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商到西周，黄河流域先民经历了一个巨大信仰变化。殷商时代，商王室及其从属信仰的是“帝”或“上帝”；到了西周时期，周王室及其从属信仰的对象，则变成了“天”或者“皇天。”周人的精神信仰对后世中国影响甚巨，中国人的上天、苍天、青天、天道等神秘观念，基本上是从周人那里继承来的。
我们这一讲，就是要说说殷商的“帝”，是如何变为西周的“天”的，以及这种转变对后世中国精神世界的影响。
今天，一说上帝，人们就想到犹太教的上帝。其实，中国先民也曾信仰过上帝。这不是碰瓷儿。三皇五帝时期不知，至少到了殷商时期，“帝”或“上帝”一词，已经反复出现于甲骨占卜。
但是，殷商王室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不同。无论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伊斯兰教的真主，都是独一无二、孤身一人的最高存在。他们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不需要别人陪伴，也不允许人类，哪怕是死去的君王，能够与他们并列。
从甲骨文来看，殷商王室的上帝同样是至高神，但不是西方上帝式的孤家寡人。他像人间君王一样，在天上拥有自己的一套臣工。陈梦家说，“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商王死了以后，会升入天庭，伺候上帝左右。
朱凤瀚认为，殷人幻想的上帝及其使臣，超越自然神和祖先神，没有任何附着物，所以不食人间烟火，不会享受祭品。殷人只向祖先神和自然神献祭，不向上帝及其使臣献祭。他们杀掉的不计其数的人牲，都是献给祖先神和自然神的。
这一点，与古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同。两千年以前的犹太人祭司，会在圣殿中为上帝献上牲畜、谷物或酒，祈求上帝赦免信徒罪行。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后，犹太人才停止献祭。
犹太人的上帝，被视为世界以及人类的创造者，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作造物主。甲骨文没有说，殷商王室的上帝是否创造了世界，也不说上帝与人类是啥关系。事实上，中国先民很少思考世界的来源，所谓“盘古开天辟地”，不过是东汉以后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
殷商观念中的上帝，虽然没有创造世界，但是拥有主宰世界的法力，可以呼风唤雨、福祸人间，事事都能左右地上的君王。武丁及其以前，商王对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毕恭毕敬，凡事都会通过卜筮请求指示。
郭沫若、杜正胜等认为，殷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最高祖先神，具体地说就是舜帝；陈梦家则认为，殷人上帝不是殷人祖先神，而是比祖先神更高的神灵主宰。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都不是太准确。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武丁及武丁以前，殷商王室信奉的上帝超越祖先神，是一种更高性质的存在。祖先神只能屈居上帝之下，成为天庭的一员。武丁以后，殷商王室对上帝和祖先神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才使得祖先神与上帝渐趋合二为一。
武丁的儿子们，觉得他们那去世的父亲武功盖世，比端坐天庭的上帝更有法力，更能保佑自己，所以占卜时干脆请示亡父旨意，而不怎么理会上帝了。他们在进行占卜时，甚至直接称亡父为“帝武丁”，把祖先神推上了帝位，原来的上帝倒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
殷商人幻想的上帝在哪里呢？在天上。郭沫若、常玉芝等老一辈学者，认为殷人将帝和天分得很清楚，帝是主宰，天是居所，从不是神称，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郑吉雄、晁福林等人则认为，殷商卜辞中的天固然是自然之天、上帝居所，但是也能够主宰人间吉凶，已有神灵之意。
我觉得将殷商的上帝视为“天”之代言人，或在殷人的帝与天之间划等号，比较牵强。还是郭沫若、常玉芝等人说的更合理，天或上天在殷商那里只是自然之天，最多是循环往复之天，没有什么神性蕴含其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殷商时期，不存在一种作为主宰的“天”。殷商不把天当作神灵，不意味着其他族群不信仰天神。至少，作为西土霸主的周人，真正信仰的是天神，而不是上帝。
这个问题，要从北纬40到55度之间的欧亚大草原说起。欧亚大草原东西两端，曾分布着阿尔泰语系和原始印欧语系两大人群。原始印欧语系人群在大草原西端，阿尔泰语系人群在大草原东端。
阿尔泰语系人群，比如后来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族群，都拥有天空至上之神信仰，名腾格里（Tengri，天神），又称“长生天”。匈奴的首领称号单于，即指天之子；成吉思汗被称作一代天骄，也表示天之骄子。
原始印欧人群同样信仰上天，将之视为一种父性的至高神之一，后来随着原始印欧人群东突西进，这个神灵分别演化为古希腊的宙斯、古印度的梵天、古罗马的朱庇特，以及日耳曼人的蒂瓦兹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太遥远，与西土周人没关系，谈它何用？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蒙古草原与周人所在的关中遥遥相望，阿尔泰语系人群只要跨过黄河，就进入了陕北、宁夏，再向南走就是关中。从考古来看，三千多年前陕北的李家崖文化人群，甚至包括周人先祖，都是从蒙古草原南下的。
至于原始印欧人群，听起来遥不可及，实际上距离周人不远，因为原始印欧人群的一个分支，我们叫吐火罗人，4000年前就通过天山进入了新疆。楼兰王国就是他们的后裔之一。及周人兴起时，他们已经在新疆境内繁衍生息千余年，为中国西北地区带来了天神信仰。
将三千年前的陕甘地区，放到这样一个文化格局中来看，就知道它处于殷商上帝信仰和草原上天信仰的中间地带。他们的北方和西方，都是信仰天神的草原族群。而且，这些草原族群较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对农耕区域具有强大技术和文化辐射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羌人群体信仰天神，而不是殷商的上帝。直到今天，羌人仍以天神为最高保护神，以白石为表征。至于陕北的鬼方人群，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其信仰什么，但是从他们来自草原推断，应该也是天神信仰者。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判断，殷商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和上游，可能信奉两种不同的至上神。中下游的殷商信仰上帝，上游和关中西部则供奉天神。就此而言，天神乃是殷商的异己神。
打通了这个关节，咱们再来看殷商王室对天神的不敬，甚至搏之、僇辱之、囊血射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以前，学界纯就殷商信仰看待此事，认为商王武乙、帝辛漠视神灵，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武乙、帝辛射天的本义，是诅咒、扼杀异己族群的保护神，而不是亵渎自己的至上神。
如果他们亵渎自己的至上神，应该是囊血射上帝，而不是弯弓射天。
作为西土霸主、殷商附庸的小邦周，会供奉哪一个神灵？当然是表面供奉殷商上帝，私下信仰天神。作为殷商附庸，他们必须追随大邑商，以殷商至上神为至上神，但是自身以及周边普遍的天神信仰，又让他们不得不坚守西土传统。
殷商末年，商王几乎将他们的祖先神当作了上帝，这对作为异族的小邦周来说，显然变得更无意义。殷商的祖先神自然要保护殷商，与他们周人何干？反过来，天神信仰既可以赋予周人精神支撑，又能够帮助他们整合西土人群，尤其是联络信仰天神的羌人，意义至为重大。
因此，对周文王他们来说，天神才是他们的至上神，跟着殷商供奉帝或者上帝，纯粹是政治考量。他们战胜殷商成为主导以后，自然要将被颠倒的神灵世界翻转过来，让上天回归至上神的地位。
将上天恢复至上神地位，也是为了现实政治需要。周人克商以后，必须向众人说明，为何自己能够取代殷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殷商受上帝（祖先神）保护，为什么周人竟然可以忤逆帝命，犯上作乱？
抬出天神以后，他们就有了理直气壮的依据。他们说，天神而不是殷商的上帝，才是真正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与上帝不同，殷商的上帝没有好恶，而天神是反感残暴者、支持好德者的。因此，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它只青睐那些敬天保民的开明之君。
纣王违背天命、残暴无道、失去民心，自然会失去天命支持；反过来，文王、武王德兼天地、体谅民意，自然获得天命青睐，取代殷商成为新的天下之主。他们取代殷商，是顺应天命，而不是任凭自意。
周人抬出上天或天命，取代殷商信奉已久的上帝或祖先神，还在客观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殷商时期，上帝是上帝，人类是人类。上帝除了赐福降灾、令风令雨，与人间君王似乎没什么实质关系。商王们也没有真把上帝当回事，他们更信任和崇拜自己的先公先王。他们施政的重点，就是向先公先王提供各种各样的珍稀祭品，以换取先公先王对自己的指示和保佑。
因此，殷商政治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政教合一，鬼神色彩浓厚；二是大搞献祭，随心所欲杀戮人牲。
进入西周以后，中国境内的至上神由上帝变成了上天。像草原人群一样，周人并不认为上天虚无缥缈，不可触及。相反，他们觉得上天能听能看，能通过天象或天谴表达自己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周人觉得上天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文王、武王是上天选中的儿子，代替上天管理人间。
中国的君王，从此遂以天之子自居，自称“天子”。
周人上天信仰更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上天无需祭品，更不需要杀人献祭，上天希望看到听到的，是他们在人间的儿子，诚心诚意地养民保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换句话说，周天子需要通过仁政，来体现自己对天父的遵从和忠诚。
如此一来，殷商时代浓厚的鬼神政治被涤荡一新了。西周王室将施政重心放在了人间，放在了仁政，甲骨占卜和人牲献祭，都逐渐被撤掉废弃了。中国境内的政治气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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