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根敦群培；藏语言文字；文化自觉

摘要：传统西藏十分重视古印度文化尤其是梵文的学习研究，成就斐然，但由于语言认知和学习模式的局限性，不仅未能真正掌握梵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本土语言的被边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藏文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根敦群培对上述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以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言文一致为取向的书写语言改革构思，以完成藏语言文字领域的去印度化，实现藏语言文字的自主发展和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早在上千年前，藏族先民开始学习和研究古印度梵文文化，浩如烟海的印度佛教经典正是通过梵文这一语言媒介翻译成藏文，进而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从事这项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和至高的荣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习梵文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潮流，不乏盲崇与迷信，滋生出种种弊病，使得藏族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梵文的研习在相当程度上流于形式，不仅未能正确地掌握梵文，反而使本土语言被边缘化，从而对藏文化的主体性带来很大冲击。根敦群培站在新的起点上，从文化自觉的高度，以对藏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为考察对象， 对实现异域文化的本土化方面作了新的思考与探索。

藏族历辈学者对古印度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吸收和引进，皆始于对梵文的学习和研究。梵文是古代世界最为优秀的语言之一，也是进入包括佛教在内的古印度经典文化殿堂的一把钥匙。在传统西藏，要成为精通佛教经典的知识精英，自然首先要学会梵文。因此，传统学者对梵文的研习不遗余力，研究队伍颇为壮观， 并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认知传统和学习模式。通过对藏族学者的梵文作品的考察，根敦群培发现大多数作品并不符合梵文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范，只是对梵文作了形式上的模仿而已，真正掌握梵文者屈指可数。他意识到之所以出现此种隋况，与传统学者对语言的认知和学习模式有关。我们知道，传统经院教育特别注重文法，把钻研文法置于学习语言的中心和首要位置。作为梵文的语法理论，声明学自然成为学习梵文的最重要乃至全部内容，甚至认为掌握了声明学就等于学会了梵文，这一观念在传统西藏根深蒂固。根敦群培认为传统语言观具有浓厚的语法中心主义取向。对此他有深刻的观察：“我们一些人刚刚学完一卷声明学著作后，便毫不在乎地摆出一副要写很多印度语著作的架势。正因为那样，我们那些由龙和斜棂花格镶边的梵文作品，根本谈不上有印度人可能读懂的希望。其根本错误就在于无论语序和格位都套用了藏文的习惯。梵文的第一格与藏文的第三格；藏文的第二、三格与梵文的第六格大致相同，一味按照藏文的习惯怎能表达准确，组合得体呢？过去一些似乎并不精通藏文的班智达的译文中，在凡是梵文第六格的地方，都添加了一个判位“ལ”字。如藏语བདེ་དེ་ཀུན་གི即‘这一切善业’一句的梵ཨེ་ཏཻཤུབྷེསཧརྦཻ，这怎么可能与藏文相一致呢？”[1]‍‍

根敦群培发现大部分藏族学者的梵文作品，不符合梵文的表达习惯和语言思维，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精神旨趣都源自藏语言，因此自然无法被以梵文为母语的印度人所读懂。对此，德国语言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学外语的真正困难在于忘记原有语言：“说来奇怪，[学外语]真正的困难更多的是在忘掉旧语言方面，而不是学习新语言方面。”[2]根敦群培深刻意识到要真正了解、掌握梵文，必须反思和突破以语法中心主义为取向的传统语言观，其实质是把语言简化为一套抽象的规则体系和拼写方法。他着重从语法和语言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知道，语法是对语言的结构与特征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具有抽象性和静态性，而语言除了其抽象性之外，更具有具体性和生动性，而这种具体性和生动性充分体现在语言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言语之中。言语是语言学的重要范畴，是正在言说着的语言，体现语言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语言的精神和本质只有在连贯和整体中才能被感知和把握，仅注重抽象的语法分析很难触及语言的本质和精神。“这些人虽然声称要提炼本意中的精华，从事以词根组成词，以词组成句子的事业，但一遇句子，甚至将导师的名字阿努菩提(ཨ་ནུ་བྷུཏི义为ཉམས་མྱོང་བཟང་པོ།)(吉苏觉瓦)亦错译(རྗེས་སུ་འབྱོར་བ།)。”[3]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问题，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有极为精辟的论述：“语言就其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性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入至语言的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科学剖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4]作为强调语言内在特性的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的精神旨趣蕴藏在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的言语之中，而且只能成为感性认识的对象，对语言的抽象语法分析势必扼杀语言的内在生命力。这些论述无疑为理解根敦群培的上述观点提供重要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根敦群培认为对于一个生活于其中的印度学者来说无需特意地钻研声明学。因为梵文及其语法本身源自该民族精神思维和社会生活，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语言自身随之发生变迁和更新。因此，任何既有的语法理论不可能完全反映正在或已经变化了的语言及其全部特性，声明学也不例外。“印度语的基本结构或一般的组合方式对于任何一位印度学者来讲，都无须学习，因此亦无关这方面的专门著述。由于我们的三体对照中的梵语根本就是错误，以致大多数错误都无法证明究竟是违背了哪一部声明学著述。”[5]为了更生动地阐明上述问题，根敦群培举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尖上小孩手指的一只苍蝇”，[6]根据藏文文法，这句话中找不到明显的语法错误，但一个藏族读者能够立刻感知到这句话有违藏语言习惯。可见，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感知、熟悉语言背后的精神思维和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狭隘地局限于一套抽象的语法理论及其拼写规则的研究上。亦即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本质上无法被抽象、简化和归纳，决定了任何特定的学习模式不能够成为掌握语言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反观传统学习方式，则容易发现传统学者在学习方式上往往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循规蹈矩，形式化和封闭性成为传统学习模式的显著特征。鉴于此，他呼吁藏族学者要摈弃“手握‘铁橱’在小木盘中搅动沙土来学习梵文”的惯常思维，并认为那些声称以这种方式来达到精通梵文的人，只不过是“投海自尽，而绝非到达了彼岸。”[8]

根敦群培通过对藏族传统学者在学习和研究梵文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深刻揭示了传统语言观和学习模式的局限性。其实，传统学者在学习梵文上的局限性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有着直接关系。我们知道，虽然在传统西藏，梵文研究的历史传统从未中断，但自萨迦政权末期开始藏族学者亲历印度者廖若星辰，即像吐蕃以及后弘期时期出现的印藏学者直接交流的情况逐渐减少乃至中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梵文本身在印度本土开始被其他语言文字所取代，导致了该语言的衰落乃至消亡(梵文在印度本土的衰落有复杂原因，其中梵文自身的因素不容忽视，根敦群培对此有专门的探讨。)[9]在这种情况下，藏族学者只能通过僵死的书本来研习梵文，了解印度文化，即藏族学者所面对的是已经僵死的语言。正如洪堡特所说语言的本质和精神只能被感知，那么在很长历史时期内，藏族学者恰恰缺乏这种学习语言所必需的感性认识和直接体验。因此，藏族学者对梵文的认识和了解仅停留于书本知识尤其是抽象的语法分析上。这一客观情势无疑成为藏族学者必须面对但又无法逾越的障碍。作为亲历印度并有实地调查的学者，根敦群培自然具有以往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感性体验，也使他对上述局限性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感受，成为促使他重新反思传统学者在研究梵文中折射出来的传统语言观和学习方式，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反思和批判无疑显得深刻而富有启发性。

藏民族是一个崇信佛法的民族，对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一向充满憧憬和向往，印度的历史文化对西藏人来说显得神圣和神秘。作为记载佛经的主要语言，梵文更被视为神圣语言而推崇备至，不乏盲目崇拜和迷信心理，折射出藏族学者对梵文的扭曲认识乃至无知。对此根敦群培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批评：

“从此处又开始惹人发怒了！有关梵文的另一条恶习是，我们的学者个个都称梵文含义深邃，可从一个字中引出无穷的意义，致使许多愚人也都养成了恶习。”[10]“既然号称‘善构’的梵语用如此众多的格位语尾与变化规则来表达语义，应当是准确无误毫无含糊之处才对，但事实却非如此。……说到底，许多梵语只能依据附加的词缀和上下文的联系去领会，从句子本身则根本无法理解，它与非‘善巧结构’的诸多‘劣等语言’毫无任何区别。”[11]“所谓梵文与藏文的功能区别甚大的言论，人们都说顺了口，如若对却吉札巴(ཆོས་ཀྱི་གྲགས་པ།)及其弟子们所创立的言说、思维、遮遣、趋入(སྒྲ་རྟོག་སེལ་འཇུག)学说中的道理稍微有所了解，便会清楚像‘瓶子’这一单一词无论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根本没有功能大小与含义深浅的区别。”[12]

在传统学者看来，梵文是一种极其独特而神秘的语言，它的独特和神秘性体现于该语言的精炼与善变性之特性上，以至于对像“萨玛亚阿巴迪迷达甲纳”这样十个字需要进行过半页乃至更长篇幅的解释，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字与词都包含着无穷的意涵。 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这样一种翻译中常见的，译文字和原文字数之间存在差异现象都成了某种梵文之精炼性的表征。[13]在根敦群培看来，这些所谓的微言大义、探幽发微，不过是无中生有、画蛇添足。梵文的确见长于以其词根和规则的变化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其精炼和善变。[14]但即使如此其精炼性并不意味着构成它的孤立的要素，就能够表达无穷、完整的意义，任何语词只能在语言的完整结构和上下联系中才能表达意义，此外，任何语言在表达上存在自身局限性，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正确无误，梵文也不例外。对于像“瓶子”这样的普通名词，在任何语言系统采取什么样的符号形式或具体称谓，都不会影响它所要表达的意思，虽没有精确的同义词，但与语言本身的含义之深浅与优劣无涉。通过对梵藏文的比较研究，根敦群培发现梵文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和重要规律--以词根和规则的变化来表达不同含义、以顺口基础的连声读音以及数字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性等等同样存在于藏语言中，同为人类语言，梵文和藏文在诸多层面呈现出一致性，而且他从藏文中挖掘出了梵文所没有的某些重要特性和规律：“通过语言的特性进行如此研究后，可以看出藏文亦并不是不能搞以词根组成词，词组成句的繁文缛节的。”[15]“此外，像梵文那样将‘字缘’、‘改变’ ‘抹去’等规则照搬过来，运用于藏文也并非根本不适应。”[16]与梵文一样藏文中能够找到许多许多未形成文字的连声读音，而且在两种语言里连声读音都以顺口作为基础，具有相同的语言规律。[17]“同样，字数的形态变化，在藏语中具有一种能够经受分析的规律”。[18]‍‍‍

根敦群培关于藏文特性和规律的认识和论述不仅是对长期以来藏族学者推崇梵文、低估藏文的倾向和偏见的有力批判，也包含着对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性之具体阐释和深刻认识。正如歌德所言：“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19]根敦群培之所以对本民族语言的特殊结构和显著特征具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洞察，无疑得益于他对包括梵文在内的诸多其他语言及其特性的广泛观察和精深研究。“根敦群培在南亚的12年中，为了了解和研究佛教与印度文明，在语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不仅掌握了英文、梵文、巴利文等必备的语言工具，运用于印藏研究之中，而且还对所熟悉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20]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使他对语言的差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全然不意味着像传统学者那样语言本身之深浅与优劣，而是反映语言背后的民族精神思维和价值认同的差异。可见，对根敦群培来说，语言不仅是一种传递信息、交流意见的工具，更是一种包涵精神旨趣和文化内涵的价值。在这意义上卡西尔认为：“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的差异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en)’的差异。”[21]既然语言在更高层次上属于价值范畴，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优势是相对的，语言之间在深浅与优劣上没有对比性，甚至语言和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关联。亦即古印度文化在某些方面相对于藏文化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在同样的意义上梵文优于藏语言。洪堡特否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必然关联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即使是所谓野蛮的、不发达的语言，在构造上也可以具有突出的优点。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在某些方面这类语言反而有可能比拥有较高文化的民族的语言更为优越。”[22]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千差万别孕育和塑造了语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每一种语言具有自己独立的源头和自身特征。作为藏民族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自然产物，藏语言的独特价值和生命力根植于民族自身历史之中，这也是根敦群培为什么对不少学者，竭力通过追寻藏文与在他们看来显得神圣的异域语言文字之间的渊源关系，来凸显藏文的神圣性的倾向进行批判的根本原因。依他观之，一味地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源头追溯到某种外来文无疑是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贬低和不敬。“无论如何，这些空行文字无疑是地地道道稍加修改后的古藏文字体。尽管，伏藏师们时而说是邬坚文字，时而说是罗刹文字，说了许多谎话，其实那是纯粹的藏语(文)，没有任何关于它属于其他语言(文字)的传说，更没有把藏语写成罗刹文的必要，即使写了也肯定不可能做到前后加字与藏文一样准确无误。”[23]

我们知道，盲目推崇梵文的另一面，就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低估乃至歧视，藏文的特性和价值在藏族历代学者极力追求文风的梵文化之过程中受损乃至丧失，藏语言在本土被边缘化几乎成为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根敦群培研究藏语言的最重要目的无疑是试图重新追寻和确认藏语言的特性和价值。众所周知，藏文文法基本上承袭于声明学，藏族的文学理论同样受到以《诗境》为代表的印度文学理论和风格的深刻影响。更为甚者的是，许多诗歌等出自上层人士之手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生僻的梵文语词，其中许多词汇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一知半解，更何况普通读者。因此，根敦群培认为这些严格按照以声明学为基础的藏文文法书写的文学作品很难代表本土语言的风格与特征。“藏族学者在致思逻辑、写作构思、修辞以及措辞风格等所有方面深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以至于一个句子里所引用的比喻，几乎全部引自印度的山水草木。例如，身如同波西山般威严雄壮，声如同恒河般清澈无暇，显得优美、高雅，若稍作变换比喻，其中的山水换成本地的山水：身如同麦积山般威严雄壮，声如同黄河之水般清澈无暇，则即使不减诗意与韵味，不免引为笑柄。[25]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一门学科的时候，该学科才算属于自己的，他认为人的直接意识和深刻思想只能用自己民族熟悉而能感知的词汇和概念来表达，因为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特定的、无法被其他民族理解的语境和范畴。“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因为思想恰恰具有这样环节，即：应当属于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应当是自己固有的东西；思想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比方说，用Bestimmthetio[规定，借自拉丁语determination]，用Wesen[本质，德语固有词]，代替Essez[本质，借自拉丁词essentia]，等等，这样对于意识来说是直接的，不是同一个外来的东西打交道。拉丁语有一套措词法，有一个特定的表象范围或界域：一旦承认了这个范围，用拉丁文写作的时候，就必须写得平平板板；人们冒味地用拉丁语表达的东西，是不可能明白可诵或流畅自如的。”[26]拉丁语是当时罗马教会唯一认可的书写和解释《圣经》的官方语言，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神圣语言，在很长历史时期内，西方知识精英尤其是宗教精英一直用拉丁语著书立说，认为只有拉丁语才能表达甚深的宗教思想。而像黑格尔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德语著书立说。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但丁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为了对抗当时罗马教会及其官方语言--拉丁语的权威，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文的研究和推广，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用意大利自己的语言写作。对民族语言的兴起和世俗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丁的例子已经表明，用方言写作具有反抗拉丁文、罗马教会和帝国统治的政治意义。”同为启蒙思想家，根敦群培与上述西方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旨趣和论述几乎如出一辙，即主张用自己民族熟悉的语言写作以抗拒神圣语言(梵文和拉丁语)权威。根敦群培认为相比于既有的文学作品，来自民间方言、民歌、谚语以及苯教典籍中保存着许多属于本民族的语词和修辞方式，如“颤巍巍、咕噜噜(འདར་ར་ར། དུ་ར་རུ།)，飘飘扬扬”等这些重叠词毫无疑问是藏文所特有的修辞，至今仍然沿用于农牧民的日常口语和一些古老的宗教仪式中。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27]语言的这一特性，使得这些独有特色的语言习惯和修辞方式千百年来在基层民众中口耳相传，代代相续，保持了原有的特性和韵味。但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和语言风格不仅一直未能得到自己民族学者的足够重视，反而被视为“村语”[28](低俗的语言)弃之不用，很难见诸于正统的文学作品，使得这些词汇和修辞风格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与价值。“这样的措词方法似乎不可能出现于擅长辞令的藏族学者们的著述之中。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藏族老人们承袭祖辈的措词方法写出的作品中却屡见不鲜。”[29]“……可见它存在于藏语本身的习惯用法之中，是地地道道的藏族的作品。但是诸多学者不但将这类措辞统统抛之一旁，并将其当做耻笑的材料，所以如今它已形如破衣腐食，无法发挥其功能了。”[30]根敦群培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藏语言在本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而盲目推崇梵文正是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其背后作祟的是对语言的扭曲认识和文化自觉的缺失。这正是他致力于重新认识和挖掘藏语言的优势与潜能，并为其赋予新的价值和生命的原因所在--“我们明明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又何必要用梵文写作之必要？” “能够抛弃这种书写三体诗句的例规，必将成为这一地区的一大‘美饰’”。[31]根敦群培从作为藏语言之宝库和渊薮的民间方言、苯教典籍中寻找和挖掘原始藏语的风格与特性，从方言和日常口语中吸收营养，使他的文风作品显得朴实、生动，又不失典雅与优美。从他的许多作品中不仅能读出藏语言的独特韵味，更能读出民族的精神气质以及一个学者所应有的担当与使命，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藏族文坛上引起经久不息之反响，开启藏族文学一代新风的原因所在。

我们知道，西藏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书写语言规范化运动，[32]这些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藏语言文字乃至整个藏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藏语言文字的变化和发展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和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渐趋于封闭和僵化，严重制约了藏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发展。对此根敦群培有很深刻的观察：“自最初创制藏文至今已历时1300年，在此期间，无论藏文的词汇与字形，二者都未发生大的变化。大凡通晓藏文的人，即使现在观看古代藏王时期的碑文等，也能大概知晓其意。”的确，至今能够读懂上千年之前的碑文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助于了解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读音及其演变轨迹，也为研究早期的语言及其文化提供了方便。但同时，这一现象在另一个方面则表明了藏语言文字缺乏自我变革的动力，使得语言尤其是语音与文字之间发生严重脱节，亦即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严重脱节，这显然不符合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自然关系。我们知道，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是用来记录语言和语音及其演变轨迹，而语言具有历史的变迁性，变迁性不仅是语言的本质特性和存在方式，也是保持自身生命力的关键。反观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语言在上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其语音无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作为描述语音的词汇和字形却未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写法得以延续。可见，文字相对于语言的滞后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藏文中更为突出，导致了“普通人读不懂卷轶中书面文字”。这与藏族传统语法学家倾向于强调文字和正字法而忽视语音的历史变迁性与现存形态有关，语言学家需要根据正字法对现有语音和写法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统一，但更重要的是，使文字和正字法本身符合语言尤其是语音的客观变化，而不是相反。在传统学者那里，基于声明学创制的藏文文字和正字法具有至高权威性，语言的变化不能违反、超越既有的语法规则和文字系统，从而使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合理和正常关系完全颠倒过来。“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她的照片。”[34]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传统学者来说，不是正在变化着的和人们常用的口语，而是三十个字母和正字法才是藏语言的精髓和本质，正如索绪尔所言，其实他们看到的不是藏语言的真正面目，而是其照片。可以说，根敦群培真正揭示了导致藏语言文字的日趋保守和僵化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古藏文的研究，他发现相比于现有的语言文字，言文一致的原则在初创时期的藏文中得到遵循和体现，这从当时的字形能够正确地表现和记录当时的历史读音的事实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是历史上各种不同的读音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当今各个地区使用的语言，昔日那种读法的根本原因就在字形本身。例如，当藏区开始出现文字时，由于文字必须按照居民的语音进行书写，所以如སྒྲ་(声音)字若无须发ས་ག་ར་3个字母的读音，那就不需要那样书写了。昔日，后加字等原先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而文字是为符合语言而创造的。另外至今，康区的某些地方的口语中仍然保留着ཁྱོད་ཀྱི་(你的)。རང་གི་(自己的)等与藏文文法《三十颂》(སུམ་ཅུ་པ)的添接规则完全一致的说法。”[35]据他的观察，譬如：སྒྲ་(声音)之所以写成这样的字形，完全是根据当时民众的发音习惯，那么如果སྒྲ་(声音)的发音发生了变化，应该采用或创制另一种字形，而不是继续维持原有的写法。可见，应该由发音来决定字形，而不是由字形来决定发音。根敦群培认为，由于从文字创立到现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期间读音必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藏文中的很多字形和写法自然需要进行改变或调整，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发音习惯。否则言文不一致的问题更加突出，最终会制约藏语言文字的正常发展。

鉴于藏语言文字的长远发展和现实需要，根敦群培提出了书写方式的改革构思，创制一套既体现原始藏语的特性和原则，又适应现代藏语言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书写体系，核心是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文字和判位词，以保持藏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依他观之，藏文初创时期，在写法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藏文中的便是其显证。根据他的研究，无论从发音还是写法在梵文中所没有的，完全是根据当时藏民族的发音需要而被创立的。“我认为由两个字母合成的是吞弥桑布札创制的，但它不是 ལ与བ二字的组合体，而是与司二字的组合成的。”[36]根据他的观察，保持言文一致方面现代印度语言堪称典范，口语和书面语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在印度很少有一个人会说而读不懂书面语。总之，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不仅有理论的依据，也有历史的范例，更有现实的需要，如果一味地拘泥于已经变得过时的写法和读音，会出现类似新到藏区的蒙古人将འབྲས་སྤུངས་(哲蚌)读作的令人费解的现象，[37]必然会丧失藏语言的特性和韵味，藏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更无从谈起。他的这些思考和论述为今后藏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和原则，具有深刻的理论洞见和现实针对性。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因此书写语言的改革不仅涉及到语言文字本身，而且关涉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根敦群培同样意识到了书面语的改革对传统宗教典籍的传承和藏民族认同的维系的冲击和影响。“今后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凭信论典中的术语(ཐ་སྙད)和佛教语言(ཆོས་སྐད)，那么，整个藏区的语言也能够保持长期的统一。”[38]“如果像当今某些外国人，或用卫(དབུས前藏)方言，或用拉达克方言等，随心所欲地编著成口语辞典和经函的风气一旦到处蔓延开来，那么，由于各地方言的区别，势必导致藏语共同语言的肢解。终有一日，必然造成各地的语言文字互不相同。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又必然导致思想上、行动上的差异。一旦某一种新的方言在藏区各地盛行起来，则我们用佛殿语言编著的浩如烟海的经部、续部、五明处等典籍，都必将日渐成为无人能懂的废书堆。对这一恶劣风气，愿诸君都能慎重堤防。”[39]可见，根敦群培在推行书写语言改革方面态度极为谨慎，这一方面与当时藏区的客观形势有关：藏区地域辽阔，方言诸多而且不同方言之间差异很大，使得不同藏区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显得很困难，因此相对统一的书面语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交流不可或缺，作为来自安多并在拉萨求学的学者对此有切身感受。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维系藏民族认同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藏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在藏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时，藏语言文字面临着内部分化的危险，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西方殖民势力尤其是人类学家和探险者作为排头兵和侦查员，一贯把种族、地理、宗教、语言和风俗的差异性作为分裂殖民地民族和社会的隐性渗透和控制手段，从事制造民族内部分裂活动，配合或直接服务于西方殖民统治者的整体利益，由于披上学术外衣对殖民地民众和社会具有相当蒙蔽性和诱惑力。“在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中，人类学在历史上是与殖民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把它叫做‘殖民主义的女仆’”[40]当时许多西方人类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对方言和口语的研究，其目的无疑是通过寻找和强化语言在不同地区的口音上的差异来分裂语言的统一性，进而解构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破坏民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西方殖民者对这一策略和手段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并在印度等殖民地区获得巨大成功。作为在印度等南亚传统殖民地生活过的学者，根敦群培对西方殖民者的惯用伎俩和险恶用心了然于胸。因此，他对保持警戒和敏锐，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草率地推动书写语言的改革很有可能成为“使藏民族走向根本分裂的外因。”此外，民众对一种新的书面语的熟悉和适应本身需要很长时期，不是一朝一夕之能事，而且当时不具备推广和实施新的书面语所需要的行政资源和社会条件。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浩瀚的佛教经典是由既有的书面语书写和编撰的，采用新的书面语，必然会影响到原有经典文化的传承与保存。足见根敦群培对藏语言文字之改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深刻而周全的认识与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对异域文明的学习和吸收，藏文化也不例外。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客观、理性地认识对方文化并有效地实现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为基本前提，否则往往会造成主体颠倒、喧宾夺主，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所常见。在某种意义上，藏文化当属典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佛教这一源自古印度的外来宗教不仅在西藏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主导价值，藏族社会的性质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吐蕃时期的世俗社会形态演变为宗教社会或以宗教为取向的社会形态。藏语言文字更是如此，从文字符号到语法规范基本上承袭于古代印度梵文文化，从文学理论到常用词汇颇受印度文化影响，藏语言文学在诸多层面呈现出某种梵文化趋势。这种趋势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藏族学者尤其是宗教人士极力模仿和盲目追求文学语言的深奥与晦涩而不断加剧，其结果导致了纯正原始藏语或本土语言的衰落和被边缘化。深受近代启蒙思想影响并对语言文字有广泛研究的学者， 根敦群培对上述现象及其危害性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语言文字的研究成为其重新审视和反思外来文化本土化的最佳切人点。我们知道，语言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风格和历史传统，正是这一原因，根敦群培力图通过寻找和挖掘未受外来文化影响(主要是梵文和佛教文化)并至今存活于民问方言和诸苯教经典，来还原和呈现原始藏语及其特性，并以此追寻和重建古代先民的精神风貌和历史传统。为了藏语言文字走上不受外来文化制约的自主发展道路，提出了重新创制一套既反映原始藏语之特性、风貌，又体现和满足现代藏族社会发展之需要并易于被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的书写语言改革构思，进而实现整个藏语言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根敦群培在对藏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改革之思考上展现出来的去印度化倾向，具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考量。言必称印度的西藏来说，对孕育佛教文明的印度一向充满憧憬与向往，但这种憧憬和向往其实停留于想象层面。“我们对自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之后到至今在印度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缺乏了解，尤其是对近七百年的印度历史更是毫无知情”[41]对印度历史和现实有着深人研究和切身感受的学者，根敦群培更多看到的是印度的历史与现实的残酷与黑暗面：作为世界上最残酷和黑暗的社会制度，种姓制度产生于古印度社会并延续至今，而构成种姓制度之思想基础的婆罗门教始终是古印度的主流文化。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宗教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和理性的压制之深之巨，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实属罕见，不仅为古印度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样成为阻碍印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沉重历史包袱。印度的现实更不堪言，近代以来不断受到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欺压和蹂躏，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根敦群培深刻地意识到印度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取向，无助于推动西藏的未来现代化道路。因此，对当时的西藏社会民族来说，树立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首先要从思想和文化上摆脱藏文化对古印度文化的深层依赖，尤其是在语言文字领域。这也就是根敦群培关于藏语言文字的研究内在地包含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注释

①根敦群培看来这个观念明显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婆罗门推崇《吠陀》经典，并执著地对其内容进行极为神秘化的和扩大的解释，认为《吠陀》中的一些词与句包含无穷的意义，足以解释宇宙和解脱人生的真理。从更大的角度讲，神秘主义是古代印度文化的基本特征，根植于印度文化的佛教也难免受到深刻影响。韦伯在《印度的宗教--婆罗门与佛教》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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