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宇凡
编辑/李佳丨排版/子晨
问题：
“宇凡学长好！我最近在写毕业论文，导师说我在硬套理论框架。国外的理论总感觉水土不服，到底怎么用到本土研究？怎么避免“理论经验两层皮”呢?
研究背景：
我目前国内传播学研究生在读，是社会学大缸公众号的忠实粉丝。听过您的一些课程，觉得受益良多。
我最近跟导师聊了我的毕业论文，他说我的论文“理论经验两层皮”。我做的是中国本土研究，但写论文难免要用到国外理论。我有时觉得国外的理论，离咱们国内的现实国情有点远，让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些割裂感，觉得很难和实际生活、实际研究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宇凡学长是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呢？
回复：
“同学你好，感谢你对“大缸”长久以来的支持呀！
你问我的问题，我也常常问自己。我可以在这里说说我的一些经历和反思，看看是否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第一，借助国外的眼界，让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促进我们的反思。我会尝试阅读不同国家的情况（尤其是东欧、美国、拉美），反思自己是否真正熟悉那些“自以为熟悉的”。
比如，作为中国人，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仅了解中国、还了解东亚——尤其面对那些不懂中国的外国人的时候。但我曾接触的一位外国老师说，说到东亚的时候。他问——蒙古也算东亚吧？！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蒙古属于什么区块。原来我真的没有反思过自己理解的东西。
想想，那些厉害的作品，都会有这个特点呀！葛兆光老师的《何为“中国”》等著作，就是尤其借助朝鲜等国家视角、借助前一朝代/后一朝代的对比，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但可能换个外域/前后眼界，会打破自以为是。
*《何为“中国”》豆瓣截图
第二，借助国外理论的挑战，可以提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让我们把“熟悉的陌生化”之后，也会发现“陌生的熟悉化”。比如，我们都说中国特色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学界被称为“发展型国家”理论。但你看了来自以色列、日本、美国等地研究，就自然会问：为什么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是资助龙头企业，而不是像扶持行业平台网络（如以色列）、为什么不是资助高校实验室（如美国）？这时候你就得解释清楚中国的来龙去脉。这不会“弱化”特殊性，只是“锐化”特殊性，让我们不要再糊弄自己、大而化之。
同样的，我在下周开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精读班》会讲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西方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往往和音乐的高低品味有关。中产/受过教育就能听古典乐。但是，在这些年兴起的讨论，中国学者在问：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生里，文化资本会和一些政治有关（如一些荣誉、身份），而不是和西方那样和古典音乐等方面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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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类比启发的方式，超越被遮蔽的视野。最近有份中国研究就指出：为什么我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公共讨论，多是关注城乡不平等，而不是其它方面不平等？学者就发现背后是有新闻和政策引导的。换句话说的，你以为你关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被圈定的中国特色。
所以，来自国外的陌生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问自己：它们在中国实践的话会有什么相似性吗？我是不是把国情特殊性摆在了更优先的位置呢？如果颠倒过来先思考相似性，会有什么不同吗？
比如，现在国外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流行的研究，涉及到“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m），是研究老百姓或国家如何超越民族主义，探索国际正义与团结。我以前还看过这方面研究和推送，觉得和中国挺远吧？！
但最近的苏州事件，也让我明白：并没有呀！我不能被微博乱象遮蔽双眼，其实普通的中国人往往也会有“后民族主义”的同情，看到弱者处在脆弱的情境下，这种见义勇为是超越国族认同的。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过程中以反思、筛选、检验代替预判与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会把网撒的更大，不糊弄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糊弄自己。希望我说的这些可以帮助到你，祝一切顺利呀！
——孙宇凡（欢迎留言区一起讨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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