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都不是问题关键

文化   2022-08-31 15:15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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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雄文,对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进行重新评价,颇受圈内外人士关注。本来觉得这个问题自有公论,没什么可讲,但是既然大家都如此关注,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一篇力挺该文的公众号文章。这篇公号文章表示,《历史研究》的“闭关锁国”一文(以下称“闭关锁国”文),完全是一篇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文章,反倒是那些批评的人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说实话,我认真读了全文后,感觉确实有一定的学理探讨成分。传统的“闭关锁国”说法是四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主要是为改革开放提供舆论铺垫,整个解释框架很粗糙,确实需要从学理角度进一步梳理和阐释。
“闭关锁国”文将西洋侵略纳入到明清外交政策中来讨论,进而具体考察明清两代政府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得出“自主限关”而非“闭关锁国”的结论,也确实具有一定学理性,推进了传统较为粗糙的“闭关锁国”说。
但是,通读“闭关锁国”文,可知作者显然不是纯粹的学理考证。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当年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铺垫的“闭关锁国”文章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以论代史,力图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
只是,“文革”结束后“闭关锁国”文章的意图,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铺垫,而今天《历史研究》的“闭关锁国”文,却明显是为了相反的目的而努力。两者一比,境界高低,一目了然。
即使纯从学理来讨论,新的“闭关锁国”文很多说法也站不住脚。
1. 在今天的“闭关锁国”文中,作者借助概念史的溯源方法,认为“闭关锁国”根本不是中国传统概念,而是近代中日文化嫁接的产物,进而言之,是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投射。既然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当然不能用。
要是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其实不仅“闭关锁国”不能用,估计大半白话文概念都不能用。现代白话文的很多概念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都可以归属到西方文化霸权上去,都不应该使用。可是,要是那样,我们怎么说话?难道重新启用文言文?

2. 文章说明代海禁是针对本国人民的,是为了切断敌对势力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清初施行海禁,则是针对郑成功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明清两代后来都及时作出了调整,允许中国商民出洋,也允许外商入华经营上海贸易。只是,清政府出于海防需要,禁止南洋贸易,开放东洋和西洋贸易。
这样说来,好像明清两代不仅不是“闭关锁国”,连“自主限关”都算不上,而应该是对外开放了。可是,如果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如果真的对外开放,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怎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君臣连英军来自何方、为何而来,都完全搞不清楚?打起仗来,连个翻译都没有?再说,清代西洋贸易依赖南洋中转,南洋都禁了,西洋贸易能行得通?西洋行不通,南洋不能走,只剩东洋,开放的幅度又能有多大?
3.文章声称明清朝廷的“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据此,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只要是打着维护国土安全的幌子,明清政府就可以,而且应该限制对外交往,禁止老百姓出海打鱼或者经商,或者进行交流。
事实上,以前的“闭关锁国”论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谁都知道,明清政府自我封闭是为了应对“倭寇”、郑成功或者洋人。没外部敌人,谁吃饱了撑没事自我封闭?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长远看来,这种应对是好是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除了闭关锁国,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应对之道?我们批判的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性,不是其防御性。
4.文章说,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这种说法,似乎“闭关锁国”主要是别有用心的学者,故意扭曲明清外交政策、干预中国国家主权的一种错误行径。但是,这种说法将历史与现实混杂,将政治与学术混杂,实际上不合理的。
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别国别人无权指手画脚。但是,明清两代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历史研究课题,不是现实外交,谈不上国家主权。如果明清外交政策属于国家主权,那么中国境内三千多年的外交都可以归属国家主权,都不能容许外人讨论,这显然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
通行的看法是,不必说明清外交属于历史研究的课题,即使当前中国外交,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应该允许学界进行讨论。如果政府觉得荒谬的,最多不采纳就是了。至于有国外学者称明清“闭关锁国”违反国际法,当作一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自己也讲了,将明清外交政策概括为“闭关锁国”,并不是外国学界的发明,而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的自主创造。以个别国外学者的“妄议”来否定中国史学家的本土观点,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今天公共舆论对该文的主流看法,就可以感受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公众自己倾向于将明清外交概括为“闭关锁国”。当然,这种概括准确不准确,值得继续讨论。
5.作者通篇为明清外交辩解后,也沉痛地指出了“自主限关”的恶果:“限关只能得到短期自保,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侵略;限关只能得到短暂喘息,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局面;限关只能得到一时利益,无法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因此,在明清对外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疲于应付,时而多口通商,时而“一口通商”,管理措施细碎烦琐,消极防御注定不能改变中西力量对比。
“自主限关只换来短暂的成效和一时的喘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清王朝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走向,更不可能改变西方殖民者贪婪的本性和觊觎中国的野心。当基于工业革命而日益强大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私欲不断膨胀时,当嘉庆、道光两朝政治腐败日趋严重时,自主限关就难以为继,再也无法支撑清廷的统治,中国进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既然“自主限关”为后世中国埋下如此的苦果,让中国完全失去了与时俱进的能力,那么为这种“自主限关”政策辩护还有什么意义?将“自主限关”与“闭关锁国”区分还有什么意义?实在是想不通。
6. 我觉得,看明清政府是不是“闭关锁国”,不能仅仅看他们颁布的具体海禁政策,还应该考察明清两代朝廷的对外交往理念,看看他们对世界抱着一种什么的姿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从乾隆接见英国使臣来看,称明清两代政府抱着“闭关锁国”思维是没有问题的。否则,我们根本没法解释,清政府及其臣民面对西洋侵,是那么的恐慌、无助和迷茫。
一句话,无论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服务来说,反思明清外交政策永远比为其唱颂歌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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