祖既然任职夏廷，他们的居地肯定距离夏墟不远。夏墟在晋南，周人先祖自然也应该在晋南。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将“周人源于晋南说”论证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在史学革命、疑古思潮的氛围下，钱穆这个新说得到热烈响应。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等人都表示赞同。一时之间，“周人源于晋南说”蔚然成风，成为学界最受欢迎的一种新观点。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后，这个观点得到考古学者呼应。1979年，邹衡依据考古挖掘，对先周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整理。他指出，先周文化有三大渊源，一个是殷商文化，一个是晋中光社文化，最后一个是西部姜炎文化。其中光社文化是先周文化核心，所以先周文化主要源于晋中。
尽管邹、钱观点略有差异，但是邹衡论文一出，还是让“周人源于晋南说”水涨船高。周人来自山西而非陕西，似乎成了定论。
几年后许倬云在美撰写《西周史》，便是融合钱穆和邹衡观点，追溯周人及先周文化的起源：
“钱（穆）邹（衡）之说的结合，当可指出周人入陕西以前，原在山西汾水流域发展。其地密迩北方的草原文化发展的地区，是以先周文化中有草原文化的色彩（如蛇形匕首、马头铜刀之属），而周人祖先在不窋以后与‘戎狄’混合及古公亶父受戎狄压迫而迁徙的传说，也因此很易解释了。”
即使到1990年增订三版，许倬云仍然据此阐释周人和先周文化起源。但是，远在美国的他可能信息受限，没有深刻感受到过去十年间，中国先周考古风起云涌，学界观点再次发生巨变。
这十年间，中国考古学界成功挖掘出刘家墓地、碾子坡遗址、郑家坡遗址等，揭开了先周考古的序幕。通过这些遗址，考古学界意识到周人文化的真正源头，不是在晋南或晋中，而是在陕西关中西部。
饶宗颐毕竟身在香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许倬云更了解内地考古的进展。在他看来，钱氏“喜取晚出同名资料作为民族迁徙佐证”，从方法论上就错了。研究先周文化起源，不能纯靠传世文献，必须以实地调查和考古作为核心支撑。
1981年，饶氏曾赴山西旅行一个月，到绛县访碧落碑，在夏县谒司马光墓，越中条山至盐池，踏查涑水地区，所以自信满满地称，晋南不可能是先周活动之地，“钱说纯出忖测”。结合已有考古，他断定先周文化的源头在碾子坡遗址，“钱说已无商榷之必要”。
1993年4月，许倬云刊文回复饶氏批评。本来，外人觉得饶氏批评有考古学支撑，许倬云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是没想到他思维缜密，硬是为自己开辟出一片空间，柳暗花明又一村。
许文表示，他引用钱、邹二位观点，与中国考古学界的新进展，并不矛盾。中国内地考古学界讨论的，是公刘至古公亶父时期的豳地，他自己所讲的先周文化，则是从周人始祖弃到公刘以后回归农业的长时段历史。
他觉得，具体到古公亶父前后，《西周史》的论述与饶氏所说并无差别。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过，长武附近遗址居于泾水上游，与传说中古公亶父迁居以前地望相当。长武附近遗址即碾子坡遗址等。
按照许文这个解释，他实际上将先周文化分成了两大阶段，一是不窋窜戎狄以前，另一个是不窋窜戎狄以后。前一个阶段，可能如钱穆、邹衡之说，周人先祖活动于山西境内；后一个阶段，先奔波于西北戎狄之间，后转至长武碾子坡遗址附近，继而在古公亶父带领下定居岐邑。
高手过招，直击要害而又胜义纷呈。饶、许的两篇短文，竟然神奇地框定了随后三十余年先周文化研究的走向与缺陷。
二十多年来的先周考古研究，确实如饶宗颐所言，基本放弃了钱穆旧说，而一心聚焦陕西关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公刘至古公亶父迁岐以前所在的豳地，到底是武功县的郑家坡，还是长武县的碾子坡。
目前，这两派仍然针锋相对，难以达成共识。总起来看，认为郑家坡遗址为豳地的意见略占上风。
如果公刘至古公亶父时期的先周部落，真的分布在武功郑家坡一带，那么周人迁岐背后的逻辑是，殷商攻打鬼方迫使陕北戎狄南下，严重挤压周人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不得不向西移动至周原，与姜戎所在的羌方结盟，以求自保。
不过，即使将来关于豳地的争论结束，问题仍然不会消失。豳地只是先周族人的居住地之一，公刘之前居住在哪里，不窋以前又居住在哪里，确实如许倬云所言，都是悬而未决的疑问。
许倬云援引钱穆、邹衡“先周文化源于山西说”，固然有失偏颇，但是他致力于讨论的这个问题，会始终困扰学界。
从目前来看，纯靠考古学，没法解答这个问题。考古学研究必须依赖文化遗存，而不窋以前，甚至公刘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存，显然是可遇不可求。他们那时候，也可能发展程度落后，根本没有形成文化遗存，这让考古学怎么追溯？
分子人类学似乎能提供一点帮助。关于西周贵族墓地的几个DNA结果，都显示西周贵族携带Q或N父系单倍群，作为黄河流域土著的O单倍群，倒是相对稀少。这意味着先周父系可能不是关中土著，而是从北方南下的。
以徐中舒、王克林、沈长云为代表的历史学者，也从文献推论周人来自白狄或戎狄。而考古学者杨建华认为，陕北李家崖文化东周时期的遗存，即白狄文化遗存，据此可推论白狄祖上应该在陕北。将以上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同样可以进而猜测周人先祖来自陕北地区。
商代时期的陕北，已经不是黄河流域土著的天下，而是分布着从内蒙古草原南下的朱开沟文化人群。有考古学者认为，李家崖文化人群就是朱开沟文化人群的后裔。
根据上述有限信息，一环一环地推论下来，结论让人吃惊，即周人先祖不是来自钱穆所说的山西，而是来自陕北，甚至是来自内蒙草原或东北草原。他们与商人先祖一样，都是南下的北亚人群。
不过，我个人又对这个推论抱有高度疑虑。毕竟，周人的擅长农耕、热衷宗族，以及对夏人夏文化的迷恋，与北亚人群气质反差实在太大了。即使朱开沟文化人群定过居、种过地，也很难令人相信，周人是从草原人群蜕变过来的。
再一个，历史文献所说的白狄，属于黄帝后裔的一支，换句话说，祖上仍属于黄河流域的土著，不是北亚南下的人群。即使周人真出自白狄，他们是黄河流域土著，还是南下的草原人群，仍然是个未知数。
这种种的疑虑，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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