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动辄称夏商周上古三代，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夏朝，始终没人说得清。即使到了今天，二里头已经被考古学确定为夏朝末都，直接证据依旧阙如。
为什么？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是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没有出现文字，无法直接证明此即夏都；二是甲骨文三番五次提到“羌”，却惟独没有提到“夏”。夏是到了西周才被提及的王朝。
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为何殷商不提夏，过了五百多年后，周人却知道有一个夏存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周人说了谎话，根本不存在一个夏，夏是周人虚构出来的；要么殷商提到的“羌”即夏，而周人是夏人后裔，所以能记得先祖基业，取得天下后恢复了祖先名誉。
不过，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相距只有6公里，而且又前后相继来，这说明殷商之前确实存在另一个政权组织。殷商是推翻了二里头政权组织，才在6公里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了新都城。
从这个角度推断，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更大，更符合历史事实。换句话说，夏朝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殷商不称其本名，而以具有贬义色彩的“羌”代替。殷商笔下的“羌”，即周人口中的“夏”，或者说夏人是羌人的代表。
夏人是羌人的代表，可能吗？完全可能。历史上的“羌”是一个伸缩性概念，不等于现在的羌族。现在的羌族，是特定地区的特定族群；而历史上的羌人，在不同时期涵盖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
人类学家王明珂注意到，羌不是某个特定人群的自称，而是殷商对异族或敌对人群的一种称号。这些人群生活在殷的西方，具体地说，就是河南西部、陕西南部和陕西东部，他们不是一个统一族群，只是都属于殷商的异族，甚至可能与殷商敌对，所以被殷商贬称为“羌”。
殷商一代，商人与羌人的敌对，构成了历史主线。商人除了偶尔征讨东夷，主要精力就是攻打西方的羌人。他们对羌人恨之入骨，不当人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俘虏来的羌人作为人牲。
分析至此，问题就渐渐清晰了。殷商时期的羌人，是生活在目前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的非商人群。这个被称为“羌”的泛指人群，大概包括了华夏族群和后来氐羌族群的祖先。
这个时候，华夏人群与藏缅人群虽然分离了，但是两者仍然大面积交错，在陕甘、青海和川北杂居在一起。不断有华夏族群分化出去，从事畜牧或者游牧，成为氐族羌族祖先；也有所谓的氐族羌族先人，不断地进入华夏族群圈子，接受华夏文化熏陶，成为华夏族群一分子。
即使到了殷商时期，周人仍然与羌人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甚至与主导西羌的姜姓部落世代通婚。
夏商时期的陕甘地区，恐怕仍然是华夏与非华夏杂居的状态。这种杂居使得华夏族群与非华夏族群，比如羌族、氐族的先祖，存在密切文化交流，甚至会共享某些精神或记忆资源，比如大禹治水。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准确理解自古以来的“禹自羌出”传说。
这个传说，先秦已经存在，但是后世理解不一。司马迁只是说“禹兴于西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文献转来转去，就变成了“禹生自西羌”，“大禹出西羌”。不仅如此，大部分人还将这个西羌，理解为后世羌族聚居的川西北一带，如汶川、北川、都江堰。
暂且不说将司马迁“禹兴于西羌”，理解为大禹出自西羌对不对，即使真的对，先秦的西羌是指川西北吗？现在，考古学已经充分说明，4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西北部，生活着三星堆人先祖。
三星堆先祖是从甘南下来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当时还处于文化较低的社会阶段。4600年前被南部宝墩文化征服，直到3600年前才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换句话说，4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人群，正处于被外来文化征服阶段，而且这个外来文化的源头，是长江中游屈家岭人群，或者说苗瑶人群文化。
大禹会出现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吗？宝墩文化尚处于新石器阶段，生产工具是石器、骨器、木器，依靠这些东西，大禹能够挖土开石、疏浚河道吗？可能性很小。即使可以，如果他根基在川西北，又如何能够成为东方华夏族群的领袖？
更合理的理解是，先秦“大禹西羌说”中的西羌，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西羌”，而是殷商流传下来的西羌。对于殷商来说，羌人在他们的西边，所以羌人所在之地即为西羌。无论大禹出西羌说，还是大禹兴起于西羌说，都是指大禹出于豫西、晋南或陕东某地，并在那里建功立业，逐渐成为华夏族群盟主。
古气候研究和考古研究，都能为这种理解提供支持性背景。
黄春长等人2011年发表的文章显示，距今4300年到4000年前，黄河流域关中盆地由于季风状态失稳、气候多变，多次爆发大洪水。2005年汪永进发表在《自然》的文章同样显示，4200年前左右，亚洲受太阳辐射变动、季风减弱因素影响，出现了长时段旱涝交替现象。一般先是多日干旱，接着是大回转，暴雨如注。
这个长时段的旱涝交替，可能导致了长江中下游文明崩溃。山势陡峭、河流湍急的上游岷江流域，肯定更容易发生大规模洪涝灾害，也逼迫部落首领率众治水，留下英雄治水的传说。
但是，川西北治水的英雄，恐怕并不是大禹。那里的治水英雄，手持石器、木器、骨器之类工具，很难取得巨大成效。
如果大禹位于陕甘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4200年前，当洪水期到来时，甘肃恰好兴起了一个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与河西走廊人群互动，引入了盛行于西亚和北方草原的青铜技术。考古显示，5000年前甘肃就出现青铜刀，4000多年前坤青铜刀已经取代石刀，成为较为普遍的工具。西宁沈那遗址，甚至出土了一件61.5厘米长的青铜长矛。
从时间推断，齐家文化人群就是杂居的华夏人群与氐羌先祖。大禹或者是其中一员，或者是从中原东部赶来，掌握了青铜技术或青铜工具。他和他的部落，凭借青铜工具取得巨大治水成就，并依靠青铜武器成长为华夏部落的最强者。
传说的虞舜禅位于禹，不是简单的让贤与能，而是大禹部落依靠青铜武器强势崛起后的迫不得已。如果大禹仅仅依靠贤能上位，不可能将公天下变为私天下。
因此，夏王朝出现的真实背景，是大禹部落通过疏浚河道，积累了最先进的青铜资源，获得了大量民众的信服，掌握了黄河流域的山川地理。在这个基础上，大禹家族才敢于“私天下”，遇到有扈氏部落挑战时，能够成功镇压。
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华将齐家文化视为早夏文化，有一定道理。
大禹部落来自羌华杂居地区，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犷勇武之气。因此，夏代统治充满了暴力与血腥。易华注意到，《史记·夏本纪》从启崩到桀亡四百余年，帝崩、子立、失国、征伐是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推断，大禹及其后代所建都城，最初不会超出山陕地区，那里既是他的治水成功之地，也是部落世居之地。后来随着国力增强，夏人统治者才将都城迁到了河南二里头。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如果大禹部落出于山陕或者山陕以西，为何四川汶川、北川、都江堰一带，如此流行大禹治水传说？其实，只要拿来地图，看看成都平原北部地理环境，就能明白一二。
成都平原与甘南、关中，直线距离并不远。甘南与成都平原之间是岷山，关中与成都平原是秦岭、大巴山。这几道山脉山势险恶，将四川与黄河流域隔开，搞得众所皆知“蜀道难于上青天”。
不过，“蜀道难”并不意味着此路不通。事实上，自古以来，陕甘青海地区人群就不断通过岷江流域，进入成都平原。三星堆人的老祖宗，就是从西北方向迁来。至于关中、晋南和蜀地，也有夹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汉中作为缓冲，并非南北隔绝。
大禹部落活动的甘肃和山陕地区，本来就是羌华杂处之地，或者说是殷商所谓的西羌地区。七八千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大量人群，要么向西南进入川藏云贵，要么向东进入关中和中原。还有一部分，如三星堆人先祖，南下进入成都平原。
4200年左右，洪涝灾害严重的岷山与平原交界处，本来可能就有英雄治水传说。这个地区如果不治水，没有办法定居和农耕。此后若干年里，北方南下移民将大禹传说引入川西北，与当地治水英雄发生了混淆，逐渐演变为大禹传说。
李祥林专门研究川西北羌族文化。羌族有三位始祖神，分别是阿巴炎、阿巴禹基和阿巴白构。剥开语言外衣，阿巴炎就是炎帝，阿巴禹基就是大禹。羌族的三位始祖神，有两位是与汉人相传的始祖重合。
羌族的始祖神传说，可以更有力地说明，大禹传说是羌族祖先从西北地区带来的。
据李祥林介绍，自称尔玛人的川西北羌族，流传着一篇经典的释比经文，叫作《羌戈大战》。《羌戈大战》讲述的是尔玛先人，从大西北进入岷江上游后，与土著戈基人激烈搏斗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历史背景，并不是太遥远，大致在秦汉之际。
由此推断，目前生活在川西北的羌族是秦汉之际，才从西北甘青地区迁来的。他们的炎帝和大禹传说，要么是从大西北带来的，要么是迁入川西北后，接受了当地历史记忆。鉴于大禹传说同时流行于华夏族群和羌族先祖，第一种可能性明显更大，或者说是两种可能性的融合。
川西北地区本来就有英雄治水传说。羌族先祖本来居住在陕甘或青海，与华夏族群共享大禹治水传说，他们迁入川西北后，为当地带来了大禹传说。由于这个传说与当地治水传说主题和结构一致，两者便在口头传递中逐渐合流，成为一种新的大禹治水神话。
魏晋以后，儒家士大夫和文人骚客将民间传说载之于书，最终形成了流传千年的“禹生川西北说”。
分析到最后，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大禹真实存在，那么他的部落所在地和建功立业之地，应该在山陕或甘青地区。他们依靠西域传来的青铜技术和工具，不但疏浚河道积累了令人信服的功业，而且也趁势掌握先进武器和天下地理，一举成为华夏族群及其周边，不得不服从的霸主。
虞舜传位给大禹的禅让传说，不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远古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