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蔡梦｜在音乐教育的实践中知行合一、启而求真——访音乐教育学家曹理教授

引言‍

曹理教授是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卓有成就的前辈专家,从事音乐教育教学工作60年,青年时代先后在小学、中等师范学校执教,当过教研员,1972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至退休。曹理教授长时期在大学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基础音乐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在业界享有盛誉。今年是曹理教授80岁大寿,我借此机会对她进行访谈,以期真切传达这位音乐教育家的学识、业绩和丰富的治学经验(下文提问者简称“蔡”,曹理教授简称“曹”)。

蔡：曹老师,您是哪一年正式成为音乐教师的?能否简单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曹：我家可以说是一个教师之家,父辈、同辈、晚辈都有人当教师。我6岁开始学习钢琴,这是我一生从事的音乐与教育相结合的职业最初的源头。11岁时我被北平国立艺术专科音乐系键盘专业破格录取(徐悲鸿任校长,赵梅伯是音乐系主任)。后来,我上了“中师”,不满20岁便分配到北京宏庙小学,自此开始了教师生涯。1957年开始教小学3至6年级的音乐。1958年开始组织学生创作歌曲,并率先开展全体学生参加“‘红五月’歌咏比赛”。那几年我废寝忘食地备课、写讲义、搞活动,简直是不知疲倦,因此荣获了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称号。曹老师,您是哪一年正式成为音乐教师的?能否简单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蔡：当时您这样做,是有怎样的教育理念做支撑呢?

曹：如果说有什么自发的认识,那就是我认为学习音乐的过程应该是充满快乐的,孩子们学音乐应该从兴趣入手。这样孩子们从音乐中得到的知识和感受,就能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传达到他们那里并被他们接受。1959年,我被调往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在语文和音乐两个教研室工作。为适应工作需要,我一方面在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念书,另一方面参加了姚思源等老师举办的音乐理论培训班,直到1964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

蔡：您是哪一年到“首师大”执教的?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身份的转变是不是也给您的工作带来了改变?

曹：我是1972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的。环境变了,岗位变了,教学对象也变了……首先就是得适应。1976年开始,我教视唱练耳和乐理。1979年学院招收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此后我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99年退休。即使退休了,我还是继续当老师,如在学院承接的教育部委托项目——园丁工程班上课。培训从各省市选拔上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优秀代表;担任“国培班”教师;担任全国省市级音乐课程标准和教材培训的指导教师,跑遍了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之外的所有省(市、区);帮助硕士、博士复习考试,指导学位论文,基本都是义务工作。

综合性大学音乐系(音乐学院)面对的教学对象是将来要走上各级、各类教师岗位的学生。长期的职业经历使我意识到,现实生活中,有的师范院校艺术专业学生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这与他们未来的职业定向是有差距的。我给他们讲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的创始人(如柯达伊、奥尔夫等)的事迹,他们本身都是卓有成就的作曲家、指挥家,出于对音乐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和让更多人受益于音乐艺术的使命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潜心钻研基于音乐的有效教育方法,最终探索出为世界公认的音乐教育体系和音乐教学法。在大量事实面前,学生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也认识到今后自己将投身的音乐教育事业将大有可为。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任,是我国构建完备的、层次结构合理的现代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学科教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培养这一学科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任务迫在眉睫。198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并较早取得了学科教学法硕士学位授予权。1990年、1994年我先后招收两届共五位音乐教育与教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后又招收委培性质的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和研究师资培训班。

蔡：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掐指一算,您投身音乐教育事业倏忽已一个甲子。我了解到,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您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教师,1993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模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1997年荣获曾宪梓基金会教师奖……这些荣誉记录了您走过的事业发展道路上一段段光辉历程。

曹：60年来我努力追求一个“实”字,以务实为立身之本,求实为研究之本,踏实为工作之本,诚实为待人之本,力求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有所贡献。现在虽已届耄耋之年,犹不甘伏枥,以期薪尽火传,使这项事业绵延不断、发扬光大。

蔡：印象中,您在“首师大”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总是频繁出现在中小学校的音乐课堂或课外活动现场,这种从未间断的一线观摩活动,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曹：从事音乐教师教育的这个阶段,几乎每个月都在国家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每年听课不少于百节,而且每次听课自己都先认真备课,然后再听一线教师如何讲这堂课,就知道别人有哪些高见、哪些长处、哪些创新。到各种各样的课堂、听各式各样的课,就如同民族音乐学家投身广袤的田野进行实地考察,目的是获得第一手素材。音乐教育学是针对音乐课堂教学或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的研究,要获得对某一音乐教育事项的细致了解,就需要亲自到这种教育事项发生的现场进行采录,之后才能从事案头工作,包括对搜集的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撰写等。听课工作是音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之后才会有音乐教育学性质的研究。

蔡：作为音乐教育学领域的专家,伴随您听课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评价各式各样的课。请问,您在评述一节课或考察一位执教老师时,会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或者也可以谈谈一名合格的音乐教师应具有哪些方面的素质?

曹：从事任何工作想要取得成功,就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教学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行为。教学行为是教师依据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而形成的一整套操作技巧。音乐教师也一样,只有拥有多元而丰富的知识结构,才可能在日常教学中表现出厚积薄发、融会贯通、游刃有余的工作状态。说到以什么标准考察一位音乐教师的执教水平,我认为应该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本体性知识,主要是教师自身所从事的学科知识。一位教师首先应该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音乐教师扎实的本体性知识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2.文化知识,主要是教师自身文化知识的总和。俗话说“文史不分家”“数理化是一体”,就是这个道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文化知识的广泛性和深刻性。3.实践性知识,主要是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师的教学活动具有情境性,在不同的情境中,需要教师对各种动态过程灵活变通。只有针对学生的特点和当时的情境有分寸地进行工作,才能表现出教师的教育教学机智。4.条件性知识,主要是教师所具有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杜威早就指出,科学家的学科知识与教师的学科知识是不一样的。5.动机因素,这是一切行为的发动性因素。教师要干好教育工作,首先要有强烈而持久的工作动机。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增强教师的事业心,强化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原动力。

蔡：记得您在参加一次教学展示活动后,围绕音乐课堂的有效教学问题阐发了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一线教师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曹：我国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给中小学校音乐课堂以及课外实践活动注入了新的生机。那次音乐教学现场展示活动,使我感受到以育人为本、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教学创新为重点的新理念,在追求创新的前提下,教学更加务实、更加追求成效。这种能在教与学的活动中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教学,表现出四个突出特点:1.方向性强。教学目标合理、教学定位准确,对促进学生知、情、意全面发展的要求明确。2.音乐的艺术性结合教学的艺术性,可谓强强联合。授课教师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音乐,每个细胞都浸透着艺术,他们的歌唱、乐器、舞蹈示范的艺术性、伴奏的艺术性、教学语言的艺术性、课件及板书的艺术性、服装的艺术性,无不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有效性。3.科学性强。突出了音乐学科的认知规律和音乐知识技能学习的基本特点,保证了最优化的音乐学科教学。4.主体性强。教师能坚持面向全体学生,考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学生的适配性,精心设计、因地制宜。

蔡：在您的日常工作中,为中小学音乐课程编写教材的工作似乎一直从未间断,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曹：编写教材这项工作,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有涉及,一直持续到退休以后。1957年我在北京西城区宏庙小学教音乐课,受北京市教材编审处委托,由北京实验二小的胡汉娟负责组织,由北京实验一小的乔淑静、北京小学的汪树良、北师一附小的盛如茵、北师二附小的李广汉、演乐胡同小学的杨老先生、船板胡同小学的谢白倩和我共同参与、编写了当时的北京市小学音乐教材。当时,编写一本教师和学生都喜欢的教材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如传唱至今的《上学歌》,就是由胡汉娟等几位老师专门为该教材创作的。这套教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是潘奇同志,老志诚教授担任这本教材的审核工作。1984年我参与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写中小学音乐教科书的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平同志和编辑敬谱同志具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编写人员有时任北京市教研员的李婉茵、上海市教研员郁文武、吉林省教研员吴斌、辽宁省教研员李亚丽、黑龙江省教研员林百玲、安徽省教研员毛仲玉、天津市教研员阎柏林,以及来自上海的薄兰谷、伍崇琨、刘德昌,北京的李广汉,南京晓庄师范的费承铿。那套教材与50年代编写的教材相比有很大突破,编写人员不再局限于一省一市,而是集结了全国优秀的音乐教师、教研员和在高校从事音乐教育教学的骨干力量;明确了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学科知识与技能;为教材配备了作曲家的画像挂图、中外乐器挂图等配套教具;设计制作了乐理基本知识体系的图示等,为以后修订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提供了重要依据。1989年我参加编写高中音乐欣赏教材,编写人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吴斌、莫蕴慧,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李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合唱指挥教授高奉仁,北京市一零一中学特级音乐教师章连启。这套教材最重要的突破有两个:一是人员构成涵盖了更多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研究者,以及中小学一线的优秀教研员和教师,从事各学段教学的人员梯队更加完善、合理。二是这种组织结构促进了高等师范院校与中等师范学校以及中小学一线教师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促进了高等师范院校重视培养学生音乐教育教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此外,在《音乐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艺术欣赏》第六单元“20世纪音乐”板块中,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包容的气度,将当时的流行音乐作品如《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同属一个世界》《黄孩子》《天堂》《思念》《秋日私语》《雪绒花》等纳入教材,体现了现代艺术教育观。1999年,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的敬谱、副总编辑吴斌和教育编辑室主任莫蕴慧同志,以及参与过上述教材编写工作的人员汇聚云南,就中小学音乐教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如“教材选用五线谱还是简谱”“对音乐的感受、体验与学习音乐知识、技能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为以后研究制订《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发挥了重要参考价值。“云南会议”进一步厘清了教材编写者对音乐教学的认识。2004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问世,吴斌任主编,莫蕴慧和我任副主编,执笔者有章连启、缪裴言、曹安玉和我等。2010年为贯彻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修订义务教育教科书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套教材经教育部2012年审定,认为选材丰富、精当,既能涵盖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又独具创意;知识与技能呈现方式形象直观,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审美情趣;教材内容结构合理、编排有序,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插图精美、形象生动、活泼新颖,能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蔡：您作为知名大学教授和音乐教育学专家，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类或论文类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撰作的。在您个人的学术历程中，应该说这也是有着较明显进境的一个阶段吧?

曹：20世纪80年代“四人帮”倒台后,祖国大地上各项事业都恢复了活力与生气。黑夜过去了,晨晖灿然,音乐教育学也沾了这种时运的光彩。在机构的设立、队伍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研究活动的兴起,以及编纂出版工作的兴旺上,给这门新的交叉学科初步勾画出一个科学结构的轮廓。

我国音乐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仅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提出的事情。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很快呈现了一种中兴的景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教育学被提上日程。我个人的工作融入其中,也有了一点儿成绩。1988年底,国家教委启动了艺术教育“七五”重点项目“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我任组长。课题组成立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回答“什么是普通音乐教育学?”记得有一次,大家就这个问题彻夜争论。那时候我的父亲和堂兄在日本,我托他们邮寄一些书,尤其是音乐教育方面的书。书邮来后,我和天津市的教研员缪裴言老师把目录和全书结构框架翻译过来,同时又参阅了国外其他文献的辞条,先从理论上提高自己。最终,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于1993年出版,后又再版多次,由此建立起一门年轻的学科,初步改变了师范音乐教育学科体系中只有音乐教学法或教材教法课的状况,提高了该课程在音乐教育领域中的地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借鉴和汲取外国音乐教育的有益经验。推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91年底,我又牵头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八五”项目“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并由此凝聚了一批沟通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中青年专家,如缪裴言、谢嘉幸、刘沛、魏煌、李妲娜、杨立梅、尹爱青等,合力攻关。推动《美国音乐教育概况》《德国音乐教育概况》《日本音乐教育概况》《苏联音乐教育》《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外国儿童音乐教育》等系列书籍陆续出版,在音乐教育学研究道路上又跨出了一步,这也无疑更加充实了学科力量。

蔡：曹老师,谈到这里,我想请您简单勾勒一下,您投身音乐教育这门专业,它的基本定位或学科轮廓又是怎样的?

曹：依照当前学界的一般说法,音乐教育学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这是从比较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的。它原是在近代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展趋向普及,师资教育专业训练成为普遍需求的背景上发生的。它的萌芽阶段是以音乐教学法的形式出现的,从音乐(唱歌)教授法发展到音乐(唱歌)教学法,进而发展成为音乐(唱歌)教材教法,再发展形成音乐学科教育学,是这一学科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总体趋势。

现代意义的音乐教育学学科,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音乐学与教育学互渗互融的产物,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体系是在总结音乐教育实践过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也可以说是音乐教育实践的理论形态,反过来对音乐教育实践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几十年,是音乐教育学萌芽、积累、酝酿、准备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引进国外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体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想,转变了人们的音乐教育观念,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同时期的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音乐美学等领域的新发展,也为构建音乐教育学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蔡：理论研究选题与您自身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比较密切的对应关系?

曹：当然!由于音乐教育学不是一门纯学术的音乐学学科,其基本理论及方法只有运用到音乐教育情境或教学活动环境的观察和研究中,才可能体现其相关的科学意义和学术价值。所以,这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具体操作,既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教育本体的详尽剖析,也需要有指向具体音乐活动的学科考察。同时,在音乐教育学术研究领域,还有一个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倾向,那就是由于音乐教育学在我国音乐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需的相应知识,只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感性认识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就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我认为充实必备的与学科研究相关的知识结构,是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

蔡：除了主持两个国家级教育科学的团队攻关课题之外,我知道您个人还独立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中等学校音乐课教案选评》《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以及一些音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还有一批在报刊上发表的文论,我们晚辈真是叹服您的学术研究如此“高产”!

曹：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总结、传承音乐教育的成功经验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是觉得自己在教学中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内涵。教师不只是给予,更多的是学习、是收获。我一直相信,实践与理论相长,学习和教学相长,也多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行之。实践和理论研究并重,自我完善和教书育人并举,似乎也自然地成为我们这类人自觉追求的主要内容。我也认为,真正的音乐教育实践领域,往往会给研究家和实践家提出许多来不及找到解释的困惑,这些现实促使我们不断地进行针对性思考,并提炼为教材或著作。倘若不及时梳理音乐教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共识,大量的实践性问题如何寻求正确答案?循序渐进的系统教材如何编成?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写的和发表的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及方法,以便有更多学者能走到一起,共同研究、探讨当前音乐教育学学科的诸多方面。

蔡：通过课题研究,您建立起国内音乐教育的从业者联盟,培养了一支队伍,其中不少人现已成长为这一学科的中坚力量,能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曹：由于历史经验的启示,我想到,要在新的条件下振兴音乐教育学,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专业组织机构,以联合大家进行必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90年冬,“第四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我主持了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的会议,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学术团体,也是“中国音协”较早成立的音乐教育领域的学会,赵沨、张肖虎、李凌等几位前辈音乐家积极支持了学会的工作。20多年来,这种学科组织的发展是相当迅速和广泛的,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与推动作用。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广大学界同志学科意识的醒觉和自觉努力。作为老一辈的音乐教育学者,我们少数人曾亲自倡导、参与和不懈推动了这个学术运动,现在亲眼看到了它的发展盛况,虽不敢妄自居功,却也不免以自己稍尽微力而感到欣喜和安慰。在我国音乐教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比较上,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所获得的长足进步和突出业绩,应该得以充分肯定:1.学科自主意识增强。就现实而论,音乐教育学这一特定学科,一度直白要求音乐教育具有明确和即时的实践意图的观念逐渐退却,音乐教育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自身价值以及自我定位已经得到初步确立。2.学科队伍力量增长。随着学科自主意识的增强,致力于音乐教育学的人数体量和规模稳步增大,由此推动了学科整体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3.学术成果积累增多。4.学术影响辐射增大。

中青年研究者思想活跃、精力充沛,既学习、继承前辈优良的学风与成功经验,又眼界开阔、勇于创新。近年通过学位答辩的一批硕士、博士论文不断出版面世,昭示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研究后续群体正在形成,即将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呈现出长江前浪后浪波波相连的可喜景象。

蔡：作为这次短暂采访的结束,您能否展望一下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未来图景,或者就此提出您的期望和建议?

曹：学科教育研究,应加强未来意识,考虑如何为培养21世纪的人提供有效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智力、能力?如何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具有丰富情感和个性,并能参与社会变革和创造的一代新人?音乐教育如何能在更多地探索人类心灵奥秘方面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如何将音乐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从而满足个人与社会对音乐永恒的需求?

蔡：一个个的“如何”,饱含着您孜孜不倦、坚韧卓绝的敬业精神,具有十分强烈的感召力!您在实践领域有宽阔的眼界,又能不局限在经验层面而对相关问题进行逻辑思考,提出的观点也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新意,能给同行以启发,给音乐教育事业以推动。

曹：总之,这几十年,立足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发展,首先是暗中摸索,继而是在晨光熹微下,于曲折小径上徘徊,继而好像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我深深感到,随着音乐教育学领域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吸收当代新的科学方法论成果,从整体上系统推进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和高师教师教育这项宏大工程,为振兴民族文化尽力,我要学的东西、要做的工作都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