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人的族群来源，目前仍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不过，从周人与姜姓羌人长期联姻来看，他们很可能夏朝时已经居住于关中西部，到商朝末年武乙在位时，分布在陕西武功县郑家坡一带，时称豳地。
当然，另有学者认为豳地在偏北的长武县碾子坡，而非武功县郑家坡。这里暂从多数看法。
距离武功县一百余公里的宝鸡，分布着一个最强大的羌人部落，此即商王室屡次讨伐的羌方。具体到考古学上，就是源于宝鸡西北陇县，后来向东扩张至周原的刘家文化人群。
尹盛平等考古学者认为，刘家文化人群是炎帝后裔、共工旁系四岳的传人，被赐姓为“姜“，氏名“有吕”。有吕氏等于有邰氏，即周人始祖弃母姜嫄的娘家。同时，也是后来姜太公吕尚所属的方国。
大概从夏代开始，同在关中西部的周人，便与西临的姜姓羌方联姻。其中，主要是吕和申两个氏族。商朝末年，周人居住在东边的武功郑家坡，羌方分布于西边的宝鸡地区。两者相互支持，但是又各自保持独立，形成了不同的考古文化遗存。
到古公亶父掌握族权时，陕北李家崖文化人群的鬼方，在殷商强力讨伐下被迫南下拓展，进入周人生活的边境，成为周人记忆中的“戎狄”。古公亶父审时度势，决定带领族人西迁周原，投靠长期联姻的姜姓羌方。
这是周人崛起的关键一步，也是后来的西周立国之本。夏人依靠北狄而兴，商人凭借联盟东夷而起，如果没有与羌方的深度融合，周人恐怕很难获得八百诸侯响应，翦商成为新的中原霸主。
周人渡过沮水与漆水西上时，姜姓羌方已经深入到周原，取代商人势力成为关中西部主导。如果没有长期联姻关系，他们是不会轻易让周人进入，分享周原资源的。
从考古遗存来看，先周文化与姜戎文化没有军事冲突，而是很快实现了完美融合。大概，这个时候，受外敌威胁的不止周人，羌方可能同样处境艰难。东来的殷商和南下的鬼方，对他们形成双重夹击，逼得他们不得不接纳周人，共同寻求自强之道。
事实证明，周人与羌方的结盟，是其命运齿轮转动的开始。周人不仅依靠羌方实力大增，得以抵御鬼方侵扰，还通过羌方打通南方和西方通道，与多个羌人方国取得联系，为后来组建翦商统一战线，奠定了战略基础。
羌方作为羌人的一支，与甘肃陇山以西、以南的羌人群体，存在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羌方的刘家文化，与陇山以西的辛店文化，拥有相似的文化来源，而蜀地的羌人群体，很多又是从陕甘迁徙过去的。所以，羌方与甘肃和巴蜀的方国，应该都能说上话。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时，曾得到八个方国的鼎力支持。这八个方国，一个在甘青地区、三个在四川、四个在湖北。甘青的羌，应该是羌方的扩大版；四川的蜀、髳和微，应该是广义羌人群体的成员。这意味着，周人至少通过羌方获得了半数以上同盟。
此乃周人革命成功的第一大法宝——组建翦商统一战线。
任何政治同盟，都是以绝对实力为前提的。没有实力的同盟国，只能是强者的墙头草，随风飘摇而无从自主。
古公亶父家族似乎深知此道。他们在强化姻亲同盟的同时，没有忘记打造自己的子弟兵。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道理，其实三千多年前就被周人先祖参透了。古公亶父知道，光靠结盟而没有直属军队，是不可能真正换取和平的。他们必须组建军队，研究兵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传世文献说，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西迁周原时，“从之者三千乘”，似乎他们在豳地时，已经拥有三千辆以上马车了。这显然是想象夸大之辞。牧野之战时周武王率领的大军才三百乘，古公亶父时代早了上百年，怎么可能拥有三千乘马车？
不过，从殷商和鬼方遗址出土来看，北方草原传来的战车已经在黄河流域蔓延开来，周人在豳地时便拥有马拉战车，是非常有可能的。只不过，他们受制于地理和资本，不可能拥有太多。否则，他们根本用不着躲避戎狄，直接以暴制暴就行了。
等到与羌方深度融合，这个缺陷被完美弥补。羌方控制的关山草原，是天然的上等牧场，不必精心喂养，就能自然生长良驹。秦始皇的祖先，曾经在那里负责养马。这些关山草原的良马，配上周人农业积累，使得周羌联盟组建专业军队，成为了可能。
史料没有说周羌联盟如何组建军队，我们只能依据蛛丝马迹拼凑图像。周人擅长领导和农耕，可以负责组织、生产和后勤供应；羌人擅长畜牧和作战，拥有充足马匹，应该主要负责当兵打仗，担当先周军队主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周羌同盟并没有选择挑战殷商。相反，古公亶父率领同盟归附了商王，愿意替殷商北上伐戎。作为回报，商王必定赏赐周人一定的特权和资源，例如作为战略资源的青铜武器，或者青铜制作技术。
农耕、战士、战车、青铜武器的组合，使得周人在短期内鸟枪换炮，实现了军队职业化和作战专业化，战斗力突飞猛进。古公亶父三子季历长大后，以替商王平患为名，多次率军北上讨伐西落鬼戎，以及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
战争乃当时家常便饭，不足挂齿。令人吃惊的是，古公亶父时代还闻风而逃的周人，仅仅过了一二十年，便将以上戎狄尽数击溃。据说，西落鬼戎，也就是鬼方的二十个翟王，统统成了周人俘虏。由此可以想见，周人军队短期内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晋陕北部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周人很难大规模使用战车。骑马作战更是后来才有的事。周人很可能使用马车运输士兵和粮草，到了战场以后，再让士兵下车步行作战。不过，这些战争磨练了战车技术，为周羌联盟组建专业化战车部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等到文王被释，回到周原正式翦商以后，这些以战车为核心的新式军队，便在关中、晋南和河南派上了用场。从《诗经•棫朴》所言“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来看，周文王伐崇之前，已经组建起了六个师的专业化部队。
周武王发起牧野之战的核心部队，也是文王所建立的六师。根据《史记》，六师配备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士兵四万五千人，共计不到五万人。又根据《尚书·牧誓》，可知其编制从高到低，分别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
据说商纣王仓促之间，组织了七十万人御敌。但是，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周人六师，无疑拥有远超商军的战斗力。他们在牧野以少胜多，击溃了本来尚能支撑的商王朝。
此乃周人夺取革命胜利的第二大法宝——组建武装革命力量。
有了统一战线，有了六大军兵，周人只是具备了击溃商周的实力。现实中，能不能真正完成翦商大业，还得看他们具体的策划和操作，而策划和操作合理与否，又取决于周人决策队伍的质量高下。
周人作为一个小邦，人才肯定不足以撑起翦商大业。但是，周原是一个多族群聚集之地，商人、羌人、戎狄、周人等杂居一处，让周人率先养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
古公亶父、季历时代情况不详，我们至少知道，到了文王周昌继位，周人已经打破家族和宗族观念，以周人子弟为核心，大量引进和起用外来人才，形成了高质量的智囊班子。
传世文献称，文王有太师、二虢、二蔡、三公、四友、八士，以及辛甲、尹佚、鬻熊等若干谋臣。《国语·晋语四》说，文王即位后，“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这是中国境内民主集中制的最早雏形。
太师即太公吕尚，二虢即文王的弟弟虢仲、虢叔，二蔡即文王儿子管叔鲜、蔡叔度，三公即文王儿子周公、召公、毕公，四友说法不一，《尚书大传》认为是闳夭、吕尚、南宫括、散宜生，《汉书·古今人表》认为是太颠、闳夭、散宜生和南宫括。
虢仲、虢叔、管叔、蔡叔、周公、召公、毕公都是周人子弟，吕尚来自羌方吕氏，南宫括来自宝鸡虞国，散宜生来自宝鸡散国，似乎都属于羌方族群，闳夭、太颠不详，既然没有明确记载，当不是周人自己的成员。
《封神演义》中的辛甲，本是纣王部将，后来去了陈塘关投靠李靖，跟着哪吒大闹东海，最后投靠西岐。真实的辛甲，确实曾为殷商旧臣，后来转到周人阵营担任太史。李零说他出自陕西合阳的莘国，可能与太姒同族。
尹佚即古书所谓的史佚、作册佚，尹是作册尹的简称，作册尹是史官之长，佚是他的名字。尹佚即担任史官之长的佚。我们不知道他来自何地，但是具备这种知识结构的人，恐怕像辛甲一样，更多来自殷商所在的东方。
鬻熊是楚国王室的祖先，据说属于黄帝部落分支。清华竹简《楚居》称，鬻熊原本居住于“京宗”之地，学界一般认为这个京宗，应该位于鄂西或者鄂豫陕交界地区。殷商末年，鬻熊远走关中西部投靠文王，担任周人火师。他的后代后来被封回楚地。
从以上信息可知，至少周文王即位以后，小邦周已经抛弃严格的宗族和家族观念，大范围选拔人才作为智囊储备。这些智囊来自三大群体，核心是周人自己的杰出子弟，谋士是羌方联盟中的战略专家，辅臣是来自东方殷商旧部的知识或技能专家。
以上三大来源构成的周人智囊团，覆盖整个黄河中上游，甚至延至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具备了俯瞰中原、纵论天下的战略眼光和知识储备。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周人在翦商大业中，为何能够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又能够刀刀见血、直击要害，最终将纣王送上了火葬场。
此为小邦周夺取革命胜利的第三大法宝——不拘一格选拔智囊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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