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鱼肚里的金戒指(评论)|2024年第10期·新实力小说家

文摘   2024-10-17 10:00   天津  

第10期·新实力小说家

邓安庆|鱼肚里的金戒指

我对“魇”的最初记忆与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有关。从1968开始,张爱玲开始系统研究《红楼梦》。此后,她把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港台的报刊上。1977年8月,这些考据结集成书,张爱玲把书名定为《红楼梦魇》。十年时光,五详《红楼梦》,张爱玲视此举为“生命中的豪举”。“魇”字极其准确地道出了张爱玲自己对《红楼梦》的痴迷是超乎常人的,可以称之为疯魔。但这疯魔之后,是何等激烈的深情。

《红楼梦魇》有一节,甲戌本第五回回末的情节与诸本有异,张爱玲认为:“甲戌本‘秦氏在外听见’,是听见袭人等七嘴八舌叫唤宝玉,走进房来,才听见宝玉叫‘可卿救我’,因为梦魇叫喊实际上未必像梦中自以为那么大声。那间华丽的寝室一定很宽敞,在房外不会听得见。秦氏一面进来,一面又还有这余裕叮嘱丫鬟们看著猫狗,可见她虽然照应得周到,并不当桩事……”倘若有小说家于此处生发想象,从《红楼梦》原文荡开一笔,单写宝玉的梦魇,譬如进一步追问:宝玉为何梦魇?秦可卿为何“并不当桩事”?是否有人向宝玉施法了?而秦可卿是否就是施法的人,或者是施法的知情人?……如此推想下去,有可能生长出另外一篇小说。而这样的小说有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魇员》。

魇员,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一种职业。没关系,在小说的世界里存在就可以了。在那个世界里,魇员施魇为生。我身体酸痛去找推拿师推拿,心情抑郁去找心理师咨询,想要改变命运就去找魇员施魇。这就存在一个风险,“这个行当从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一方面总被人将其与封建迷信混淆,一方面要突破壁垒吸收心理学与哲学的种种养分丰富体系。认识不足造成的误判和偏见持续扩散以讹传讹,大家为它贴的标签永远是‘故弄玄虚’‘偷梁换柱’……一个本就小众,本就半地下的圈子若次第熄灯,濒危与灭亡便只一线之隔。”

改变命运,是极有诱惑力的事情,不论是改变他人的命运,还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里提到,“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执业之初魇员都曾许下诺言,非受魇者主动提请,或不经受魇者许可,绝不能施魇。要是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魇来达到各种斑斓的目的,满足一己私欲,魇艺不会濒临灭绝,魇员也不会成了一个几近消失的职业。”由此可见,在那个世界里,那些施魇者倒不像现实中很多的从业者那样,为了一己之私,动辄打破行规,不然他们就不会招来濒临灭绝的局面。

小说里的“我”,运营着魇艺界最别具一格的私人档案馆,“即便是业内赫赫有名的资深魇员,为了探究古法,找寻经典,也会不远千里而来,通过你收集他们想要的资料。”作为魇艺的理论研究者,自然是深谙施魇规则之人,可他却忍不住未经他人同意,对人施魇,虽然其出发点是想挽救那人的生命。那人就是整篇小说的灵魂人物——春声。

春声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早亡,“我”担心春声这个小女孩会想不开,“门外辰光西滑,万事万物都隔着胶卷似的黄蒙蒙的。在一大簇一大簇的剪影里,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人。她倚着教学楼天台的栏杆,弓下腰,像一瓣剪下来的小拇指的指甲……但我当时忍不住了。我害怕稍迟一脚,那瓣小拇指指甲就会挂到天上,成为一钩遥远的月亮。”此处描写极美,深谙张爱玲的绝妙比喻功夫。春声激活了“我”多年来研读的那些魇艺文本,使之成为实践,“我席地而坐,横琴于膝。夕阳下的校园在琴声中愈发空空荡荡。我弹得很入神,有种物我两忘之感。一曲毕,春声来到我身后。她的影子长得足够丈量广场。我问她听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她说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我问如何美好?她答不上来。我说你可以离开这里,去追逐那个世界。”

春声的确是离开了家,也的确是追逐了,可她追的不是世界,而是“我”。她来到“我”的馆里,悄悄学习魇艺,而“我”担心春声入了门,魇艺精进,会破除“我”对她的魇。魇一旦破了,“我”担心春声就会重回那条自毁的旧路。“我说过,我很担心她熟练掌握魇的诀窍,并且通过她个人的智慧陆续加工调试,有朝一日臻于化境。到那个时候,她解冻了,求死之心也许就复苏了。我不想她死。”不过春声“天赋正在开放,芯蕊随风摇摆,花粉散作吉光,我本心上很难为她设限。”春声是聪明之人,对“魇”有自己的理解。后来她离开了“我”,到一个偏僻的岛上,以施魇为生。她能通过控制光的投射、融汇、熄灭,控制光的强度、浓度、幅度。只要有人站在光里,她可以魇住此人。很多人之所以愿意被施魇,就是因为生活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而被魇住之后,就像是痛苦被消解了,困境被破开了,从此可以走向一个美好的世界。当年“我”以此拯救了春声,春声又以此拯救他人。

若小说止步于此,也是可以的。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此,他把情节再往前推进。春声在走之前给“我”讲起她在早市上听来的异闻,“有个城里的妇人去乡下远足,一时贪玩,金戒指不慎掉到了池塘里,下水摸寻许久,无功而返。这就过去了不少时日。妇人家里老老少少都爱吃咸货,前两天她到早市买了一堆鸡鸭鱼肉,预备腌制起来。待要胣鱼时,那鲢子左右翻滚,屡屡逃脱。妇人正想举刀砸昏,它一个打挺,呕出了一只金戒指,正是妇人丢失的那一只。”这一异闻的设计实在是高妙,春声没有点破异闻背后的深意,当时“我”也不懂,日后看来却是春声的心声。“我”多年之后,通过他人之口才知道春声早就知道“我”对她施了魇,我自以为成功地把春声救了回来,却不知那不是因为“魇”发挥了作用,“她那天仅仅只是被琴声感动,她遇到了一个人,为她吹来另一个世界的风。她决定跟他走,走之前她放掉了笼子里所有的鸟。‘这件事,她从没对人说过,直到我要离开她了,她才告诉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再见到你,就代她把这一段隐情讲给你听。’”这段隐情明白告诉了“我”两件事情:一件是“我”根本不会施魇,另一件是春声的命运自始至终是自己决定的。这个情节上的翻转,尤为精彩。春声始终是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她无法为自己发声。但通过这个情节,这个人物立马饱满了很多,也多出了很多遐想的空间。

这篇小说我忍不住读了几遍,第一遍是依靠“我”的视角,第二遍是在知道了春声的故事后,以“春声”的视角再来回头回味小说前半部的诸多细节。这是好看的小说带来的阅读享受,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如果说情节的推动是小说的明线,而对“魇”一词的探究就是小说的暗线。作者对“魇”一词进行了细腻解读,并巧妙地融入情节的设计上,让小说有了深层的意蕴。小说中有一段是点睛之笔:“魇由人造,人的力量必然超越了魇。受魇者抵达的新生活,也许只是被他们内心的潜能所激发,而非魇的结果。魇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魇。”

另外,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颇具匠心。整篇小说就像是一场梦魇。比如这段:“睡了一会儿,一条蛇银鳞闪闪地游到脸上,朦胧中我大致能明白,那是月光正穿过屋檐,低悬于绮户。我放心地睡去。这时,蛇再一次游向了我。它清凉,光滑,湿润。”再比如结尾,“夏至的黄昏,我在门前的树上看到了一枚蝉蜕。它饱满、光亮,好像能容纳一整轮落日。”逃离虚幻的氛围营造,华美绚烂的文字渲染,无一不让人想起“祖师奶奶”张爱玲,阴郁的诗意弥漫在字里行间。如果继续往前推,是《红楼梦》的滋养。此时,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那个设想,倘若贾宝玉梦魇,是被一个魇员所施,那这个魇员又会是谁?秦可卿是不是就是这个魇员?她要施魇的目的是为何?她的施魇经历是否会收入《魇员》里“我”的档案馆中,并被春声看到?……当然,这只是我脑洞大开的瞎想。而小说,就是要把类似这样的瞎想变成可自圆其说的文本,并让人沉溺其中。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的确做到了。

(原载于《天津文学》2024年第10期,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订阅《天津文学》杂志。)

邓安庆,作家。已出版《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留灯》等书,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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