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总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每当想到何总内心总有一种遗憾,沒能送何总最后一程。
三十年情谊
知道何总是我参加中汽公司85年在武汉举办的首届专用车展会。
那年是我刚到企业任厂长,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中汽公司的活动,有幸聆听了何总的讲话。何总当时是中汽公司科枝部的副司长,但在参会的过程中我更多的了解到何总在汽车行业、在专用车领域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对何总我是充滿了敬仰,但因我是专用车行业的新兵,不敢冒昧接触。
真正与何总建立联系,是在1988年5月我带着安客总厂开发的一款12米大巴车参加济南重汽在秦皇岛召开的重型车展示会。
会后,我将车开到中汽公司想请何总给予指导和支持,我是第一次到中汽公司,第一次去向何总汇报工作。不知何总在不在,有沒时间接待。
总之,我带着忑忐的心情到了中汽公司。很巧何总在。他听说我的来意非常热情,下楼到车上看得非常仔细,然后又让相关部门的同志下来看车,有10多位同志,并让他们发表看法。
结束后,他又带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工厂情况,下步产品发展有什么规划。而且他对我们带去的大巴车给予了较好评价,也提了很多建议,他也谈了对客车产业发展的看法。
一个多小时的交谈,3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
第一次接触何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何总是一个胸有全局的人,对行业发展有自已的独立思考,且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滿激情。何总讲话富有感染力。我也深受感染和感动。从此之后,我与何总建立了联系,30年来从未中断。
我也很感叹,在我从业的经历中,能遇到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好领导多么幸运,他既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何总虽然对工作要求极严,令大家十分敬畏,但他又展现出很强的亲和力,因此大家愿意追随何总去为行业发展而奋斗!我能遇到何总非常幸运,他的引导我终身受益。我会永远感激何总。
与何总最后一次见面是2018年6月7号、8号两天。何总到江苏九龙汽车制造公司,我陪同了两天,9号何总返回北京家中。当时我们就感到何总身体已不如前,但精神气还很好。三年疫情就再也未能与何总谋面,没想到2018年6月9号一别竞成了永别。这令我们十分痛心,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导师和朋友。
何总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汽车产业。他在专用车领域所做的贡献,已载入中国汽车发展史。
原中汽公司李万里处长在回忆何总的纪念文章中谈到,何总在发展专用改装车和联合开发6450产品上,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文章给予了何总极高的评价。以上项目我们没有经历和参与,但取得的巨大成果,及对行业的深远影响我们现在是看到的。
在何总1994年6月组建的中汽客车公司的运作中,我们亲身感受到6450产品积累的成功经验,在中客公司运作上的成功再实践。
在何总领导下,本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众多客车厂和零部件厂聚集在一起。他凭一己之力,推动客车行业的管理进步和技术进步。在他的推动下,众多的零部件企业和客车企业迎来发展的机遇。
中客发展之路:从联合设计到星王牌
在中客公司成立初期,何总首先抓联合设计,成立了以武汉汽研所为主的设计团队,对6600、6700等系列产品进行了整车设计,为客车厂提供整车全套图纸,解决了一些客车厂缺乏技术支撑的难题。
其次,抓专用客车底盘的开发,围绕主机厂对符合专用客车底盘需要的专用件进行攻关。当时国内客车改装主要用货车底盘改制,在何总的支持以及左延安董事长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内客车专用底盘的空白,也为中国中客轻客水平提升、产品升级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对关键零部件进行规划布局,培育了一批为底盘、车身配套的专业零部件厂。如高碑店的整车模压成型的覆盖件、常州唐总的仪表台、丹阳的灯具、长沙亚太的内饰件、汕头的雨刮器、淮安的自动门泵等,这不仅形成一支优质的产业链,而且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何总对关键零部件的发展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些零部件厂不仅对当时的客车升级换代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后续的行业发展也提供重要支撑。
第四,组织一批客车厂按总体设计的要求统一生产星王牌客车。
当时的安微省客车总厂(以下简称“安客厂”)就是第一批参加试制的企业。在导入中客公司产品之前,安客厂处在困境中,1985年底安客厂有1700多名员工,改装车年产才130多辆,加上配件生产,一年产值也就1354万元。即便奋斗到1994年底,各种改装车的年产量也只有500辆左右,产值不足6000万元,企业一直徘徊在亏损边缘。
何总第一次到安客总厂参观指导之后,将安客总厂总结概括为“三大”,即一块大牌子——省客总厂、一块大地皮——67万平方米、一幢大厂房——一幢5500平方米厂房。
在导入中客公司联合设计的6600和6700系列产品后,我们用这两个系列产品开发出公交专用的前后双开门的公交车。仅合肥市公交公司就累计购进1200多辆,合肥人称其为“招手停”,省内不少地市公交公司也引入了该车型,安客总厂也成为省内第一个年产量超过1000辆的客车厂,产值连年突破亿元。
救命的图纸和“扶贫项目”
安客厂能摆脱当时的困境,得益于何总的大力支持。有件事我们永远对何总感恩于心。当时参与联合生产的客车厂需支付5万元购买整套图纸。这本来是正常应该支付的费用,但当时安客厂正值困难时期,一时无法支付这笔钱。
在会上付钱的企业都拿到了图纸,我没拿到,心情很失落。没想到会后,何总将我留下,送了套图纸给我,沒收钱,当作了扶贫项目。安客厂是唯一的扶贫对象,对安客厂来说,这是一套救企业命的图纸。
我们也未辜负何总的希望,在做好自已的产品外,也在回馈行业。在何总的安排下,我们也热情接待了新加入中客公司的客车厂和我们做同类产品的厂。先后有8个工厂来参观学习我们的生产工艺,时间短的一至两天,长的在厂停留半个月。我们认为,这是何总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我们对何总支持的回报。
在中客公司这一段经历,是我得到何总关怀、教育、支持最多的时光。何总对工作要求、对产品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我对何总是充满敬畏的,但这一时期无论企业还是我个人都是最充实的,也是收获是最大的、进步最快的。
我1999年离开安客到安凯集团,2002离开安凯去厦门,2009年离开厦门到扬州江苏九龙汽车,在扬州的十多年与何总互动频繁。
何春阳(前排右一)到江苏九龙制造有限公司指导工作期间,其他朋友同事特意赶来看望他,其中原安徽省客车总厂厂长樊万顺(前排左一)、原何总秘书贾国强(后排左一)、原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荣法(后排右二)
在何总处在退休阶段,我们遇到问题,仍然会寻求他的帮助和指导。我们会敞开心扉和何总谈工作、谈生活。这时的何总亦师亦友,我们也由过去的敬畏,转化为更多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