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到文王拘而演周易，我的意思是文王被囚期间，可能夜深人静之际真的琢磨了占算之术，但是以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推演易术。充其量，只是思考了一个大体脉络，后来被子孙落实了。
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不仅文王没有推演六十四卦，而且伏羲也没有创制阴阳爻构成的八卦。今天我们看到的阴阳八卦，是两汉期间才形成的，与伏羲、文王甚至周公，都没有半毛关系。
既然如此，《周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否定了伏羲、文王，总得给出一个正面的解释，说明《周易》的来龙去脉。这一讲就撇开伏羲、文王，专门说说《周易》的形成原理和底层逻辑。
需要首先说明，这里所说的《周易》，是指由卦爻及卦爻辞构成的本经，不包括解释《周易》本经的《十翼》。《十翼》是战国期间成书的，这是学界共识，没什么异议。
要说明《周易》本经的来源和形成，必须从三千多年前的占卜谈起。
从目前考古来看，中国与西亚先民从五六千年前，甚至七八千年前开始，就呈现出一个很大的信仰差别。西亚先民信仰不同人格化的神，几乎一个城邦一个主神，然后依靠祭司去祈求神意。作为个人，只要跟着祭司信仰神灵，听祭司阐释神意即可，不需要动脑筋琢磨神意。
中国先民也信仰各种神灵，只不过方式与西亚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神意蕴含于大自然中的特定物象，而不是通过祭司或先知转告人间，所以只要通过特定手段分析这些现象，就能提取神意，判定吉凶。
你看商人，他们相信存在一个上帝，但是从来不问上帝什么样子，也不想着直接与上帝进行交流，而是尝试通过观察卜骨或卜甲裂缝，来揣摩上帝的旨意。这与古西亚通过祭祀或先知求取神意，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在这里，特定手段而非通神能力，成为了区别中西的关键。古西亚以及后来的欧美，依靠祭司或先知祈求神意；中国境内的先民，则凭借特定的通灵技能获取神意。祭司或先知的通神能力不能复制，通灵技能则可以通过训练来掌握。理论上来说，谁有机会掌握通灵技能，谁就能够知晓神意。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传说中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时代。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可以学习通灵技能，探测神意。只是，等到国家出现，统治者无法容忍人人探测神意，遂“绝天地通”，将通灵技能垄断到了自己手中。
从考古来看，中国境内先民求取神意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其中以卜和筮最为重要，最为权威，至少商代是如此。两者都是求取一个兆象，据以提取神意，判断吉凶，但是方式完全不同。
卜是钻凿火灼龟甲或牛肩胛骨，求得一个蕴含神意的裂纹，作为分析神意的依据；筮则是用蓍草或竹棍排列组合，求得几个蕴含神意的数目字，作为祈取神意的凭借。卜根据物象来占卜神意，可以叫物象占；筮根据数字来占卜神意，可以叫数字占，也可以直接叫作筮占。
筮占的本质，是采用特定数量的策或算筹，按照一定筮法得出一些数字，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由于计算过程中变数很多，这种筮占又被称作“易”，或易术，易是变化之意。商和西周时期，各地流行着很多种易。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连山》《归藏》和《周易》三种。
据说《连山》是夏人的易，《归藏》是商人的易，《周易》是周人的易。《连山》失传，《归藏》仅有秦简残篇，《周易》留下了完整经本，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周易》本经，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楚简。
对于战国以前的各种易术，包括《周易》，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样说也不完全对，因为自北宋以来，有人不断在青铜器、卜骨等器物上，发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竖写符号。只是没人看得懂，也没人觉得多重要，遂视而不见，存而不论。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考古学传入中国，带有这种奇怪符号的出土器物越来越多，逼得学界不得不给出一些解释。1932年，郭沫若猜测那些奇怪字符是族徽；1956年，李学勤说那些奇怪字符让他想起《周易》的“九”和“六”；1957年，唐兰更进一步，指出那些奇怪字符是数字。
学界真正的觉醒出现于1978年。当年年底，吉林大学召开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古文字学家张政烺临时受邀，谈谈对奇怪字符的看法。张老先生列了个提纲，提出一个石破惊天的看法：那些奇怪符号，可能就是商周时期的筮数，也就是易术记录。
这一下子，仿佛打通了学界任督二脉，让学者们豁然开朗。原来，他们梦寐以求、苦苦寻觅的商周筮占，竟然不是采用阴爻和阳爻，而是完全用数字来记录！那个时候的筮占，都是数字形式，三个数字的是单挂，六个数字的是重卦。
此后，学界将这种数字占卜称为数字卦。
接下来的问题是，东汉以来的《周易》本经，与商周时期的数字卦，到底是什么关系？前者另有渊源，还是从数字卦演化而来？如果从数字卦演化而来，太令人不可思议。在此以前，人们都以为伏羲画卦，直接创制了阴阳爻，现在要让人相信阴阳爻是从数字演变过来的，属实有点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李学勤、李宗焜、邢文等为代表的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看法，认为周易阴阳爻另有源头。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存在两种占算符号，一种是数字，另一种是横画断连的阴阳爻，两者并行不悖，各有渊源。换句话说，《周易》阴阳爻不是从数字卦演变来的。
这恐怕也是社会大众的直觉。毕竟，贾湖遗址、高庙遗址、桥头遗址、跨湖桥遗址、大汶口遗址等，都发现了类似八卦或阴阳爻的符号，再加上伏羲画卦的传说，足以让人们相信阴阳爻自古就有。
但是，学术研究可能让各位大失所望。越来越坚实的学术研究，都显示《周易》是从数字卦演变来的。唯一的争议在于，原本由多个筮数构成的数字卦，到底如何变成了横画断连的阴阳爻符号。
张政烺老先生活着的时候，无缘得见清华简《筮法》篇，完全是瞎子摸象般地推测数字卦的演变。他抱着一个信念，即商周筮占不是把数字纯当数字，而是更多把它们当作两种符号，一种是奇数符号，一种是偶数符号。奇、偶数字性质相同，所以奇数和偶数可以各自互通互换。
他通过统计收集的数字卦，发现不见数字二、三、四，便推测筮占人员可能用其他数字替换了，因为先秦二、三、四皆由横画构成，竖写时容易造成混乱。三替换为一，二、四替换成了六。占出三的时候，就写成一；占出四的时候，就写成六。
按照这个原则简化下去，原本是九个筮数的占算，慢慢就变成以一、六，或者一、八为主了。再后来，一变成了阳爻，六或八变成了阴爻。李零说，他老师张政烺其实是被阜阳汉简报道误导了，以为阜阳汉简中的阳爻写作一，阴爻写作六。否则，他会得出《周易》阴阳爻来自一、八的结论。
不得不佩服，张政烺推测的大方向完全正确。2008年，他去世三年后，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一篇《筮法》，属于战国楚地筮占教科书，里面记载了完整的八经卦。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八经卦皆由数字表示！
清华简《筮法》一出，争议顿消。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周易》阴阳爻就是从数字演变来的。连李学勤也不得改变看法，承认战国楚卜筮祭祷简易卦为数字卦。他在公布《筮法》整理报告时说，《筮法》是以一为阳爻，而以六为阴爻。《筮法》是楚地易术，与《周易》不太一样。
受清华简《筮法》的启发，学界再回过头审视《周易》时，便有了新的理解和判断。丁四新说，张政烺以前仅根据“数字集中”原则，去推测从数字到阴爻的演化是不合理的，真正决定筮数的是筮法。
根据《周易》大衍筮法，可得出六、七、八、九四个筮数。其中七和八出现频率较高，所以被当作了静爻、体爻、常爻，演化为横画断连的阴阳爻。七简化为一个长横，八被拉平为两个短横。九、六作为动爻、用爻、变爻，则被用来做了爻题，说明爻的属性。
所以，《周易》的阳爻和阴爻，是分别由筮数一（七）和八转化而来的。
李零也说，目前看到的三个《周易》古本，即上博楚简本、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都是以横画表阳爻，两撇表阴爻，书写形式完全等同于十位数字卦的一、八。换句话说，阳爻来自一，阴爻来自八。
至此，《周易》的神秘来源终于浮出水面。它最初的形态，是商代的十位数字卦。更准确地说是数字六十四卦。文王被囚羑里时，可能运用数字卦推算过周人命运，也可能思考过卦序卦辞，以便使其更符合周人的习惯和文化。回到周地后，他把这些思考传递给了儿子们。
周人克商以后，文王被囚成为神迹，他思考过的数字筮法被奉为了神术。周公遂组织巫祝班子，给这套数字筮法加上了文字阐释，即卦名、爻辞和卦辞。当然，有些东西可能文王已经思考过，给楚了答案。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的样子，便是以一（七）、八、九、六四个筮数组成的卦爻，再加上卦名、爻辞和卦辞。《春秋》《国语》作者看到的《周易》，孔子看到的《周易》，都是这个模式。那时候，还没有阴阳爻。
到了战国年间，《周易》卦象简化定型，一（七）和八分别脱离具体数值，成为一种爻象符号，代表所有筮数，九和六则成为说明爻之阴阳属性的爻题。秦汉时期，一和八被完全改造为横画断连的爻象，最迟到东汉中叶，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卦爻象。
据此，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周易》本质上就是一种占算之术，而且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占算之术。它首先将吉凶祸福分门别类确定好，共计64大类、384小类，即64卦和384爻，然后给每个爻、卦标上文字说明，作为阐释依据。这些文字说明，大都是周王室的所见所闻或经验总结，个别是商王室的逸事。
占算时，按照周人确定的大衍筮法，实际上就是一套独特算法，先后得出6个数字，合成一卦。然后，就可以到六十四卦中去寻找对应的卦爻辞。不管你占算什么，一律按照对应的卦爻辞，来解释占算之事的吉凶。
其中的变数，是6个数字中六、七、八、九的先后，会导向不同的卦爻辞，以及不同占算人员对卦爻辞的个人理解。卦爻辞简之又简，为个人添油加醋提供了充分余地。
那些卦爻辞都是3000年前周王室写成的。在某种意义上，用《周易》进行占算，就等于让3000年前的周王室，再附加占算者的个人理解，来框定你的吉凶祸福。
这就是《周易》的底层逻辑。你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灵不灵，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心理感觉。就像欧美的基督教信仰，你认为上帝存在，他就存在；你认为他不存在，他可能就真的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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