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到武王病逝后，他的三弟和四弟兵戎相见，上演三年残酷的同室操戈。最终，四弟周公获胜，王室政治得以稳固。当然，清华简《系年》对此事有不同记载，它没提三监叛乱，而是说商人旧部趁武王去世，杀掉三监拥立武庚发动了叛乱。
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咱们暂且不管。我们这一讲，来说说周公对西周王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具体贡献。毕竟，两千多年来，周公作为宗法文明的创立者，与孔子始终被儒家并列为两大圣人，在中国历史上拥有巨大影响力。
我们要探讨的，是周公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人，创建了什么样的宗法文明，又对中华文明做了什么贡献。
从有限史料来看，周公是一个深谋远略、精明至极的政治家。他宁可辅佐成王，也不继承天子之位，主要是为了避免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要是答应武王继任王位，必定会引发管叔和姜姓羌人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他继位会挡住侄子周诵的路，断掉姜姓军功集团稳固权力的念想，导致西部羌人离心；另一方面，他继位又会阻碍管叔鲜的路，让三哥心生不满，乃至揭竿而起。一旦东方三监与姜姓羌人联合，周公处境就会非常被动。
以退为进，将周成王推向前台，自己稳居幕后掌握实权，才是最巧妙的政治安排。只要挫败三哥挑战，就能继续维持周羌联盟，稳固刚刚打下的江山。
周人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周公旦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还具备出色的大局观，以及不失忠厚仁义的本性。他严厉镇压挑战者，但是不乱打乱杀，得饶人处且饶人，还再三强调为政以德、怀保小民；他当仁不让担任摄政、主导政局，却又不贪恋王位、据为己有，心中始终有一个集体观念。
这样一个政治家，率军克服东方挑战以后，会有什么感想？或者说，他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当然是王位继承。他和管叔鲜等三兄弟的残酷战争，就是由此引发的。此前，商人和周人自己兼行兄终弟及和父终子继，没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惯例，结果都引发王室内讧。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同室操戈的故事还会在反复上演，并蔓延到各个诸侯国。
周公显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知道，必须带领王室确定一个明确惯例，确保王位交替和平进行。王位继承问题解决了，照葫芦画瓢，诸侯以及其下面的权位继承，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对周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实践来看，父终子继似乎比兄终弟及更能避免王室内讧。殷商末年和从古公亶父到武王的先周，已经尝试采用父死子继原则。
但是，如果周公选择父终子继，将意味着武王传子、成王传子成为惯例，他自己的血脉与天子之位永远无缘。换句话说，周公将牺牲自己的小家族，成全王室大家族。
周公不是一个绝对大公无私的人。他率军平定东方以后，把六个儿子封在河南、河北、鲁西南境内，又将老大伯禽的鲁国，从河南迁移到东夷核心区的淹地，也就是今天的曲阜境内。这些地方，都是殷商时代的要冲。
同时，周公还以成王名义发布诏令，命召公统辖陕原以西，自己统辖陕原以东，并在豫西修建了副都洛邑。这实际上将刚夺取的天下一分为二，陕原以西的王畿归成王直辖，陕原以东的殷商故地归自己代理。
很明显，周公当初拒绝武王的继位邀请是以退为进，希望以更正当、更合理的方式扩大小家权势。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对于确立什么样的王位继承原则，迟迟下不了决心。是趁势选择兄终弟及，谋取天子之位，还是以大局为重，将父死子继合法化？他反反复复思考两三年，才在归政成王前夕痛下决心，抛开小家私利，将王室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是为宗族立规矩、行家法。什么叫宗族？按照周人传统，宗族就是前后相继的五代父系血缘亲属。五世是个坎，过了这个坎，第六代就不算同一宗族。这个规矩一直传到今天，我们还说出了五服不算一家人。
对于周成王来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他必须传位给自己的嫡长子，周公和他在世的兄弟们，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能再觊觎天子之位。理论上，天子之位将永远在武王、成王一脉相传。
这样的权位传承也有困境。那时，有头有脸的人都有多个女人，儿女成群。天子后宫自然更为宽裕。如此一来，要想确定嫡长子，就必须先分出一个亲疏，排除一大批。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没必要将儿子们分个亲疏远近，现在既然要挑选一个儿子接班，就必须确定入选资格。
周公想出的办法，是强化周人早已有之的正妃和偏妃观念，以正妃为嫡室，以偏妃为侧室，嫡室所生即嫡子，侧室所生即庶子。嫡子代表着正统和主流，庶子表示辅助和旁支。嫡室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
根据周公确立的宗族规矩，嫡长子是宗族未来的大家长，自动继承父亲权位。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嫡长子是未来宗族大家长，所以被称为宗子，他的兄弟们则称别子。
别子虽然是辅助和旁支，但毕竟也是宗族之长的亲骨肉，不能太过亏欠。周公确立的规矩是，嫡长子继承父亲权位，别子降格受封为畿外诸侯。
从这个角度来说，分封制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必然补充。要是权位给嫡长子，而别子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可能联合起来造反。嫡长子吃肉，至少得让别子喝点汤。所以，王室必须拿出大片土地和人口，作为对别子的补偿。
一旦被封出去，这些别子分门立户、另取氏名，又成了各自小宗族的大家长，进入“宗”的行列。为了将其与天子相区分，周人便称天子为大宗，意为大家长，诸侯为小宗，意为小家长。
大家长与小家长固然是亲兄弟，但是既然一个为主一个为次，一个为天子一个为诸侯，就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事实上，自从大汶口和龙山时代开始，东方就形成了以礼器区分等级身份的传统。最初是用陶器，后来升级为青铜器；最初主要局限于个人吃喝，后来延伸到宴饮和墓葬。
周公应该是把旧日殷商礼仪人员招来，将这种象征身份的礼器等级传统，更加具体化和礼仪化了。他们围绕吃穿住行和婚丧嫁娶，几乎每一个人生环节，都设计了代表不同等级的物质待遇。
周公时代的具体礼仪，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只能依据春秋战国文献窥探一二。根据这些文献，天子可以娶十二女，诸侯只能娶九女；天子可以使用九鼎八簋，诸侯只能拥有七鼎六簋；天子可以坐六驾马车，诸侯只能坐四驾马车；天子能够祭祀七座先祖宗庙，诸侯只能祭祀五座先祖宗庙。
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作为想象的凭借。真正的西周代礼仪，应该是涵盖每一个生活细节的。
殷商时代，区分上下等级的，主要是以青铜酒器为主的礼器。周人延续了这一传统，也以酒器作为核心礼器，区分上下尊卑。不过，武王、周公深以“商人嗜酒误国”为戒，再三要求王室子弟不要贪杯，甚至禁止喝酒。因此，到了西周中期，周王室几乎把青铜酒器都换成了食器，以青铜食器作为区分身份等级的主要象征。
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这是商周礼器的一大革命。
天子与诸侯身份有别，诸侯内部也有差等。嫡出与庶出诸侯不一样，同姓与异性诸侯不一样，同盟诸侯与归附诸侯不一样，立过功的与没立过功的也不一样。因此，周公必须将诸侯分个高下。
两千多年来通行的说法是，西周设立了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来区分诸侯的级别。以太公、周公、召公为代表的诸公，是最高级别的诸侯；极为少见的男爵，比如姜姓许国的国君，则是最低级别的诸侯。
现在，这个通行说法差不多被推翻了。傅斯年说，公侯伯子男都是西周家族内部称呼，并非是官爵。近年来，学者发现西周时期的铭文资料，根本不见公侯伯子男五爵的说法，至少伯、子不是爵位。韩巍认为，能够确认为爵位的，主要是“公”和“侯”两种。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周公没有来得及确定五等爵。他只是仓促地设计了一个粗略的诸侯等级框架。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成熟的诸侯爵位，是到了西周末年或春秋时期，才逐渐成型的。
其实，周工制礼作乐的时代，不仅诸侯之间的五等爵没有成型，连我们更熟知的卿大夫士爵，也不见踪影。这个问题，阎步克已经梳理清楚，指出卿大夫士爵的原型，是西周贵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爵。通俗地说，就是参加王室招待时的席位座次。
按照阎步克的说法，西周君臣确实已经存在等级，但是不叫卿-大夫-士，而是叫作卿士─师尹─御事。卿士─师尹─御事通过乡饮酒礼及朝廷飨燕，分别获得了卿、大夫、士三种席位爵次。后来，这种席位爵次演化成了官位爵。
这样说来，周公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在天子、诸侯之下，设置卿、大夫、士三种爵位的官员。他设置或者完善的，可能是卿士、师尹、御事三个级别。据此，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士，卿士分封师尹，师尹分封御事。
至于卿士、师尹、御事之间，在礼器、礼仪上如何相互区分，现在更不得而知。唯一能够推测的是，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及朝廷飨燕时不能随意坐，而是必须坐到特定席位上去，使用特定的酒器。酒器与等级相对应，所以春秋时期周人便干脆以酒器之爵，来区分等级秩次。
说了这么说，其实都在讲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最为棘手的权力交接问题的。天子交接已经引发兄弟相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同室操戈，宗族内乱。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周人传统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为了安抚别子，又大力推行分封制，让别子到外地当诸侯，作为补偿；为了防止诸侯割据一方、分崩离析，又以大宗、小宗名义将天子与诸侯拢为一体，按照家法要求小宗服从大宗，既要坚守尊尊，也要秉持亲亲。
这便是西周宗法制度。它实质上是一种宗族资源分配机制，是在贵族血缘内部追求权力与亲情平衡的理想设计。在这种机制内，礼与权是对应的，有一分权便须遵一分礼，遵一分礼便能享一分权
这种机制与普通百姓根本没关系。它不可能允许普通百姓分享权力，自然也不会要求普通百姓遵守宗法礼仪。《孔子家语》中，孔子解释“礼不下庶人”时，称“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完全是曲解。
西周的礼制是配合权力来的。普通百姓毫无权力，让他们守礼干嘛？让他们跟着守礼，只能搞乱贵族内部的家法和规矩。对周公来说，民是民，官是官，两者不是一路人，各自有各自的约束。贵族遵礼，平民只须守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能说周公是西周王朝政治文明的创建人，而不能说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直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横空出世，才将周公和他创建的西周宗法文明，拓展为更具普及性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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