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琼·索朗次仁、达瓦拉母 ▎从出土文献看苯教占卜文化对唐代吐蕃社会的影响

文摘 2024-10-22 09:00 青海

江琼·索朗次仁，西藏日喀则市人，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主要从事藏族古代史与历史文献研究。

摘要：学界对敦煌、西域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以往成果更多集中在文献研究。藏文占卜文献反映出吐蕃社会曾盛行苯教占卜文化之史实，对此传统史籍中记载语焉不详。文章以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和考古史料为主要依据，全面考察唐代吐蕃社会占卜活动。研究发现吐蕃时期苯教占卜文化不仅曾盛行于吐蕃本土，而且广泛流传于敦煌、西域的吐蕃移民社会；吐蕃统治阶级笃信占卜，利用占卜掌握个人的性命安危与权势地位，乃至以占卜推动政权事务重要决策；底层庶民亦通过占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吐蕃占卜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时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吐蕃卜者不仅传承和发扬苯教占卜文化，而且主动借鉴吸收中原术数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吐蕃占卜文化研究对阐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苯教占卜；吐蕃社会；文化融合

吐蕃时期，苯教卜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空间十分广阔，不仅在吐蕃统治阶层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间社会扎营屯军。[1]身为占卜文化实践者和传播者--卜者群体，在各自的阵地极力发挥其职能，使占卜文化渗透于吐蕃社会各阶层，从而对吐蕃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学界对敦煌、西域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且成果丰硕，但占卜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值得更多学者关注。本文以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和相关史料为线索，从地域空间上考察梳理了吐蕃本土和吐蕃军事占领区社会盛行的占卜文化现象及其社会影响，以此为切面探讨吐蕃社会政治、日常生活、信仰文化的独特面貌以及吐蕃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

世界各地宗教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民众的信仰，而其更大的发展则必须依靠上层统治阶层的支持。有了上层的支持，其存在的合法性才有保证，经济来源才有保障；有下层群众的广泛信奉，才能壮大宗教的声势，才可能引起上层的重视。[2]占卜亦是如此，其能在吐蕃本土社会生根发芽，实际依赖于上层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底层庶民的需求。拟将吐蕃本土社会分为赞普王室、官僚贵族、民间社会三个阶层，全面考察吐蕃时期占卜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一)赞普王室

赞普王室主要包括：赞普、后妃、王子、公主及其他王室成员。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和藏文传世史籍中，吐蕃最高统治者赞普参与占卜活动的史料尤为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自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起，历代赞普有参与占卜活动的传统惯例。

1.赞普

敦煌藏文占卜文献是研究吐蕃占卜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是吐蕃时期藏族先民遗留的珍贵文献，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倘若没有发现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则目前无从知晓吐蕃占卜文化。敦煌藏文占卜文献P.T.1047前47段，被学界认为是吐蕃官方占卜文书[3]，其中重点记述了赞普的社稷、寿命及其他问卜事项。此外，敦煌藏文占卜文献ITJ740《骰卜》和ITJ742《金钱卜》亦载少量的涉猎赞普的卜辞[4]；下面将敦煌藏文占卜文献记载赞普卜问事项制表以示，[5]见表1-3。

表中足见，吐蕃赞普积极参与占卜活动，且赞普个人命运和江山社稷始终作为卜问的头等要事。除了敦煌藏文占卜文献之外，藏族传世史籍中亦有赞普参与占卜活动相关记述；如苯教文献《世续题记全传》云：“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前来吐蕃作王时，为聂赤赞普解难，让女卜师吉顶穆(མོ་མ་སྐྱིད་ལྡེམ)占卜，寻找鬼魔加害者。”[6]《五部遗教》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王妃蔡邦氏玛坚(ཚེ་སྤོང་བཟའ་དམར་རྒྱན)身患麻风病，赞普向女卜者衮西婷波(མོ་མ་ཀུན་ཤེས་ཐེངས་པོ)问卜病因。”[7]《巴协》言：“赞普赤松德赞向莲花生问道：‘汝是否通算卦？’ 莲花生答道：‘吾精通算卦’，并言道：‘瞧国王头上戴缠头巾，预示上部地区外扩帽子般版图；脚穿靴子，显下部地区占靴子般领土之兆；身上未系腰带，预示中部地区败坏王法之兆’。”[8]此段为赞普赤松德赞首次接见莲花生大师时的对白，这不难看出赞普赤松德赞对占卜文化可谓情有独钟。

表1 赞普社稷占

表2 赞普寿命占

2.其他王室成员

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和藏族传世史籍中吐蕃王子、公主等其他王室成员的占卜活动记载极度匮乏，可谓只言片语，零星碎片。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7《止贡赞普纪传》言：“止贡赞普年幼时，就其名事，问及玛玛卓夏玛吉林玛(མ་མ་གྲོ་ཞ་མ་སྐྱི་བརླིང་མ)。玛玛问道：‘吉地之红岩是否崩塌？当玛牦牛草坪是否被焚烧？旦木勒瓦湖是否干涸？’答曰：‘岩山未塌，湖水未干，草坪亦未焚。’玛玛卓夏玛吉林玛因年高耳背，听成 ‘岩山已塌，湖水已干，草坪被焚。’便说：‘既然免不了水中亡，厉鬼杀，那就叫止贡赞普吧！’遂起名为止贡赞普”。[9]从这段历史传说窥知，赞普王室向吐蕃官府职业卜者“玛玛卓夏玛吉林玛”[10]卜问幼王储的命运，女卜者便通过观察自然征兆，判断吉凶休咎，为王子避凶趋吉特赐名为“止贡赞普”。

藏文传世史籍中亦有记载吐蕃王储崇信占卜，且参与占卜的情景。据《韦协》记载：“王子牟尼赞普见状便下诏书与大臣议事堂：昨夜我梦见在色究竟天的杨柳宫中，世尊释利大日如来、金刚持、童子文殊三位和父王赤松德赞齐聚一处，议论经藏的圣言精要和诸多佛典的因缘。依此梦所示，父王之超荐仪轨应该依善法从事，不宜随苯教仪轨。”[11]上引史料反映出吐蕃王储牟尼赞普凭借梦兆决定其先父赤松德赞的丧葬仪轨。

敦煌藏文占卜文献ITJ740《金钱卜》(第60行)云：“天女卦：天神化现公主踞于天界，掌管天下人畜生息之事，并恩赐食物。”[12]此卦象释文措辞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吐蕃碑铭中有关吐蕃王室祖源记述“天神之子下凡，入主人间”如出一辙；特别是卜辞中出现之“天神化现公主”(འཕྲུལ་གྱི་སྲས་མོ)称号与吐蕃碑文中的“圣神赞普”(འཕྲུལ་གྱི་ལྷ་བཙན་པོ)、“天神之子”(བཙན་པོ་ལྷ་སྲས)名号极其相似，均表达吐蕃王室祖源为天神，王室为天神之子下凡，统治人世的理念①。由此推知，“天神化现公主” 应是吐蕃王室公主之徽号。可见，吐蕃王室公主亦有占卜行为。

综上所述，身为吐蕃最高统治者——赞普笃信占卜，不但通过占卜掌握个人的性命安危与权势地位，而且其政体社稷、军事战略等政权事务重要决策均有问卜行为。同样，占卜也影响着吐蕃王室其他成员的生老病死等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问题，乃至掌握王族命运的关键人物--储君的名号亦请卜者赐予。由此推知，占卜信仰在吐蕃王室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深刻影响赞普王室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观念。

(二)官僚贵族

所谓“官僚贵族”主要指吐蕃统治阶层所有官吏。早在吐蕃仍处于氏族部落联盟时期，已有设官分职的记载。至松赞干布以后，吐蕃官僚系统逐渐完备，在中央有所谓的“三尚一论” “小御前会议” “大御前会议” 等类似内阁会议，可供赞普咨询商议的机构。有辅助赞普综理万机的大相，及著名的“九大尚论” 组织。在地方有类似汉朝郡国并行的制度，“郡”方面则为茹、千户府的两级军事、生产、地方行政三合一的机构；“国”则属半独立性质的小王领地。[13]这些机构的官吏构成官僚贵族阶层。

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和藏文传世史籍中，对官僚贵族参与占卜活动情况亦有零散记述。尚论不仅通过占卜预知个人命运和政治仕途，而且擅长利用占卜操纵政治，以此实现个人及其政治派系的利益最大化。

表3 赞普占卜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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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论卜问命运与仕途

尚论为吐蕃全体官员的泛称，[14]敦煌藏文占卜文献P.T.1047(第24行)曰：“跋觉当卦谓：…卜国王与尚论之寿元占，大凶。”[15]由此表明，吐蕃赞普同众臣一道占卜过个人寿命。此外尚论卜问政治仕途行为在敦煌藏文占卜文献中有所反映。据P.T.1047(第20行)云：“邦色苏孜卜权势占，出现上卦跋觉当，后由20为卦师分析，均谓：吉。(跋)觉当卦谓：三代人如国王般权势兴旺，其后权势衰竭之兆。或大神灵不悦，引来邪魔、赞哲鬼、鬼女、魔鬼等之兆。”[16]此处出现之“邦色苏孜”乃吐蕃赞普囊日伦赞和松赞干布父子执政时期的权臣，曾任吐蕃大相一职。P.T.1047(第30-31行)云：“又出现跋加团，则为一 ‘姆兴征’，是国王获得永恒，平民成为尚论之兆”[17]；ITJ747《鸟卜》占卜表 (西方，黄昏时)：“西方任命为尚论之职”[18]；P.T1045《鸟卜》占卜表(西方，黄昏时)：“吾任命为尚论之职”[19]。

2.占卜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应用

(1)止贡赞普与罗昂达孜(ལོ་ངམ་རྟ་རྫི)的角逐

《雅砻教法史》曰：“止贡赞普下令罗昂与其比武，罗昂回禀：吾一介臣民，岂能与赞普对立；但王不允，遂决定在娘若孜的塔哇园，出现亢宿、氐宿之时交战。”[20]《汉藏史籍》言：“在娘若孜的塔哇园，王臣二人交战，罗昂达孜精通占兆术，而赞普骑着马挥着剑中之尊--古司朗布纳(དགུ་ཟི་གླང་པོ་རྣ)迎面扑来，一不留神砍断了其登天的穆绳，遂消失了其保护神，最终被罗昂弑杀。”[21]上引两部史籍均记载吐蕃赞普止贡赞普与娘若香布邦国之王罗昂达孜[22]角力的历史传说。尽管这段历史充满神话色彩，荒诞不经，但罗昂达孜精于占卜术，且用二十八宿星占确定作战时间之说法值得可信。敦煌藏文占卜文献表明，吐蕃军队有战前卜问习俗。②‍

(2)翦除尚论玛尚冲巴杰(མ་ཞང་གྲོམ་པ་སྐྱེས)事件

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驾崩后，王储赤松德赞尚年幼，大臣玛尚冲巴杰趁机独揽吐蕃政权。[23]玛尚身为虔诚的苯教信徒，利用职权制定颁布禁佛法令，以此抵制佛教传播。于是焉，支持佛教的大臣派系，唯有铲除实权在握的大臣玛尚，才能顺利推行佛教。故此，吐蕃大相桂·赤桑亚卜拉为代表的崇佛大臣，贿赂占卜者，故意放言：“有凶兆显现，赞普有难，需要一名古儡(替身)来替赞普消灾。”以此借口把尚玛尚活活送入了墓中[24]，最终实现了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这场暗杀行动中，占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吐蕃权臣不仅崇信占卜，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擅长利用占卜这一秘密武器置人于死地。

(3)放逐吐蕃王子藏玛事件

《西藏王统记》云：“事为王(赤祖德赞)所知悉，即曰：‘我之沙门，不当以罪指相指，恶言相视。今后有不听者，挖目断指。’王以崇敬佛教为白(韦)达纳坚等诸权臣所不悦，遂共暗商毁坏教律之计。佥云：‘若不弑杀王，殊难毁坏教律。’或云：‘纵已去王，但小王藏玛(ལྷ་སྲས་གཙང་མ)及郑喀白永 (བྲན་ཁ་དཔལ་ཡོན)二人亦喜佛法，教律终不能毁，奈何，似此须先除小王藏玛及郑喀白永二人，后乃弑王。’议遂决。乃贿占卜星算者，共同扬言谓：‘若小王永居此地，即将有灾患，邦土亦不安宁。’于是王子藏玛遂被放逐于巴卓门地。”[25]由此观之，及至吐蕃晚期，崇苯反佛势力未曾放弃吐蕃政权的争夺。吐蕃赞普赤祖德赞时期，苯教势力再次反扑，以韦·达那坚为首的崇苯大臣通过贿赂卜者，炮制谣言，放逐吐蕃王子藏玛，以此打击削弱崇佛大臣派系势力。上引案例窥知，吐蕃官僚贵族同赞普王室一样，日常生活中，通过占卜了解掌握个人命运与仕途前程，以此决定一切个人生活行为。最引人注目的是官僚贵族阶层中，占卜常用于政治权利斗争，同时其当作欺上瞒下的重要手段。足见，苯教占卜对吐蕃统治阶级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三)民间社会

占卜不但盛行于吐蕃上层统治阶级，而且在民间社会应用更加广泛。有学者认为，敦煌占卜文献P.T.1047+ITJ763是从吐蕃本土带至敦煌的占卜文书，[26]是故，该文献乃考察吐蕃本土民间社会占卜活动的第一手材料。透过这份文献窥知，吐蕃庶民主要卜问：寿元、子息、怨敌、财运、家宅、田地、水源、疾病、邪魔以及谋事能成否，出行人能归否等[27]吐蕃本土庶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日常生活问题。从上述卜问事项可知，占卜与吐蕃本土庶民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且深刻影响时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吐蕃本土三大社会阶层的占卜行为，不难看出，占卜并非为吐蕃本土统治阶层的专利，而是吐蕃本土所有黔首蕃人掌握命运前程的手段；亦是时人生产生活等一切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吐蕃本土盛行浓厚的占卜风气，对吐蕃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影响深远。

公元7世纪起，吐蕃持续向外扩张，至8世纪中后叶，已统有东达陇坻、西川，西至葱岭，涵括大小勃律、拨汗，东南达南诏，北至安西北庭等辽阔疆域。[28]窃拟敦煌、西域吐蕃移民社会作为考察对象，探讨苯教占卜在吐蕃移民社会中的应用及其影响。

(一)苯教占卜对敦煌蕃人社会的影响

1.吐蕃占领敦煌的经过

公元755年，唐王朝内地爆发了由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唐王朝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隆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中原，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吐蕃乘机向唐州县发起了大规模攻势。自唐肃宗之至德元年(756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764年，吐蕃攻克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766年，甘州、肃州失陷，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被迫移节沙洲；776年，吐蕃攻陷瓜州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786 年，敦煌城内矢尽粮竭，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迁往其他地区的承诺后与吐蕃结盟而降。[29]从此，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代。

2.敦煌苯教占卜活动及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后，大量吐蕃人开始进入敦煌，主要有蕃僧、高级官吏及其随行家属、驻军及其随行家属和普通百姓。这些人构成了敦煌吐蕃移民的主要来源。[30]敦煌藏文文献表明，吐蕃统治后的敦煌亦存在苯教教团，且颇具规模；这些苯教徒主要从事丧葬祭祀、占卜禳灾等宗教活动；[31]他们从吐蕃本土携带大量苯教丧葬仪轨书和一些占卜书至敦煌。[32]

敦煌占领区的吐蕃军政机构设有卜官职位，如敦煌P.T.1089记载：“830年吐蕃凉州节度使衙属设有占卜风水师” [33]。占领区吐蕃统治阶层亦崇信占卜，如敦煌汉文文献P.2555《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乞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记载：“贵为吐蕃大相的尚乞律心儿，黄金布地，白壁邀工人，进直道以事君，倾真心而向佛。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内建圣光寺一所。”[34]

敦煌吐蕃庶民中亦有职业卜者，敦煌汉文文献P.2206记载：“向贫穷的苯教徒卜师门发酬金” [35]。敦煌吐蕃移民社会中曾广泛流行羊胛骨卜、骰子卜、鸟卜、金钱卜、十二生肖命相术、梦卜、时日宜忌、十二因缘占卜、景教占卜等名目繁多的占卜术。其中除了羊胛骨卜、梦卜外，均带有明显的中原术数文化因素。这体现了敦煌的吐蕃卜者群体主动借鉴吸收当地流行的中原术数文化，并与苯教占卜文化融合，创造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吐蕃占卜文化；此乃唐代汉藏文化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碰撞融合的典型事例。

目前被学界认定，并公开出版的敦煌藏文占卜文献共计22件[36]；其中除了P.T.1047+ITJ763外，均为敦煌地区创作的占卜文书。从这些文书中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敦煌的吐蕃庶民主要卜问：“会有魔害否？出行人能归否？病人能愈否？会有子息否？诉讼能赢否？行商能获利否？婚姻能顺利否？ ”[37]等时人最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由是观之，敦煌地区的吐蕃移民社会亦非常重视占卜传统习俗，吐蕃军政机构设置卜官，咨询军政事务及官僚阶层私人生活；敦煌吐蕃民间社会中占卜应用更加广泛，庶民日常生活中苯教占卜的影响无处不在。

(二)苯教占卜对西域蕃人社会的影响

1.吐蕃占领西域

经过公元640年，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662年，吐蕃攻占安西都护府的护密，并策动龟兹、疏勒发动武装叛乱；670年，吐蕃大举进攻西域，相继占领安西四镇和天山南路地区；675年，唐朝军队同西域地方势力联合反击吐蕃，迫使吐蕃退出四镇，附蕃之龟兹、疏勒、焉耆亦归附；677年，吐蕃唆使西突厥阿史那支及李遮匐煽动藩部，侵逼安西，企图借助其力量再次控制四镇，并一度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679年，唐朝重定西突厥；763年陇右完全陷落后，安西北庭成为唐朝飞地，断绝了与关内的直接联系；784年，为了平定由安西北庭行营发动的泾原兵变，唐德宗不惜许诺以安西、北庭之地换取吐蕃派兵平叛；从789年至792年，吐蕃向西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庭州、西州、安西相继陷落于吐蕃。[38] 总之，从七世纪末叶至九世纪中叶，吐蕃曾几度统治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南部地区。

2.西域苯教占卜活动及其影响

吐蕃占领西域后，西域地区不仅设立军事机构--冲木(ཁྲོམ)，而且还设立相对独立于军事管理体系之外的民事管理机构--孜(རྩེ)。“孜” 可能是管理吐蕃移民的机构[39]。从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文献表明，西域地区曾出现过诸多吐蕃移民部落，且这些部落沿用了吐蕃本土部落名称。有学者认为，吐蕃本土的绝大多数部落都有人被派驻到西域地区[40]。

新疆考古资料显示，自1959年以降，新疆自治区境内先后发现了大量吐蕃文物与历史遗迹。主要有：和田麻扎塔格遗址和若羌米兰吐蕃戍堡遗址中，出土大量吐蕃简牍与文书；米兰吐蕃遗址中出土麦、青稞，牛、羊、狗等兽骨，木质日用器皿(碗、盘、勺、匙)，皮制的毛褥、皮靴、毛绳等生活用具；还有大量的卜骨，1片书有藏文卜辞的羊胛骨，一颗木质白骰子；一批漆皮甲片，呈矩形皮革片(6×9厘米)，四角有空，皮外涂漆，在朱漆上绘出月牙形白、黑色彩图画，十分坚韧；[41]还出土4枚动物角尖削制的印章，其中三枚均刻有藏文人名和图案。[42]另外在北疆阿尔泰山岩画中亦出现藏文石刻；[43]同样，在民丰县安迪尔城堡遗址的房屋墙壁上，也保存了若干藏文题记。2001、2002年分别在新疆东南部若羌县红土岭、宗昆尔玛一带发现了吐蕃时期藏文石刻--嘛尼堆。[44]新疆库车、拜城一带的龟兹石窟和克孜尔石窟中亦发现吐蕃时期修筑的吐蕃洞窟[45]。上引考古资料，反映出唐代吐蕃人在西域活动的史实，亦可印证吐蕃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历史。

公元8世纪末，吐蕃再度统治西域时，佛教已经成为吐蕃本土主流宗教且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在吐蕃本土广泛推行，而且在敦煌、西域等军事占领区亦开展兴建佛寺、开凿佛窟、抄写佛经之兴佛运动。然而，吐蕃民间社会依然笃信苯教，移居西域的吐蕃庶民亦莫不如此。[46]这在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文献中有所反映：如新疆吐蕃简牍418条载：“苯教师七人及苯教主二人，共九人，分坐两排，食物供奉相同”[47]；420条云：“三分多玛贡(中祭三宝，左祭神、右祭鬼)，各堆前置圆饼、发面饼、煨桑树枝、旗杆、新麦”；421条言：“多玛供品。然后，献降神酒。午餐，连续献上迎宾青稞酒三瓢，置一盛酒大碗，顺序饮之。苯教主讲述往昔历史”；422条曰：“派出为祭降生时命宫守护神和祈求保佑的男女值日福德正神之苯教巫觋师徒，助手悉诺登，苯波雅堆，引神人期同温巴，小苯波赞粗慕阻，厨子梅贡，供养人卓赞，并带上祭降生男女命官守护神、祈求福佑之各色彩经幡、大虫皮勇士桑矫让、大虫皮勇士乞力，以及筑腊钵热”；424条云：“祭地方神、乡神和女神之苯教徒：论芒息、论多桑”[48]。

上引简牍文献表明，西域吐蕃移民亦崇信苯教，且西域吐蕃移民社会同敦煌一样存在苯教教团，其主要职能为从事丧葬祭祀、禳灾解难等宗教活动。那么这些苯教徒中是否有职业卜者呢？据新疆考古资料显示，新疆米兰吐蕃戍堡遗址中，出土大量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洞径约为1厘米，成规则排列，其中有一块卜骨上记载藏文卜辞；还出土一颗木质白骰子(体积为1.3立方厘米)，其形式与现在使用的骰子全同。[49]考古发掘的羊肩胛骨与骰子均为吐蕃社会较为流行的占卜卦具，据此推知，西域的苯教徒中亦有职业卜者。为印证笔者之管见，再次援引新疆出土的吐蕃卜辞简牍文献作进一步说明。

吐蕃简牍438条云：“祭女神之美貌少女一名，以进一步兵器卜有无危险等……；兔年秋收之麦子和青稞年成可佳”；439条曰：“(羊之)右肩胛骨卜询产男孩否？有无病痛？肝卜询有无鳞片？齿卜询是否恶死……墓中有无死鬼迹象？”440条言：“右肩胛骨，可以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之迹象？”441条载：“祭降生时命宫守护男女值日神祇及福德正神时……以兵器卜有无危险？小罗布城范围内，以后有无敌人？年成好否？”[50]

上引卜辞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从兵器、敌人等卜问事项，不难看出西域吐蕃军事行动中亦使用占卜，由此推知，西域吐蕃军政机构亦设有职业卜者；二是卜辞中出现之子息占、疾病占、魔害占以及生产等卜问事项，表明占卜在西域吐蕃庶民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需求的存在必定产生民间职业卜者群体[51]。

概言之，新疆考古资料表明，在吐蕃统治西域时期苯教占卜文化流传于西域吐蕃移民社会，吐蕃军政机构中设有职业卜者专门服务官府军政事务；同样西域吐蕃庶民中亦有职业卜者专门为庶民解决日常生产生活的困惑。

苯教占卜文化是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时期占卜活动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吐蕃人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实际。敦煌、西域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中包含丰富的吐蕃社会生活史料，为研究唐代吐蕃社会生活尤其还原吐蕃人日常生活图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直接材料。

注释

①参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M].台北：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44.

②P.T.1047(第18-26行)载：“岗巴尔”上得到 =“沃尼奇”，放置于……其左右两边。其后，得到一个“恰文”时，再增设一个“恰文”，放置于其左右。为领兵沙场而卜时，面上得到热索，是战神之兆。一次领兵出战，吉。面上得到两个“恰麦”时，自己稍有损伤之兆。(第41-46行)言：“岗巴尔”上得到 “沃立信 ”，放置于其左右。然后，增设一个“交佳”，将两个“交佳”并合而放置时，得八个 “立信”：赞普座前邦赛色则和当杰猛忠顺而亲近。征服李迷夏，胜否而卜时，就得此卦。自己的领地由“一”变为“二”，且路上遇大财之兆，大吉。卜辞译文参考：扎西当智.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P.T.1047 号再译及其相关问题探讨[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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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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