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 ▎藏传佛教文化与藏学研究--访西北民族大学嘎藏陀美教授

文摘 2024-10-14 09:00 青海

索南，男，藏族，青海省循化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文文献研究。出版有《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研究》等专译著4部，在《中国藏学》等期刊上发表藏、汉学术论文30余篇。

摘要：嘎藏陀美教授长期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与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教学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藏传佛教大辞典》的编纂工作等多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在藏传佛教研究及藏文古籍文献整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嘎藏陀美教授进行了专访。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文化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中关注藏传佛教文化和非佛教文化的内容，要拓展各自的发展领域，为藏族世俗文化的发展提供机遇。藏文古籍是无价之宝，整理过程中要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要保持、尊重古籍原貌，如实进行整理；二是要进行注释。对其中的疑点、难点、讹误、省缺，甚至古今文字演变规律等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现代注释和校正，更好地挖掘古籍的价值。年轻一代要学习前辈班智达和翻译家的治学精神、奉献精神，需要高质量地翻译一系列科学知识和文化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藏民族世俗文化。

关键词：嘎藏陀美；藏传佛教；敦煌藏文佛教文献；《藏传佛教大辞典》

1963年，嘎藏陀美教授出生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978年，他同一批从甘南农牧区来的小孩到西北民族大学学习，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业，1985年，考入该校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本科专业，1989年，考取该校硕士研究生，成为第一位汉藏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然而，通过两年刻苦的专业学习后，他放弃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和毕业后可以在大城市工作的机遇，到佛教古刹拉卜楞寺，在热丹嘉措上师足下受戒为僧。先后拜拉卜楞寺著名高僧更登嘉措、嘉央嘉措、久美华丹嘉措等为师，系统学习了藏传佛教显密五部四续经典。几十年的苦行僧生活和辛勤耕耘，换来的是深厚的佛学造诣和扎实的藏文化基础。先后撰写了《热丹嘉措传》、《西仓新寺志》等高僧大德传记和寺院方志，并对经典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出版了《藏传佛教五部大论概说》、《佛理疑难释证》、《藏传佛教宇宙学通论》、《藏族十明学概论》等专著，发表了《( 册府元龟)中有关几个藏族历史问题的研究》、《对藏族历史与现实的几点思考》、《论藏传佛教格鲁派五部大论的传承及其特征》、《苯教的兴衰与早期藏族历史的若干问题》等论文，得到了藏学界的认可。1998年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聘请他为助理研究员，成为该所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先后整理编辑了佛教经典丛书《菩提叶丛书》、《藏文古籍经典丛书》、《拉卜楞文化丛书》等系列古籍，撰写了《藏传佛教僧侣与寺院文化》、《菩提道次第广论疑难明解》等几部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并担任《安多研究》藏文版的副主编。2003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2006年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西北民族大学任教，被评聘为教授，从事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是项目的主要承担人之一。同时，着手研究敦煌藏文佛经文献，撰写《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889号(异部次第念诵轮异部说集)残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等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出土藏译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2012年他主持编纂的《藏传佛教大辞典》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这一项目的完成将成为他几十年佛学研究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201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到目前，已出版专著13部，译著3部，发表论文77篇，编辑出版古籍47部。

笔者： 嘎藏陀关教授，您好！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特来专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长期从事藏传佛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到目前已出版了十多部专著，在这些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对佛教经典的通俗阐释和疑难问题的解答。那么，首先请您谈谈采取这样一种著述方式的目的和意义。

嘎藏陀美教授：藏族现代著名的佛学家、教育家才旦夏茸先生曾讲：“学者之行莫非三：讲、辩、著。善著者，若能对大、小五明和阐释三学的佛教三藏内典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则对于现在和将来于己于人都有莫大的裨益。”本人并不具备大师所讲的这样的才能，然而作为一名佛教弟子和大学教师，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为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为此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就现实情况来说，这样一种著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无暇学习佛教内典，缺乏必要的佛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若有人自学，也将会面临重重困难，对佛典中的疑难问题亦无从下手，甚至会误入迷途。由此，以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对佛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佛教内典中的疑难问题进行阐述，让和你一样的年轻学子认识佛教、学习佛学提供帮助是我的初衷，也是此举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一代远离迷信，坚信科学。我时常记起寂天菩萨的一句格言：“循此修习善法故，吾信亦得暂增长；善缘等我诸学人，若得见此容获益。”然而，本人怎敢断言自己的拙文中没有错误之处呢。

笔者：为了初学者更好地认识、理解有关佛学知识和经典义理，您对其中的疑难问题是如何进行解释的？能否举例说明？

嘎藏陀美教授：为了帮助初学者学习佛教的有关理论知识和其中的疑难问题，我曾对藏传五部大论中的相关疑难问题和《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难字难句，以及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了通俗解释。这些解释是根据我个人在诸多大师座前听闻和参考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反复斟酌后完成的，相信对初学者有一定的帮助。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旁征博引阐释了三士道的修学内容，其中所引用的部分经典内容，表面上读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但其深层内容却比较难懂。在此就举例一二说明。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引用了博朵瓦的这样一句话：“ 有一来者，是加我担，若去一二，是担减少，然住余处，亦不能成，是须于一远近适中经久修习。”对于此句，我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疑难明解》中是这样注释的：“就字面的意思而言，博朵瓦[1]说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每每多一两个，他的负担就加重了，每每走了一两个，他的负担就减轻了，所以对他本人来说，当然不被众多弟子围绕为妙，然而，他说诸弟子若远离善知识，岂能增长知识，须于远近适中而长久依止。因此，我们不能光从字面理解这段引文，而要从本意理解，要认识依止善知识的功德，并要勤于长久依止。”另外，还有从博朵瓦《喻法》中引用的一段话：“虫礼骑野马，藏鱼梅乌食。”这句的意思比较难懂，所以我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疑难明解》中是这样进行注释的：“博朵瓦者因其在彭域之哲博瓦塘(今西藏林周县境内)的一座山丘上建立寺庙并长期驻锡此地讲经修习而得此名，本名仁钦赛，他结合诸多典故用于讲经说法的讲稿，由弟子根据菩提道次第整理结集称为《喻法》。《喻法》有广、中、略三本，其中由杰贡宗巴喜绕多吉结集的中本《喻法宝聚》是最流行的一本。在《喻法》中，以上两句本非并排，宗喀巴大师合一引用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博朵瓦引用此类典故来阐释佛学内容的意义。首先，‘虫礼’ 之意为假若有人说：‘ 突然有一幼虫从地缝中钻出来给佛磕了头’，大家都深觉惊喜，由此，比喻我们此生偶然得到了暇满人身为此要惊喜；其次，传说在突厥有一瘸子，有一次他在悬崖边时不慎跌落，欣幸落在了一匹野马上，野马四蹦乱跳，他却悠哉唱歌，人们见到此况，劝他不要唱歌小心跌落受重伤，他却回答：‘我一个瘸子，唯有这么一次机会骑上了马，何不欢快地高歌一曲呢？’由此，比喻偶然得此暇满人身时不好好学修佛法那么我们何时修法？再次，传说有一后藏人，有一次偶然吃到了鱼而吃多了快呕吐时，防止吐了可惜而用鞋带扎住了自己的脖子，并言到：‘偶得这么一次吃鱼的机会，吐掉多可惜啊！’由此，比喻得此暇满人身时未能修法而辞世多可惜；再次，传说在饥荒年代，有一小孩偶然与父母一起吃‘梅鸟’食，他把分给自己的那一份藏在身后，向父母索要，此时藏在他身后的食物被狗偷吃了，于是他大哭不停，人们相劝，他回答：‘偶然得此吃‘梅乌’的机会，却被狗吃了，岂有不哭的道理？’由此，比喻得此暇满人身之时岂有不修正法之理？此中‘梅鸟’食之‘梅乌’为‘青稞’，七世达赖喇嘛、太师赤钦阿旺年扎[2]等已有解释，本人上师已指出其为糌粑，是彭域方言。”此类疑难问题不胜枚举，在此举以上两个例子，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你们年青人一方面要尊敬师长，长期亲近善知识；另一方面要珍惜时间，时刻勤奋求学。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要学习好各门文化知识，唯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你们的父母，也能为自己将来的人生铺平一条宽广的路，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否则，虚度青春年华，浪费大好机遇，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笔者：老师！您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担任《安多研究》藏文版副主编，并先后编辑出版了《藏文古籍精品丛书》、《菩提叶丛书》、《香敦·丹巴嘉措文集》、《拉卜楞藏文典籍丛书》等一系列藏文古籍文献，请您谈谈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和藏文古籍整理要遵循的主要原则。

嘎藏陀美教授：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族通用的文字以来，通过学习大唐和印度的先进文化知识，不但发展了藏族的文化，而且引进诸多高僧大德，培养本土翻译人才，翻译了以佛教经典为主的各类书籍，并开始了藏族本土学者的著书立说，涌现了一大批藏文文献。以藏文《大藏经》为主，各教派高僧大德的文集为辅的藏文典籍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除佛经内典外亦包括天文历算、医药建筑、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内容，这些古籍文献现已被各级图书馆和寺院以及个别私人所收藏。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大力发展，藏文古籍摆脱传统梵夹装的装贴形式，以现代图书的版式出版发行，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也为藏文古籍的保护和价值开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本人作为对藏族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关心并进行一点研究的人，深感藏文古籍整理出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经过历史上各种社会运动的洗劫，藏文古籍所剩不多，且大多以孤本、残本的形式存世，对这部分文献的抢救保护、整理出版是一项既迫切又艰巨的任务。为此，本人力所能及地在工作之余进行了藏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并借助有关人士的帮助予以出版发行。己绝版的佛教文献，尤其是非佛经文献类的一些古典作品的整理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肯定。至于整理藏文古籍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本人认为一是要保持、尊重古籍原貌，如实进行整理；三是要进行注释。只有通过如实整理，并对其中的疑点、难点、讹误、省缺，甚至古今文字演变规律等问题进行通俗易懂的现代注释和校正，才能更好地挖掘古籍的价值。

笔者：请您简要谈谈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嘎藏陀美教授：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区大规模引进周边地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的重点是佛教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宋元以来藏族文化的发展也与佛教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形成，使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水乳交融。另外，就藏族文化中的“共性文化”(非佛教文化成分)而言，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星象学等称为小五明者，以及大五明中的工艺学、医学、声律学、因明学等，无不与藏传佛教文化关系密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派生物。这从这些传统学科的“需要等四要素”[3]方面考虑的话就很明确了，其“需要之需要”都是为了得到超越世间轮回的佛的果位。我认为，这是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不同的重要特征。从这个角度而言，若对藏传佛教文化没有一点认识，对藏族文化的了解就无从谈起。另外，基于这样一种状况，根据现代学科的发展对藏族传统文化以及学科分类的方式方法进行调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我们要区分藏族文化中藏传佛教文化和非佛教文化的内容，要拓展各自的发展空间，要为藏族世俗文化的发展提供机遇，创造条件，唯有这样藏族文化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笔者：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成为敦煌学和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您在海外文献研究所整理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佛教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请您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谈谈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在藏传佛教史和藏族古籍文献研究方面的价值。

嘎藏陀美教授：近年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对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进行了一些研究，如其中的《普贤行愿王经》各写卷，《百拜忏悔经》、P.T889号《异部次第念诵轮异部说集》残卷等等。敦煌藏文文献就其总量而言绝大部分是佛经文献，但是相对于历史文献、社会文书等的研究而言，对这部分文献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深感缺憾。这与我们大部分学者长期无法看到这部分文献也有一定的关系。这部分文献的研究价值，首先是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占有绝对数量，研究空间巨大；其次，吐蕃时期的藏文古籍经过后期翻译家和学者的历次修订和改译，现在的学者基本看不到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木版印刷的流行也使得早期的手抄本成为部分寺院和个人的收藏品，另外，经历文革后，藏文古籍所剩不多，因此，敦煌古藏文文献以及稍早的任何藏文文献都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珍宝。千年沉寂于石窟中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一经发现，就被外国人运送到国外，一百年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献的全貌，欣喜之余要进行深入研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一百年以来，国外的学者已经对其中的历史、社会文书、文学等一部分文献进行了研究，对吐蕃历史和社会状况，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等描摹了较清晰的轮廓，从中可知其在社会历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同样，对于其中的佛经文献而言，通过研究，在吐蕃佛教史，民众的信仰状况，吐蕃时期主要盛行的佛教经典、部派思想等方面会有比以往更加详实、可靠的成果问世，得以还原吐蕃佛教的真实面目。对文化交流史、藏文字的发展演变规律等问题同样也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另外，可以断言，其中有一些可以补充藏文《大藏经》内容

的重要文献。

笔者：《敦煌出土藏译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是您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请您简略谈谈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您的研究成果。

嘎藏陀美教授：敦煌藏文文献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这些文献大多数收藏于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国家的学者抢先进行了研究，近来，日本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的研究水平在一段时间内远远赶不上。就藏译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现状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与日本学者研究和关注敦煌的禅宗文献有关。主要成果有：今枝由郎的《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1975)、木村隆德的《敦煌出土伯希和藏文写卷116号研究》(1975)和《敦煌藏语禅文献目录初稿》及《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1980)、冲本克己的《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1980)和《敦煌发现的藏文禅宗文献及所遗课题》(2002)、西冈祖秀的《敦煌吐蕃文书<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译释》(1981)、山口瑞凤的《关于敦煌藏文词语的解释-Ide bu与I te bu的混淆》(1985)和《藏语文言文典概说》(2002)等等。另外，英国学者托玛斯、法国学者石泰安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专家也有此领域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石泰安的《敦煌写本中的印-藏和汉一藏两种词汇》(1983)、《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1992) 等论文。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而言，罗常培是较早关注该领域的学者之一，他著有《唐五代西北方音》。另外的研究成果有：周季文的《藏译汉音<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校注》(1982)，华侃的《藏译汉音<九九乘表>考》(1992年)、罗秉芬的《庸代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等论文及周季文、谢后芳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2006)和王志敬的《敦煌藏文语法研究》等个别专著。这些成果中大部分是对文献的解读和内容的阐释以及禅宗思想对吐蕃宗教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其中虽然也有如山口瑞风的《藏语文言文典概说》等个别论及敦煌藏文文献的语言文字特征的优秀作品，但总体而言，大多数都是总论和概述式的，是对整个敦煌藏文文献语言文字规律的总结和说明，专述藏译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文字特征者较少。本人以敦煌藏文文献中吐蕃大译师郭·法成等的藏译汉文佛教文献为主，对这些文献的语言文字特征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并对藏文音译汉文佛教文献这一特殊的文献种类的音译语言文字规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了吐蕃时期在敦煌一带的藏汉语言发音的一些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对唐蕃文化的关系和汉藏语系中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关系的研究等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笔者：2012年您主持编纂的《藏传佛教大辞典》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借此机会请您介绍一下编纂这样一部辞典的缘起和编写情况，以及这部辞典的内容构成特点。

嘎藏陀美教授：很早以前我就有编纂这样一部辞典的念头，并开始搜集相关的资料，关注相关的动态。后来，到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工作时，我就着手进行了总体内容和结构框架的设置，并开始了重要性、基础性词条的编写工作，得到了一些热心同仁的认可，参与了我的这项工作，编写了部分词条。庆幸的是，2012年这部辞典获得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立项，借此机缘我就充分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建议，对内容结构、收词范围、编写原则、编写体例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组织了一批由拉卜楞寺等寺院的高僧大德，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博士研究生组成的课题组成员开始了分工协作明确的高效、高质量的编写工作，到目前已基本完成了藏文版初稿。

藏族在编纂字典、词典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吐蕃时代就编纂了《佛学分类词典》大、中、小三部，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藏族历代大学者编纂了一些字、词典，以及类似的正字汇编等工具书。然而，由于一方面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字、词典收字、词范围很小；另一方面受到编纂者自身学历或教派、视野等的局限，没有准确、客观地对字、词做出解释。《藏传佛教大辞典》将克服以往字、词典的这些缺陷，本着客观、理性、中立、尊重等原则，力求准确反映藏传佛教的真实面貌。这部辞典拟收词4万余条，收词范围主要为： ①显宗词汇，主要依据因明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戒律论等藏传五部大论及修心文集、菩提道次第广论、宗派义理书等相关内容收词；②密宗词汇，主要依据各类阐释四续部[4]要义的著述，以及密宗道次第广论、修密地道、各续部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等内容收词；⑨佛教神灵词汇，包括密宗类神灵及藏传佛教各教派护法神名号：④古藏文佛教词汇，主要依据吐蕃时期的《佛学分类词典》和三大目录[5]，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金石铭刻类文献内容收词；⑤法数词；⑥藏传佛教历史人物，主要依据教派源流类书籍和历代高僧大德的传记、名人历史汇编类文献收词；⑦藏传佛教名胜古迹，包括各教派寺院、修行场、著名宗教遗迹等； ⑧藏传佛教节日及民俗。这部辞典首先以藏文版本发行一定数量的测试版，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读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的删减修订，并正式发行。同时，亟待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藏传佛教大辞典》的汉文翻译工作。本人希望能尽快将一部完整性、可靠性、易读性、学术性相结合的《藏传佛教大辞典》奉献给我国的藏学界和广大佛学爱好者，也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翻译成英文。

笔者：祝愿老师您的这部巨著早日顺利完成。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和佛教僧人，您对我们年轻一代有什么期望？‍

嘎藏陀美教授：对于任何一名学习某一门知识和研究某一类学科、从事某一行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真诚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做一名于己于人、于社会于国家有用处的人最为重要。佛学是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之一，它所提倡和追求的完美理想人格，无疑对当今乃至今后人类的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年轻一代很有必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佛学理论和知识。佛学是反对迷信、尊重事实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主宰自己命运的也只有自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有自己诚信守法、健康成长、勤奋好学、钻研业务，才会有心灵的安宁和生活的美满、工作的成就。藏族新一代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新的环境下茁壮成长，有着很多优越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新一代也很上进，很多人己经掌握了藏汉两种语言，甚至藏汉英三种语言，但是，也普遍存在不懂自己民族语言、历史、传统文化的现象。所以，年轻一代既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又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化。藏族文化是我们的根，这个根是扎根于我们每一位藏族儿女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的。继承、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符合党的民族政策，也符合党和政府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要求，也是年轻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翻译介绍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年轻一代要学习前辈班智达和翻译家的治学精神、奉献精神，需要高质量地翻译一系列科学知识和文化研究成果，要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要弥补我们藏民族世俗文化中的空缺和不足之处。总之，年轻一代要为藏区的跨越式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这就是我对你们年轻人的一点期望！‍

笔者：再次感谢教授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做学问的踏实精神和您的研究思想给我们年轻学子许多启示。祝您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扎西德勒！‍

参考文献

[1]博朵瓦为藏传佛教噶当派高僧，是该教派祖师阿底峡尊者和仲敦巴的高足，是菩提道次第教法的主要传承者之一。

[2]太师赤钦阿旺年扎为第66任甘丹寺赤巴，曾任第九世和第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

[3]藏族传统学科或典籍所要具备的四个要素的统称：内容、需要、需要之需要、关联。学科或著述中所论述的义理称为内容；理解内容进而拓展了实践称为需要；乐于实践并终成佛果称为需要之需要；需要之需要联系于需要，需要联系于内容，内容义理前者联系于后者，就称为关联。

[4]四续部：佛教密宗的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

[5]吐蕃时期汇编的三部佛教文献目录著作，《丹噶目录》、《旁塘目录》、《青浦目录》，但《青浦目录》已遗失。

原文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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མདོ་སྨད་ཡུལ་གྱི་གནས་རི་གྲགས་ཅན་ཨ་མྱེས་སྲིན་པོའི་སྐོར་ཞིབ་འཇུག

何峰、尖参公保 ▎名刹塔尔寺与历辈班禅额尔德尼

༄༅། །བཙན་པོའི་དུས་སྐབས་སུ་བོད་དུ་ཡེ་ཤུ་ཆོས་ལུགས་དར་ཚུལ།

柔旦 ▎民间山神信仰仪式中拉则的象征意蕴

སྐྱིད་ལྡེ་ཉི་མ་མགོན་གྱིས་མངའ་རིས་སྐོར་གསུམ་དུ་མཛད་པ་བསྐྱངས་ཚུལ།

尕藏吉 ▎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与青海海东地区石窟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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