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2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办的“翻译与东亚的现代性翻译论坛”于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202会议室顺利召开。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江静为本次论坛致开幕词。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沈国威主持此次论坛。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宏志、苏州大学特聘教授陈大亮、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谌莉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朱一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陈多友、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孙建军、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章清出席本次论坛。此外，还有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的老师、同学来到现场参加本次论坛。
讲座伊始，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江静教授对到场嘉宾，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江老师介绍到，本学院前身为1989年成立的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2004年9月在浙江工商大学成立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后因开设阿拉伯语专业及哲学专业的加入，更名为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适逢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建院20周年，又值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今天的高端学术会议具有极其特别的意义。而后江老师又说到，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尤其重视语言与文化的结合，东亚研究院更是自创建三十年来，便秉承“立足浙江，放眼东亚，走向世界”之宗旨，全面开展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希望以此次“翻译与东亚的现代性”论坛为契机，实现翻译与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的有机融合。
讲座第一场，由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导、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兼任讲座教授及博导、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王宏志教授开讲。讲题目为《初试啼声：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与1800年“朴维顿号”事件（the Providence Affair）》。
王教授首先对该选题进行了介绍。被视为英国首位汉学家的小斯当东出生于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是近代中英交往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于1800年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书记（writer）并参与到“朴维顿号事件”当中。在相关的记录与原始史料中，最重要的首先是“东印度公司档案”，其次是“小斯当东书信”，其中详细记录了事件情况与小斯当东会见清政府官员等内容，再者是“英国外交部档案”，这是记录“朴维顿号事件”的重要文件。随后，王志宏教授对“朴维顿号事件”进行详细介绍。在1800年2月11日（嘉庆五年一月十八日）凌晨时份，英国皇家海军纵帆船“朴维顿号”正停泊黄埔，有船员发现有中国小艇靠近，艇上两名中国人尝试用刀割断“朴维顿号”的绳缆。在英方报告中，“朴维顿号＂船员在三次喝令，中国人没有停止行动后开枪，打中一名中国人。小艇尝试离开，但很快被追上，艇上共有5人，其中一人跳水逃逸后失踪。小斯当东时任“书记”一职，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贺尔（Richard Hall）指示小斯当东负责事件中的笔译及口译任务。此时的“商馆书记”其实是最基层的职位，主要负责抄写商馆文书等内容，不包括翻译工作，并且一般是由东印度公司高层人员的儿子或亲属等“权贵子弟”出任。当时斯当东为小斯当东申请此职位，被视为“利用私人力量进行不适当的干预”行为，而斯当东以小斯当东的汉语能力为卖点，让他变得“全无对手”。
在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记录的小斯当东的笔译文档，是现时可见的小斯当东最早的笔译材料，从中便可以窥见小斯当东当时的翻译水平，文稿内容确有部分不通顺之处，但小斯当东理解中文并无问题。从小斯当东在1795年翻译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的翻译文稿等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其汉语能力有极大进步。但从东印度公司会议记录中小斯当东翻译评价的记录可以看出，其翻译也不是全无问题，有其局限性，称其“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翻译工作”。“朴维顿号事件”是小斯当东的第一次正式口译任务，商馆确定小斯当东为“唯一的传译人员”，在此次任务中，小斯当东表现出色。正因为其较为出色的翻译能力，商馆书记的任命、汉语能力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可，同时也伴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次，贺尔发现中国有成文和刊行的律典，为防治外国人由于不懂中国法律无意中触犯法例，于是向两广总督索求大清律令，总督认同了请求的目的，但中国律法卷帙浩繁，内容复杂博大，欧洲人无法准确摘取相关有用的资料，更由于涉及公众利益，没有朝廷的明确批准，不可能供外国人查阅，于是将其中六条与外国人行事有关的律文印制100份，赠与外商，小斯当东负责翻译。小斯当东的主要成就在其翻译领域，其实际上对“朴维顿号事件”没有任何其他建议或活动协助解决事件，事件和平解决全因为两广总督吉庆。
王宏志教授总结到，在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由于事件和平解决，朴维顿号事件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对于小斯当东来说，这一事件意义重大，这不仅仅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第一次以译员身份处于中英交往中且相对成功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使其确立在东印度公司的位置，并逐渐确立英国第一汉学家地位，“初试啼声”效果良好。
讲座第二场的讲者是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陈大亮教授，所演讲的题目为《天演论的译写关系与生成的现代性》。陈大亮教授主要围绕《天演论》是如何生成的、《天演论》译写的立论依据与具体表现、什么是翻译生成的现代性，《天演论》的现代性思想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陈大亮教授对现有的有关《天演论》生成问题的说法进行阐述。对于《天演论》，严复自己的定位是“达旨“，鲁迅对其的解释是“严复做过天演论”，是“做”。冯友兰认为《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遍。王克非、黄忠廉、俞政分别认为是“摄取”“变译”“意译”，而在晚清，“意译”并不属于正面的评价。根据严复的主张，“信达雅”是 “正法”，而“达旨”是“非正法”，严复的理论主张与自己的翻译实践之间存在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把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统一起来——这是没有解决的难题。陈大亮教授认为，“译写”可以把“信达雅”与“达旨”统一起来，可以解决正法与非正法之间的对立，以及严复的理论主张与自己的翻译实践之间的矛盾。译写论的提出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翻译界的一个难题。并且通过考察严复的译写行为，还可以发现他的现代性思想是如何生成的。同时也认为《天演论》是严复“译”与“写”相结合生成的一个复合文本。“译”是有选择的“译”，“写”是有目的的“写”。译与写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的互文性关系。紧随其后，陈大亮教授通过严复本人的叙述，吴汝纶所作的序以及钱钟书的论述等内容，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严复把“文章正轨”与“译事楷模”联系起来，并认为做翻译就是做文章。吴汝纶也说过：“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当时的人认为翻译出来的作品并不等同于原作，而是独立的文章。根据王宏志、廖七一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晚清时期，翻译与创作的界限模糊，当时的译者大多采用“译述”“达旨”“意译”等译法。甲午战争后，怀有满腔报国热忱的严复，看到国家即将亡国灭种，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觉得“胸中有物，格格欲吐”。译和写是他宣传西学、针砭时弊的两种表达方式。
在讨论《天演论》译写的具体表现部分，陈大亮教授提出了五方面的译写表现。一是政论文以写为主，写中有译。严复先接触、阅读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等著作，并与中学结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就体现在他自己写文章与译著里。写文章时，他已经有了前有、前见、前理解。做翻译时，他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译著里。二是《天演论》以译为主，以写为辅。译表现在正文中，写表现在案语里。三是《天演论》手稿连译带写，译写不分。严复在修改底稿过程中，抛开原文，以写为主。四是《天演论》的结构调整以写为主，以译为辅。例如在翻译赫胥黎两部分英文演讲中，严复将其拆分成35篇独立的文章，每篇都添加标题，而且每篇都添加开头与结尾，而添加的开头与结尾都是自己写的。五是在正文中凡同意赫胥黎之处，就译，凡不同意处，则自己写。有时也用斯宾塞来反驳赫胥黎。严复在译文中加入大量原文没有的内容，同时也删掉赫胥黎的很多观点，这也表明严复服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随后，陈大亮教授对“什么是翻译生成的现代性”的问题进行阐述，同时也对“翻译的现代性究竟指什么”“什么是翻译生成的现代性，或者说什么是被译介的现代性”“翻译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以及中国的现代性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中国的现代性始于什么时间？等几个问题进行探讨。陈大亮教授指出，翻译现代性是一种生成的现代性。翻译现代性不同于原语文化的现代性，是一种被改变了的现代性。翻译现代性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现代性，包括选择、吸收、改造、转型等几个发展阶段。中国的现代性始于晚清，形成于五四。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性。
在探讨“《天演论》有哪些现代性”这一问题时，陈大亮教授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先思考“严复对中学与西学之间关系的定位”“为什么说严复的思想是现代的”“严复在译介西方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作了哪些改变”“严复运用什么方法来改造西方的现代性”这几个问题。在《天演论》中，严复提出“天演为体，其用有二”以及“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性思想。严复并不主张完全西化，也不同意传统与现代的决裂。他运用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方法，提出一种中西融合的现代性。最后，陈大亮教授总结到，《天演论》是严复“译”与“写”相结合生成的一个复合文本。“译”是有选择的“译”，“写”是有目的的“写”。“译”与“写”的互动促成了古今中西的会通，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翻译目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开启了中国式的现代性进程。
讲座第三场讲者是浙江工商大学博士生导师、西湖学者、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走出去”专家组成员、浙江省“十三五”、“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组专家、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口译教育评价联盟常务理事、杭州市外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新兴特色翻译专业负责人谌莉文教授。谌莉文教授介绍了其与翻译学研究团队庄雅妗博士对民国翻译家郑麐的翻译人生和翻译思想所做的研究，演题为《郑麐典籍英译中的国家意识》。
谌莉文教授演讲以民国时期翻译家郑麐典籍英译实践为例，采用文献梳理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其译作和译述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主要观点是，郑麐典籍英译实践饱含译者要让中国典籍走进外国读者世界，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国家意识，与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号召不谋而合，是民国时期翻译家文化传承的个体自觉性和国家意识觉醒的生动体现。谌莉文教授首先基于庄雅妗博士所做的资料调研及其研究成果“被遗忘的翻译家郑麐”进行译者生平介绍。1922年，郑麐从就读三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前往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进入牛津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1925年，应清华大学邀约，回国参与创建清华政治系。1928年开始担任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秘书兼科长一职，1932年在南京铁道部任秘书、参事等职，后撰写并出版两部中国铁道史英文学术专著，展现出其娴熟的英文写作功底。1944年，郑麐辞去最后一份正式工作——银行经理一职，成为全职译者。虽然郑麐具体何时开始从事典籍英译难获文献说明，但据其好友林素珊在《处世箴言》（1947）序言称，郑麐“十年前曾于阅读及研究中国典籍的间隙中随笔撷取了数百句古圣先贤的格言，并译成英文”。由此可见，郑麐至少从1937年前就开始从事中国典籍英译了。
郑麐辞去新华银行昆明分行经理一职后，从此以后的近二十年间，没有再从事正式工作，而是稳定地做着先秦遗著研究和翻译，可以称作民国时期的“学术个体户”。在1946到1950年期间，郑麐先后共出版了5部译作和1部译述，包括《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燕丹子》（Prince Dan of Yann）、《处世箴言》（Chinese Wisdom：Thoughts for Harmonious & Victorious Living）、《古籍新编四书》（The Four Books）、《古籍新编老子》（Truth and Nature）、《中国古籍校读新论》（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 New Approach）。但实际上，其翻译成果远不止于此，因种种原因，无法全部出版。郑麐典籍外译工程浩大，其倾尽毕生精力打造的“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可谓开近代国内系统译介中国典籍之先河。
随后，谌莉文教授从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标准中的国家意识三方面对郑麐典籍英译中的国家意识进行阐述。首先，针对郑麐典籍翻译中为何存在国家意识这一论题，演讲人认为主要在于其翻译取向中有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新的个体自觉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其译介模式是编纂原文，编译求新。郑麐“编译”典籍的流程大体是先选定中文底本、再重新编纂、加注编序、文白转换、最后译成英文。这种“编译”突破了传统典籍英译模式，实质上是全译的创新；第二个方面是其译介规模精细谋划，三易其筹。在那个共赴国难的时代，郑麐曾为典籍外译和出版事业尝试种种译介路径变通，正是其中国文化传播与译介进路探索的个体文化自觉性和国家文化形象构建意识的彰显；再者，围绕翻译策略中的国家意识这一论题，谌莉文教授认为，译者博采选译、全译、插画全译、辑译等译策之长，通过比较先秦诸子之学和希腊哲学，发掘中西哲思和文化共鸣，力求改变中华文明被误解和误读的历史现状，体现了民国时期个体译者国家意识的觉醒；郑麐的翻译理念高瞻远瞩，翻译发展规划志存高远，其在典籍英译活动始终坚定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注重国际文化交流的意识培养，可以说，国家意识早已渗透到郑麐的一切翻译活动之中，这为当今翻译人才国家意识培育提供了启思。最后，谌莉文教授总结到，郑麐以典籍英译培养国学素养和国际化视野，广撷合宜有效的翻译策略，自觉维护民族文化，借语言之力向世界发出中华文化之音，尝试以中华典籍英译与世界平等对话，为中国典籍走出去而殚精竭虑。
讲座第四场讲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朱一凡教授，演讲题目为《何为“几何”——“几何”概念的翻译史研究》。在讲座中，朱一凡教授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1607）为研究对象，借用Gérard Genette （1997）提出的内外副文本的概念，并扩展了外副文本的概念，再结合历史语境考察了《几何原本》的三篇序和相关的序跋，探析了 “几何”概念在明朝末年创制的动机和特有涵义，进而展开与译本《数理精蕴》（1722）的文本对比，探讨“几何”概念意义在清朝初年的变化。
首先，朱一凡教授讲到，在古典汉语中“几何”表示为不确切的时间或数量以及求解数量多少和大小。关于几何是如何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数学术语这一点，学界有许多观点。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回归《几何原本》寻找答案。利玛窦认为几何知识是中国所没有的，“中国提出的各种命题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任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因而利玛窦认为有翻译的需要，同时他也深受朝廷优待，希望有所回馈，而更重要的动机是通过传播西方的新奇知识最终达到传教的目的。相比于利玛窦复杂的翻译动机，徐光启的翻译动机在《原本》的副文本中有清晰的表述：其一致知，其二致用。在《几何原本》中， “几何”被赋予了异常丰富的内涵，具体有统摄数(计算)和度(测量)的数学术语、广泛应用价值的致用之学、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致知之道三层含义。利玛窦所处的时代，欧洲的数学是几何、算术、数论、天文、机械学和光学等的数学学科的统称，可以说几何就是欧洲的数学。所以“几何”作为数学术语地位的重新设定，既突显西方数学体系有别于中国、有独特优势的一面，又尝试通过建构“几何”与中国数学传统中的“数”和“度”的关系来重构一个既有别于中国传统又不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的数学范畴。
朱一凡教授认为，“几何”并非在对译原文中的某个词，而是在重塑古典用语“几何”的基础上创造的一个新概念，一是要以这一古为今用的新概念来贯通古今、会通中西数学；二是要突显几何有“百家之用”，以彰显经世致用的实学，扭转之前的空虚学风；三是用新概念引入全新的公理化演绎的科学方法论，以最终实现致知的目的。关于“几何”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图形之学的一问题，朱一凡教授指出，“几何”的含义在一次次的使用中，丢失了在徐光启看来最为关键的科学之道，即公理化演绎证明的方法，其内涵的突变在给康熙皇帝的讲义为基础编撰的《数理精蕴》(1722)中最终落定。对比利玛窦、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数理精蕴》只保留了欧氏几何中的界说和公论，而将证明的复杂演绎过程统统略去。
最后，朱一凡教授总结到，从几何翻译史的讨论中，可以获得启示：成功的合译在两种知识体系间建构出对话的空间，同时二人世界观的分歧也注定了《原本》的翻译带有历史的遗憾。“几何”概念的前后分歧，其实质是“致知”还是“致用”之争，其结果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数学学科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