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宇凡
编辑/刘文科/董雨昕
从2020年9月开始,读博3年半(中间断了半年),写了17万字,出版了1本专著,9篇论文,其中有2篇在审,3篇英文。
回顾这三年半,梳理一下写作和发表心得,希望能帮到同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朋友。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我的写作和发表周期
如何挑选期刊和出版社?
如何学习理论、写作理论?
如何确定写作篇幅?
我如何选择研究主题?
我未来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我的写作与发表周期
这些论文都是在读博期间写作并发表的吗?显然不是。有时是延续读博之前的思考,有时甚至是潜伏很久的想法直到最近才迸发出来。
什么是延续性?有些研究不是读博期间写的,而是之前写作和投稿、到了读博时才发出来。比如,《历史社会学的逻辑》这本书是我从2014年写到2019年,后来略有修改直到2021年才出版。同样的,《学术月刊》这篇文章是和华东师大刘拥华老师合作的文章,也是从2020年改到2022年左右,才在2023年发出来。
*《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封面
什么是潜伏性?潜伏比延续更难。有些题目是我以前想到的,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思考和写作。后来才终于有了契机才得以学习和写作。
比如,今年发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的这篇文章,横跨政治理论、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理论。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些想法早在2017年在台湾读研时,就受到了万毓泽老师的影响。同时,我当时实际在哲学所读研,陷入哲学的理想化预设和社会学的现实预设之间的张力。但直到这两年,有幸参与东欧北欧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读书会,也有幸在爱丁堡大学政治理论中心作为研究生级研究员(graduate fellow)长期参与活动,尤其受到政治理论老师Jared Holley的较多影响,才慢慢发展出来自己的想法。这经历了七年时间。
如何挑选期刊和出版社?
我用学术标准要求自己,但会选择在我认为值得尊重的刊物上发表——哪怕这些刊物不在学术考核意义下的“学术期刊”之列。
发表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过程,就像恋爱一样。你想在某个期刊上发表文章,需要像喜欢一个人那样,尊重这个期刊的方向、内容和理念。如果“三观”不合,只图虚名,又何必委屈自己呢?
所以,我选择在《信睿周报》和《上海书评》上发表文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文学界的期刊太缺乏前沿书评类栏目,这与英文学界有很大不同。可以想象,即使我们有书评栏目,也很容易变成“师门夸夸栏目”,这是最让人讨厌的。
我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对《社会理论二十讲》一书的书评,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在这本书刚出版时推动大家更多地了解和阅读这本优秀的社会学理论教材。这是我作为学术传播者的责任。
即使是“轻学术”的《上海书评》,编辑的要求也丝毫不亚于正规刊物,他们还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所以我最后增加了相当一部分内容。对《信睿周报》也是如此。这本刊物是中国现在非常先锋的刊物,刊发了许多优秀的研究,令我非常敬佩。
*《信睿周报》
*《社会理论二十讲》
这其实反映了阅读与写作之间的错位——大家喜欢读、欣赏的刊物或来源,往往是我们自己不会发表的地方。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发表的刊物或平台,很多时候是自己不喜欢、甚至不愿阅读的地方。这样一来,学术生态就无法形成正向循环。
因此,我的投稿原则就像“恋爱”中的尊重原则:选择我自己会看的、欣赏和尊重的刊物,以及“三观”匹配的刊物,而不是单纯追求它的地位或虚名。
如何学习理论、写作理论?
我是从理论研究起步的。但在我读大学阶段、甚至在读研究生阶段,师长们常常告诫我:“不要做理论”、“做理论会做傻了”、“理论出成果太慢太难”!
当然,十年前年轻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说:“我就是喜欢做理论研究!”
所以,我经常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作者米尔斯的口吻来回应:“我不需要通过你们那种方式去接触社会。”
很少人知道,米尔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很少带博士生,理由很独特:他觉得他的那些同辈社会学家都没怎么接触过社会,所以大多通过指导学生做经验研究的方式,帮助自己接触社会。但米尔斯一直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深度观察与参与社会。他早年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德国理论,后来做经验研究,再后来就不受学界束缚,随心所欲地写作。
同样,我也希望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够不拘泥于某种范式,更加结合经验。我在政府和智库工作过四年,在跨国工厂工作过一年,还创办了学术媒体八年。我不觉得自己对社会的关怀和研究,一定要通过访谈等特定形式来实现,因为我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接触面和反思。这些不同的社会经验启发我做很多经验研究,也加深了我对理论的理解。
问题在于,理论研究有很多种,找到自己喜欢的那种很重要。同时,理论对经验研究确实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下了很多功夫在理论学习上。说到理论学习,大多数学生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这个领域容易变成“死记硬背”、“数人头”、“我注六经”的游戏。但学习理论当然可以不止于此!
*发表期刊论文期间的部分笔记与稿件
多年来我跟随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教授吕炳强、台湾中山大学教授万毓学习理论精读,就是一字一眼地读,甚至用逐句翻译的方式逼自己不要跳过一些细节。同时,我在爱丁堡大学跟Stephen Kemp和Jared、在谢菲尔德大学跟Matthias Benzer等老师学习时,特别注重方法论的理论,学习理论如何与现实关怀结合,如反殖民、性别等,非常实用!
这些学习给了我对理论的深刻反思:理论不应该只是“死记硬背”,理论应该是“活”的、有温度的!
就拿性别理论举例。如果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课能多讲讲性别理论,我相信学生们不会觉得这只是“死记硬背”的知识。我听说国内一些学校开设的性别理论课因为过于火爆,最后被迫做一些调整,因为学校的行政人员担心选课人数过多会带来风险。
今年暑假,我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精读班》上特别增加了一讲关于女性主义理论。我们会讨论著名的“交叉性理论”,探讨如何从权力和知识等角度理解人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弱者的身份。
我还邀请了台湾的万毓泽老师来精读杜波依斯关于资本主义与反殖民的论述。这是目前欧美学界最前沿、最热门的议题,但在国内学界既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人专门讲授。
当然,不止这些前沿理论,经典理论像马克思的异化与批判人道主义、韦伯的官僚制与结构制度主义、戈夫曼的表演与象征互动主义等等,其实都可以通过精读、结合前沿和经验的方式,让理论有更接地气、更反思的一面。
如果国内学子在学理论时,接触到这些前沿的、接地气的、能够反思和改变社会的理论,难道还会觉得理论是死记硬背的无聊学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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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发现,这些理论基础对我做经验研究非常有帮助。当然,大多数经验研究都需要理论基础,但问题是研究者自己要知道如何衔接理论和经验。遗憾的是,大多学者是单枪匹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和个别文本,不愿和更广泛的理论和文本打交道,这就导致我们经常被批评“套用理论”、“理论经验两层皮”。
我自己做过历史和当下的政府运作、政商关系、道德恐慌等之类的经验研究,所以知道做经验研究没有理论视角的话,就会非常茫然。就像我经常收到一些做经验研究的朋友的私信,其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做XX经验研究,请问有什么合适的理论?”
我记得,有次我在欧洲社会学会上发表时,伦敦政经学院的教授莫妮卡·克劳斯(Monika Krause)问我:你的读者都有谁?因为她觉得,我讲的理论不止是刻板印象里的理论,而且结合了很多现实关怀。确实如此,我喜欢和更广泛的理论和文本打交道、和现实经验打交道。
反过来也一样,经验研究更需要和理论打交道!我发现,许多领域的大量经验研究都是围绕某些理论经典建立起来的。比如,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大量依赖韦伯对合法性和官僚制的讨论。一旦你精读了这些经典,就会发现无尽的经验研究选题,从而突破自身的研究局限。
例如,《英国社会学学报》(BJS)前两年刊发了一篇文章,探讨了“公文写作对当公务员有多重要”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话题,但其出发点却是韦伯关于官僚制讨论中一段被忽视的内容。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学者以前从未关注到呢?类似地,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近年兴起的“新韦伯主义国家”理论,也是对这些经典的再解读。
*《英国社会学学报》
有时,多读理论就是能让你比别人多一些意想不到的框架。理论就像车库里的工具箱,你不能等到车坏了才去买修理工具。保持丰富的“工具箱”,才能在进行经验研究时有所预判并随时调整。
尤其是,理论研究特别重视对一些根本维度的分析:宏观与微观、制度与互动、文化与物质、共识与冲突等等。不同的维度建立起不同的流派和大师作品。精读和掌握这些根本维度,自己的眼界就会打开。
甚至,你会发现,有些经验研究比拼的就是对类似议题的“理论框架”能力。拿我自己的一个研究举例,有些人在做政府官僚制研究时,可能局限于制度分析,但我知道这样太死板了。于是,我在研究中从互动主义那里借来了“边界”理论,探讨不同制度运作时的冲突与划界,让评审眼前一亮。
如何确定写作篇幅?
老实地讲,如果只为发表,那我应该把其中几篇文章拆成几个单篇来发表。我有几篇文章在删减之后发表的字数还有3万字左右,比如发在《清华社会学评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和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的文章,这些文章完全可以拆成3篇来发表。
如果纯粹只为发表,为什么不拆呢?
但是我想反问:为什么要拆?
如果对于一个问题讨论得不完整、如果没法交代来龙去脉,拆了两三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为了拆论文,自己想回答的问题回答不了,又何必呢?
*《品味区分、享乐欲望与亲密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学三题》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我认为写作的“完整性”非常重要。例如,我有一篇英文论文,探讨科学哲学中的理想化建模与经典社会学家韦伯的方法论之间的关联。那么,我必须详细解释我对韦伯的方法论及其应用的理解,因为这方面争议很大。这部分内容虽然字数不少,但不能省略。
不过,当我在写博士论文时,不得不将这篇文章拆成两章。博士论文作为专著形式,需要优先考虑出版社对“可读性”的要求。但老实说,拆成两章后,整体内容显得有些破碎。
当然,我的长篇幅偏好不一定适合你。你要想清楚:一旦选择篇幅较长的写作道路,发表可能会难一些。大多数期刊都不喜欢字数过多的文章,尤其是英文刊物,通常篇幅不会超过8000字,除非个别例外。作为读者或投稿人,我们可能只看到表面情况。但如果你是期刊主编,你会发现经常与出版社(如Sage、Springer等)争论的并不是内容方向,而是每期的篇幅限制:例如,出版社只允许一期有一二百页,你得争取多几页。出版社会通过这些细节上的成本控制来引导内容的呈现。
我如何选择研究主题?
我的发表确实主题很多:
——历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比如我出版的专著《历史社会学的逻辑》。
——组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比如我在《社会学评论》等上发表的三四篇中国政府运作研究。
——传播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比如我的正在终审的道德恐慌研究。
——社会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比如我写的几篇以综述形式写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文章。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比如我最近发表和在投的英文论文。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不聚焦一两个主题做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典型”的学生/研究者,社会经验给了我更多想象力。
多年的智库工作经验,让我的阅读习惯与一般学生和学者不同。我至今仍然喜欢阅读智库报告——特别是来自欧盟和英国等地的,这些报告更透明且深度探讨政策。例如,我之前分享的一些推送,经常会推荐这类材料。这些习惯也让我受益许多,帮助我保持对社会、时事议题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
*European Parliament官网
此外,我在跨国工厂工作过大约一年,因此对组织、劳动等经验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感触;八年的学术自媒体和创业经验让我对传播研究、组织研究有了更多的了解;每年的教学任务,也迫使我阅读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研究。
因此,我尝试将社会经验和学术阅读结合起来,阅读文献时也不会只读和自己研究相关的。其实阅读范围越多样,越会看到共性:大家是怎么处理理论与经验之间关系?大家都用什么理论?换一种方法又会怎么样?这些思考都能让你做学术更融会贯通起来。
生活是完整的、社会是复杂的,但学术往往是片面的。我们没必要因为做学术而导致对生活与社会的理解也变得片面。
*我创办的自媒体视频号
我未来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我应该还有一年左右毕业。我的博士论文是通过开发一套实用主义的经典阅读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这里简单谈谈接下来的规划。
第一,理论趋势年度报告。这方面会延续。每年会借助写年度趋势报告方式,专门探讨一些重要议题,比如重建人文主义、真实乌托邦。
第二,博士论文出书。我的博士论文部分不打算再发表了。因为我打算出版成英文专著,考虑仅发表其中的30%部分。否则超了的话,可能不容易和出版社谈。
第三,实用主义写作计划。我自认为自己的取向是接近实用主义。但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在这方面发展很多,借鉴了Richard Rorty, Catherine Elgin, Stephen Kemp, Howard Becker等当代学者。但由于我主要是“用”,目的是分析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所以没法专题探讨。我也一直喜欢Nicholas Rescher等学者作品,但我还没有找到什么样的契机或方式,把自己这方面实用主义阅读与想法写出来。这方面,如果没法写成专著,我是不会单独写的。
*几位学者的照片
第四,《中国官僚制的地方逻辑》中文文集写作计划。我已经在《社会学评论》《社会发展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院》发过3篇论文,还有3篇写作计划,结集成一本专著。其中2篇研究的田野材料整理完了,还有1篇预计是方法论总结文章。
第五,女权主义研究。我在今年发表的论文会涉及一部分这方面的理论。但还不够。我计划做一些女权主义经验研究,正在筹备做关于中国“反女权主义”议题。
第六,政治理论/伦理写作计划。我希望自己博士毕业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这两年,我也作为爱丁堡大学伦理与批判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生级研究员(Graduate Fellow),多多参与活动和学习。但作为新方向,肯定还会漫长的路要走。
第七,三本通俗书。我做学术传播有七八年时间了,也开设了理论研究、论文写作等课程,所以也想做一些学术传播的出版。我在计划写1本社会学的入门书(趣味性的结构都想好了!)、1本社会学理论的入门书(隋唐演义风!)、还有1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写作类通俗书(致敬我心里的典范Howard Becker的《社会学家的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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