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当大禹父子开启夏朝时，西亚两河流域的城邦已经混战上千年，进入较为成熟的国家阶段。更令人诧异的是，那些城邦或国家赖以维系秩序的东西，竟然与今天的欧美颇为相似，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法典。
目前已知最早的几部人类成文法典，几乎都出现在两河流域，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2100年的《乌尔纳姆法典》和公元前175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前者残存于楔形文字泥版上，后者则完整刻在一块玄武岩石碑上。
那个时候的中国境内，似乎没有任何制定成文法的迹象。至少到目前为止，考古没有发现任何夏商周时代的法令。传说尧舜禹时期的司法长官皋陶，也只是创刑造狱而已，没有说他主持制定法典。
既然如此，4000多年前的中国境内方国或部落，用什么来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呢？文明社会是以秩序为前提的，而秩序又必须依靠某种强制性力量来维系。
从考古来看，当时中国境内跨入文明门槛的族群，都有一定的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作为成员和群体的规范性力量。但是，连祭司阶层庞大的西亚，都无法完全依靠宗教力量规范社会，中国境内松散的神灵信仰，肯定更捉襟见肘。
根据已有考古研究，4000多年前中国境内北方族群维系秩序的核心力量，是从日常宴饮中形成的一套等级礼仪，说的通俗点，就是尊卑规矩。依靠等级规矩而不是宗教或法律维系秩序，是中国上古三代及其以前的鲜明政治和社会特征。
中国境内最早搞宴饮规矩的地方，可能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族群。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中的一座四人合葬墓，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多种宴饮陶器，比如觚形杯、尊形杯、高柄杯、镂空筒形杯、薄胎灰陶杯、小盖杯、小高领壶、豆、鬶、盉等，几乎都是用来喝酒吃饭的器皿。
山东日照陵阳河遗址，同样是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2800多件随葬品，同样多为用于宴饮的陶器，其中仅成套的酒具竟然占30%以上。陶制酒器明显成为贵族社会地位的主要象征。
山东兖州王因遗址464座带随葬品的墓葬中，63%墓葬带有鼎类和觚形杯组合；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中，成套的酒器组合，比如空足鬶、盉、壶和高柄杯，或白陶鬶、背壶和黑陶单把杯，已经成为高级贵族的标配。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得随葬成套的酒器组合。
以酒器为核心的大汶口文化东夷宴饮礼器，不断向四周扩展蔓延，尤其是向西部的中原地区传播，成为贵族社会的核心维系原则。4300年前晋南兴起的陶寺方国，还把这套宴饮礼仪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
据何努研究，陶寺方国擅长烹饪和宴饮，他们经常以高潮新奇的烹饪方法，配以宏大奢华的美食宴饮，赢取臣民或附属邦国对陶寺的崇拜和认同。在陶寺那里，美食宴饮是一套润物细无声的统治和教化模式。
既然是统治和教化，宴饮就不能任由参加者肆意纵酒狂欢，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或礼仪。具体的礼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必定是区分上下尊卑和亲属远近，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具体位置的一套差异机制。
陶寺方国被考古学界推定为尧都，与后来建立夏的大禹部落，应该存在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事实上，考古研究显示，陶寺方国的宴饮政治，完全被夏王朝贵族阶层所继承，成为第一王朝的上层流行文化。
贺娅辉、赵海涛等人的论文显示，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具有举行宴饮活动的功能，统治者用礼仪性器具提供特殊酒饮，来展示其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或者实现与各种社会群体结盟的目的。他们用大口尊发酵酿酒，用尊储酒，用鬶和盉温酒和备酒，用爵饮酒。酒是以水稻和小麦为主，辅以黍、薏苡等植物酿造的。
与陶寺方国相比，夏王朝宴饮更高级的地方是，他们开始用最先进、最珍贵的青铜，来铸造用于宴饮和祭祀的容器。同时期的西亚和欧洲，大都用青铜来制作武器或者工具，而夏王朝却将从中条山运来的铜锭，主要用于制造青铜礼器。
根据考古挖掘，整个二里头文化200多年，共计出土35个铜镞、2个铜钺、2个铜戈、1个铜战斧，数量实在有限，可以想见青铜之珍贵。然而，在青铜如此珍贵的情况下，夏贵族仍然随葬了至少6个铜铃、17件青铜礼器，包括铜鼎、铜盉、铜爵、铜斝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礼器是他们身份的象征，是他们不舍得抛弃的编制，也是他们死后梦想继续的荣耀。
同一时期或者稍晚的欧洲，根本不存在国家形态，更不需要什么礼器，其贵族最热衷的是军功和武器。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比较落后，唯独擅长冶金，热衷制造战斧、长剑。贵族男性去世后，都以陪葬青铜武器为荣。有的族群，甚至会将死者置于四轮的战车上，辅以武器、饰物和马具陪葬。
非常明显，从刚刚进入文明阶段开始，中国与西亚、欧洲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国家政治特征。对于上古西亚和欧洲来说，国之大事在于戎与祀，戎比祀更重要，所以优先将青铜应用于军事；而对于以夏王室统治者来说，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承载了礼仪的祀而非戎才是国家第一要务。
等到商汤取代夏桀，商人王室更是将基于青铜器的宴饮礼仪，发挥到了极致。郑州商城是商王朝自行建造的第一个都城，前后存续了150年左右。在这150年中，商人王室掌握的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但是其主要心思不在铸造武器，而是集中精力研发各种各样的青铜礼器。
有商一代，他们的青铜武器中规中矩，没啥新的发明，但是铸造青铜礼器的技术，却在短期内获得了快速提升。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仅较大规模的鼎就有8个。大禹有没有铸造九鼎，我们还不知道，早商时期铸造了至少八个以上的大鼎，是可以确定的。其中，杜岭一号方鼎高1米、重86.4公斤，是商代前期最大的青铜器。没有国家重点投入，是不可能开发出如此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的。
等到盘庚迁殷、武丁上台，一方面殷商控制了更多青铜资源，另一方面也更需要通过礼制确立贵族规矩，以青铜酒器为核心的礼器越来越丰富，宴饮期间的规矩也越来越复杂。不说别的，仅仅一个喝酒环节，就被分为盛酒、温酒和饮酒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相应的礼器，也有相应的使用等级。一般来说，觥、卣、盉、彝是盛酒器，爵、角、斝是温酒器，觚、觯、尊是饮酒器。
在种类繁多、丰富多样的殷商青铜礼器里，青铜酒器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在某种程度上，殷商青铜酒器几乎等同于殷商青铜礼器。
殷商之所以研发出如此多的酒器，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区分上下尊卑。越高级别的贵族，越要使用较少容量的酒器；越低级别的贵族，越要使用较大容量的酒器。至于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规矩约束，尽可以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当然，多数平民百姓恐怕既没有碗也没有肉。
贵族之间的级别，不仅体现在使用的青铜器等级上，还表现在能够拥有的数量上。武丁的王后妇好，可以拥有10套觚爵，她的娘家人就只能使用十觚九爵；大将亚址则只能拥有十套觚角。爵所象征的身份地位，要大于角和斝。后来，爵成了酒器和位阶总称，演变为后世的爵位、军功爵。
商人来自东北地区，本身可能就喜欢喝酒。当喝酒成为国家政治后，饮酒更异化为一种时尚，一种贵族社会荣耀。因此，殷商时期王室贵族每天都要消耗大量酿酒。祭祀时喝，平常里也喝。酒喝多了，醉酒的机会必然增加，耽误军国大事在所难免。
周人取代殷商成为中原霸主后，抛弃了商人的杀人祭祀之风，但保留了基于宴饮的等级礼仪。毕竟，人牲可以用其他代替，等级秩序不可或缺。周礼的大体框架，是从商礼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不是说周公从零开始制礼作乐，而是整理、修订和完善了商代传下来的等级规矩。
其中，根据阎步克研究，周礼中最具代表性的“五爵”，便是从商代爵、觚、觯、角、斝演变来的。爵、觚、觯、角、斝本来是青铜温酒器和饮酒器组合，西周借用其名，发明了一套容量从小到大的木制酒器，叫作五爵。斝又称散，所以《仪礼》所说的五爵，为爵、觚、觯、角、散。
五爵礼制遵循了“以小为贵”的规矩。周人祭祖时，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用一升之爵，士用四升之角，地位最低的群吏，只能使用容量最大的五升之散。平民可以随心所欲，不配受规矩约束。
不过，周王室非常清楚殷商饮酒的危害。他们甚至觉得，纣王就是由于酗酒才亡国的。所以，周公主持整理商礼时进行了重大修订，严格限制饮酒场合，转而鼓励以吃代酒。多吃点饭问题不大，酒喝多了后患无穷。
《酒诰》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封弟弟康叔于卫国时所下的禁酒令。他借文王之口，提醒康叔说，商纣王违背祖训，酣饮无度，虐政残民，才致使天怒人怨，自取灭亡；康叔必须要求卫国所有王公贵族，包括留用的前朝官员，除祭祀之外一律不得饮酒；谁要是置若罔闻聚众饮酒，可以送到京都杀头。至于留下来的殷商老百姓，则不必看得那么严，可以允许其家人团聚畅饮。
从考古来看，周公下发的禁酒令还是颇有成效。从西周中期开始，盛行几百年的很多酒器陆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丰富多样的食器。所以，学界有一种说法，“商人重酒器，周人重食器”。有人甚至将西周的这种变化，称作一场礼制变革。
西周中期，大汶口以来围绕宴饮而形成的贵族礼仪，最终淡化其饮酒色彩，升华成了包括吃穿住行在内的一整套生活礼仪。如果说商礼主要是贵族喝酒的礼仪，那么周礼就是吃穿住行的礼仪。在这套礼仪基础上演化出的生活规矩，几乎伴随了中国三千年。
不过，周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未曾限制的民间饮酒，历经三千年后，竟然在山东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劝酒礼仪。主陪带几个，副陪带几个，三陪带几个，主宾回敬几个，副宾再回敬几个，……一套喝酒规矩下来，基本上都会摇摇晃晃，甚至东倒西歪。
有人笑言，在我们山东，差（四声）什么不能差辈分，乱什么不能乱（酒场）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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