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期·数字时代
康春华 | 在“场景”里过一种数字文艺生活——透视小红书媒介特征与青年文化生成
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过速时代”。“过速时代”的技术基础在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花样翻新的互联网应用又为当代青年建构了触手可及、无所不包的虚拟世界。在“过速时代”，信息被压缩为海量的大数据进行超高速率的传输，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奏被牵引着进入加速状态，人的感知觉系统也逐渐变得“赛博化”。尤其对于“95后”和“00后”及往后的年轻人而言，互联网、大数据及各类新媒体应用已经构成其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交不可或缺的“电子基建”。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互联网而建构和组织，身为“人”的语言和思维系统、精神状况既被数据和算法形塑，也被其表征。
对于“数字原住民”而言，互联网、大数据已然构成其认知、思考的“先天装置”。大数据构成了既多维又扁平的互联网世界，当代青年身处其中，浑然不觉自身作为人的主体已经日益媒介化。因此，人的主体性在数字时代如何被建构和重塑，变成媒介人文学科探究的核心命题。秉持这样的观察角度，探究青年人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的生存状态、社交互动模式、话语方式，以及“自我呈现”的方式，是观察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新媒介如何借助媒介优势，与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人类智识成果碰撞激发出新的知识生产与吸收系统，并为青年群体构成精神的有机滋养，也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这些维度上看，主打青年社交与生活方式的新媒体平台小红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媒体案例。
一
罗伯特·洛根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中概述了新媒体具有的九大特征[1]，小红书具有信息易获取性、社群创建、内容的聚合众包、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等诸多新媒介特征。传播学者潘忠党认为，新旧媒体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方面衡量[2]。时至今日，大多数新媒体沿着这三个方向不断延展，开发出无数的链群式功能，让用户不知不觉沉迷在浩瀚的信息网络和视听世界里无法自拔。
如果说移动可供性是各类新媒体应用的共性，那么小红书在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方面，具有鲜明的特性。首先是信息生产的可供性。自2012年创立以来，小红书的Slogan从“找到国外的好东西”（2014）、“全世界的好东西”（2015）、“全世界的好生活”（2016）到“标记我的生活”（2018），几番变化也表明了其定位思路的转变：从传统电商运营模式到泛生活社交平台，从鼓励电商达人、头部KOL（Key Opinion Leader，译为关键意见领袖）生产内容到鼓励普通人在平台记录分享生活。从小红书官方的简介来看，它的定位是“一个年轻生活方式分享平台”，内容涵盖生活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小红书在用户、内容生产与算法机制方面打造了一个无限贴近青年生活方式的信息资源汇聚、分享与社交的网络。
在小红书上，从人文艺术体验到时尚流行资讯，从求医问药到育儿买房，从职场生存技能到小众领域书单，当代年轻人不仅在此分享消费心得，也分享着大量实用生活资讯和社会经验，这些信息往往具有利他、互助的特征，因此对普通人而言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从媒介文化史角度来看，这些涵盖当代年轻人吃穿住行、社交互动、兴趣爱好分享等的信息生产和交流平台，让农耕文明由“熟人社会”口耳相传的经验，以及都市文明中由交往、消费等方式进行的信息交换，变成不受时间、空间和关系束缚的“一键式”赛博经验分享。在庞杂海量的信息流中，经过算法的筛选、淘汰和清理机制，广大用户的真实体验被看到，也被尊重，因此形成社交连接和情感联结，是数字时代青年社交原子化的一种补偿机制。如同詹姆斯·格雷克谈到互联网对语言的改变，在于“不带偏见地涵盖了从最大到最小的尺度：既能向百万之众广播，也能向小组窄播，还能收发一对一的即时讯息。”[3]信息传播的民主性也如同语言传播的民主性，突破了圈层、壁垒、文化、时空等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和参考价值。
其次是社交可供性方面。小红书将冷媒介时代的内容生产、存储重新激活，带入流动的高速网络中，同时也将公共信息引向社交化的传播。小红书强化了新媒体的社交属性，在其中，用户不仅仅能获得信息，也建构起自身“社会关系的新的依存空间”（彭兰），“集美”“种草”“拔草”“搭子”“听劝”等热词的走红，也正说明小红书用户在内容生产与社交互动方面，显示出强烈的“情感劳动”倾向。
二
小红书的标签之一是“文艺感”。除了生活资讯外，小红书上关于阅读、展览、旅行等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文信息分享，其内容生产与话题传播显得尤为突出。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年轻人在小红书上相互“安利”展览资讯，交流心得；无论是Brunch还是Citywalk，敏感于时尚潮流前沿的年轻人总能在这里遇到懂得“互联网黑话”的同道中人。小红书《2023“生活趋势”观察报告》将“听劝”“Citywalk”“显眼包”概括为2023年度生活趋势。报告解读认为，“听劝”即“接受他人建议”，展现了青年人“众筹化”的生活趋势；“Citywalk”表明青年人对松弛感生活的向往；而多用于凸显文物表情包和动物萌宠亮眼可爱特性的“显眼包”，表明年轻人对动植物、文化和自然的兴趣。
由此可见，与豆瓣等社交媒体相比，小红书的文艺风更接地气和生活化；与微博、知乎等相比，它“弱观点化”，更强调普通人独立、真实的心灵感受；与抖音等相比，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提供场景的可视化呈现，更符合当代年轻人新媒体使用习惯和社交需求。因此，小红书因其话题的广泛性和生活化特征，一度成为青年人的“社交货币”。
小红书的泛文艺内容大体分为两类：第一是生活方式的分享，内容包括旅行、看展、日常穿搭、户外徒步、文艺演出等。这些内容主打的是一种分享生活方式、“种草”“安利”的“轻社交”——既分享生活见闻、生活好物，也以图文内容的“颜值”吸引流量和关注。这种带有社交属性的分享，以相同趣味、爱好为依凭，形成一种基于审美品位、文化素养等隐形文化资本而连接的社交互动。
第二是知识与经验分享，主要包括生活常识分享、消费物评测交流、专业小众知识普及与读书分享等。从B站、知乎、小红书知识分享类型的差异来看，知乎更为专注垂直类具体话题知识的分享，对用户专业知识水平和更新的活跃度有要求；B站以长视频为主要形式，内容生产能力与个人风格特性构成用户黏性的核心；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视频创意、表演与剪辑水平等娱乐性要素更为突出；而小红书的知识分享多以萌宠、旅行、美妆穿搭等人文知识和时尚文化为主，时尚敏感度、审美能力、文字表达水平等，决定了内容生产的水平和知识分享的受欢迎程度。在小红书走红的博主，在内容生产和审美风格方面，都具有独树一帜的亲和力与高度的粉丝黏性。
近几年来，小红书在内容生态领域不断完善知识类生产。在其平台上，图书、阅读类分享数据流量有极大增长，大量读书博主涌现并成为出版界的现象级话题，众多图书出版机构纷纷入驻小红书，小红书图书知名度与带货销量猛增……如同一位自媒体观察者谈及文学博主的“流量赛道”所言：“在大数据围城中攻占了一条流量新赛道的读书博主，现在喜欢分享《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不勒斯四部曲》《娜塔莎之舞》《一间自己的房间》等文学类书目。”“虽然平台的阅读风向以阳春白雪自居，小红书上充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曼·黑塞、石黑一雄和埃莱娜·费兰特之类的笔记，从文坛泰斗到诺奖作家再到热议的当代小说家，相关的分享漫山遍野，但没有多少人真的喜欢听陌生人高深的文学讨论，又或者说真的进入过、试图进入可以讨论的圈层。”[4]
作为新媒体的小红书在泛文化知识传播方面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在主体上，出版社、文化品牌、读书博主、素人读者平分秋色，各有千秋；在传播形态上，往往具有风格化“标题党”、场景化摆拍、金句语录辑要、单本书与书单分享兼具的特征，比如“深受震撼，文学巨匠孤独而疯狂的生命晚景”“越看越上头，读到颅内狂放烟花”“每句话都刻在了我的DNA上，恨不得全文背诵”，这是小红书读书博主的常见标题。场景化摆拍意味着围绕“阅读”精心建构一种具象化场景：或对做满笔记摘要的书封书页进行镜头特写，或书桌前沉浸式打卡，或咖啡馆实时摄影分享，或将阅读嵌入具有高度文艺性的周边环境，以真实而具有一定信息量和审美性的场景化分享为主流，打造一种沉浸式、高智感、文艺风的生活方式。这类充斥着流量色彩、千篇一律的“读书博主”在诞生之初深受严肃人文学者的诟病。然而就读者所言，这类读书帖在知识博主赛道中并非一无是处，将高深、艰深的文化经典以符合当下时代的语言对青年群体进行普及，吸引其回归纸质书的阅读，小红书这类由出版社、读书博主、素人共同创建的阅读生态，对图书销售、文学经典的普及、构建互联网雅化内容生态等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长尾效应须留待时间的验证。
笔者认为，小红书文艺内容生态的核心要义在于“场景的数据化及其重构”。彭兰谈到，与传统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一大重要特征在于“场景的数据化”。“场景”并不只与地理位置相关，与移动时空下用户状态相关联的，还有一整套“场景”要素，具体包括：时间、空间、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生活习惯以及社交氛围等[5]。相比于以文字和视频两种传播形态为主的新媒体应用，小红书以图片与文字为基础的传播形态，在场景数据化方面具有鲜明优势，也更为契合当代年轻人的信息分享需求、社交需求以及审美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媒体平台，小红书当然无法抗拒视频化的潮流，但图文并茂依然是重要呈现形式，这也与小红书的社交媒介属性有关。在社交平台，视频流的信息可供性、方便程度和可分享程度都不及图文形态，在许多青年人看来，高度风格化的文字表达，配以场景化的视觉语言，既具有参考的实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美及表现自我的需求。
三
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环境日益媒介化，新媒介也成为人们身体的再延伸、精神的新载体。新媒体用户从生理上的自然人转变为新媒介环境中“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6]的人。在新媒体平台中，用户构成网络基础单元——节点，因此用户本身同时承担着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多重角色。小红书“社区+电商”模式得以运行，主要依靠用户生成内容（UGC）吸引流量，并以高活跃度和黏性来构建虚拟社区。UGC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用户的活跃度和内容质量，而这些围绕普通用户产生的海量数据，构成小红书商业模式的核心。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专业生成内容（PGC）的“进驻”，但小红书内容生成主要来自大量真实而活跃的用户。这些内容经由一种与隐匿算法相对应的“可见算法”，将信息传播（经验分享、好物种草）、信息消费（橱窗好物、一键下单）与用户反馈高度结合，既连接无数的消费场景，又构成基于经验分享而成的牢固情感联结，并进一步因消费习惯、文化品位、审美偏好等形成青年社群聚落。这种青年社群被证明有极其庞大的消费影响力，比如明星董洁和初代时尚达人章小蕙在小红书平台的走红就是力证。此外，蒋方舟、张之琪（播客“随机波动”主播之一）等青年文化人在小红书也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这种关注度进一步在其他平台转化为流量与图书销量。
此外，小红书的算法文化也值得探讨。与其他新媒体被广为诟病的“隐匿算法”有所不同，小红书的算法被研究者概括为一种“可见算法”，主要包括“内容标签匹配”及“社交关系链推荐”的方式。小红书激励普通用户成为内容创作者，其优质创作内容在算法的引导下会获得不亚于头部博主、明星的曝光度和阅览量，根据算法的引导，用户被激励进行更多内容创作。也正在这种“算法公平”的想象下，创作者将优质内容的生产和活跃度作为一种内化的创作标准，以期得到更大的曝光度和流量，吸引更多社交关注。有研究者认为，以小红书为代表的平台，更为强化算法机制中的情感系数，并以此引导用户在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同时，更多地进行利他的情感劳动，以加固用户之间的社交联结。[7]而这些技术时代的情感劳动，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媒介和平台的算法机制新的改变。
有青年文化研究学者关注到，新媒体平台正在成为一种文化基础设施，“借由数据化与算法化的生产，平台实现了对青年群体的迅速吸纳，并成为他们文化生产和认知建构的重要渠道。”[8]面对这些集“技术、权力、情感、劳动、流动性、可见性、资本、身份”[9]等多重复杂性的平台，青年人越来越自觉地将平台运作、生产、消费逻辑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平台化逐渐内嵌于青年社交行为模式及精神生活。而其中，打造人设、建构“优雅”，虚构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等种种现象和行为，就是当代青年“自我平台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小红书炫富风”一度成为网友嘲弄与批判的众矢之的，也是政府部门加强网络信息治理的重点。从媒介视角看，这种“社交表演”是小红书这类新媒体所不能逃脱的“先天痼疾”。一方面，如同布迪厄的“区隔”理论所说，文化资本作为下层阶级能够向上触及的唯一资本，在审美趣味、学识教养方面，下层阶级很容易通过模仿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化品位而获得，小红书上一度泛滥的“炫富风”正得因于此。另一方面，“新媒体社交平台的分享往往具有表演的道具、关系的润滑剂、流动的社交货币、强化自己立场观点的论据等作用”[10]，这是新媒体社交平台自带的社交属性，恰恰也正是互联网时代中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而针对这种青年数字社交的信息真假问题、消费欲泛滥问题、价值观导向问题等，如何管理并进行良性引导，既是互联网信息治理难题，也是数字时代青年文化亟待解决的症候。
此外，“原子化”“节点化”“赛博化”的新媒体用户，在高度仿真的“拟态环境”中接受的是无数传播媒介对事件、信息、知识进行选择性加工、编辑之后的信息，这并非一种客观事实，甚至与真相相差很大，不仅影响着人的认知判断，更为消极的是，当一代人全面“沉溺于景观光怪陆离的幻象之中，滋生的可能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并失去了探索生活本真的动力，仿佛普通、真切的生活不值得过。”[11]这不仅是新媒体社交平台本身的问题，更是在由海量信息、算法机制等运作下的互联网媒介环境下，一代年轻人所共同面临的境遇。
总而言之，小红书以独特的媒介形式和商业模式建构出青年生活的微缩“景观社会”，既囊括了青年生活与文化的诸多面向，也以自身独特的平台属性逐渐内嵌于青年人的社交、消费生活，对其精神塑造、文化心理建构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小红书在内容生产与传播、算法机制的情感导向、社交关系与青年文化的研究等方面，值得青年文化研究者继续思考和探索。
注释：
[1][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2]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3][美]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4]虎嗅，《大数据景观下，人们真的更爱读书了吗？》，作者喻折，2022年7月29日。
[5]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6]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7]朱杰：《“网红经济”与“情感劳动”——理解“小红书”的一种视角》，《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1期。
[8][9]孙萍、何锦娜、刘姿君：《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平台的日常化与表达的政治》，《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10]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11]曾于里：《怎么在小红书上“优雅”地生活？》，《南都观察十》，2023年5月12日。
（原载于《天津文学》2024年第7期，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订阅《天津文学》杂志。）
康春华，青年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现供职于《文艺报》。有多篇评论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新文学评论》《媒介批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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