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解码住院率突破20%：
分解住院、超指征住院的诱因与对策
作者
梁嘉琳
“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创办人、研究员
来源
《经济观察报》
（本文为完整版，
《经济观察报》刊发略有删节，
以后者见报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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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日，据媒体援引最新的卫健委、医保局统计信息，我国居民的住院率在2023年首次突破20%大关。这意味着，每5个中国居民就有1人次在一年中住过院。
根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OECD）数据，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住院率平均仅为14%，这意味着，中国的住院率不仅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高于很多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数据引发公众哗然，“住院率高”究竟是我国特有国情，还是民生重大弊端？
疫情放开因素：
生活方式干预、社区/居家治疗
仍需传扬
坦白说，2023年住院数据增幅较大，有其“后新冠时期”就医需求报复性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达到30187.3万，比上年增加5501.1万人次，增幅高达22.3%。
新冠疫情三年期间，医院的感染控制要求极其严苛，但许多医院并不完全具备将急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分开管理的软硬件基础。
因此，部分医院要求慢病患者以居家治疗、社区治疗为主，尽可能少去医院。同时，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公众聚餐受到诸多限制，且户外运动、社交距离等良好习惯得到推广，慢性病、传染病等发病率也因此被缓解。
于是，在放开疫情管控措施之后，2023年，我国出现慢病发病率及其住院率上升，特别是部分因疫情被耽误的择期手术爆发式增长，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今后，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居家/社区治疗控制慢性病，值得在后疫情时期大力推广——这是我们每个人能为控制住院率所做的努力。
借疫扩张因素：
卫生财政应限于人才能力、
智慧改造等投入
新冠疫情早期爆发的凶险，凸显医疗基础设施的薄弱。2020年起三年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部分专项资金用于公立医疗体系的应急改造。
早在2022年，华中某省会城市的医院管理专家就向笔者披露，当地在四个郊区的区县分别建设三甲医院的新院区，没想到，新院区附近的新楼盘卖不出去导致当地没法提供足够人流，以至于门可罗雀。
即便是作为改革开放特区的广东某市，当地政府为某家三甲医院配建的两栋门诊大楼，由于人流量有限，导致其中一栋建成5年内后一直没有启用。
国家加强面向“X疾病”等未知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出发点本是好的，但一些地区、医院打着“建设区域公共卫生中心”“扩充平战结合床位”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盲目建设新院区、新大楼，盲目扩充新床位的老把式。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制定关于医院病房改造提升的指导性文件，推进医院病房适老化、便利化改造。”一定要防止上述“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重蹈覆辙。国家卫生财政下一步的投入重点，应严格限制在人才能力建设、病房智慧设施等软件方面。
医院应对考核因素：
分解住院、超指征住院的门道
受床位利用率低下影响，一些医院为满足各级卫健委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俗称“国考”）要求，以及为满足各级医保局在医保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等支付方式改革的要求，就不得不提高自身运营能力。有的医院嫌专科/全科能力建设周期长、难度大，就走歪门邪道。
一种是“分解住院”，也就是把患者在同一家医院一次住院就能看好的病，变成两三次住院。
分解住院既可以拆解住院天数，进而满足“平均住院日”考核；
也可以拆解住院费用，进而满足“次均住院费用”考核；
然而，“分解住院”拉高了住院人次数、住院率，此外，患者重复办理入院、出院，乃至在多院区之间、医共体内各单位之间无序流转，不仅加大了就医负担，而且潜藏着流程风险。
另一种则是“超指征住院”，特别是专“坑”外地患者的“大住院”。
当前，随着高铁、飞机等跨省交通成本下降，患者异地就医多发。国家医保局《2023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普通门急诊、门诊慢特病及住院异地就医2.43亿人次。
然而，由于跨省的医疗机构数据难以实现全量、实时互通，且向属地的卫健委、医保局汇集，加上跨省的诊断治疗质控标准、医保基金监管标准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一些医院就钻起了空子。
据笔者实地调研，无论是西部边陲某省的地州，还是东部大型直辖市，都出现公立医院的外地患者住院率高于本地患者的问题，进而带来外地患者的住院次均费用高于本地。更可怕的是，这被一些医院视为“生财之道”。
监管缺失因素：
应建“三医”协同监管平台
古谚有云，锤子多了，看谁都是钉子。2003年，我国医院住院率只有4.7%，到2023年已经达到21.4%。
这背后，是我国床位数的超预期扩张：早在“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就提出，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6张。然而，这一目标没有如期完成。
2023年，我国每千人口床位数进一步攀升至7.23张，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发现，每千人床位数、每千人住院天数之间，呈现正相关性。
但是，公立（非营利性）医院需要秉持公益性精神，就算公立医院床位利用率连续多年下降，就算公立医院连续亏损，也决不能放任患者为空床位填坑，并以自身健康、金钱为代价去买单！
古谚又云：如果把下雨的权力交于卖伞者，那么雨天就不会停止。虽然医疗服务的专业门槛极高，但这绝不是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拒绝监管的推辞。
为根除“分解住院”“超指征住院”现象，各级卫健委、医保局需要摒弃“高住院率谁之过、谁担责”的无谓争吵，枪口一致瞄准过度医疗行为，特别是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三医”监管平台，让每一项过度医疗加速曝光并被纠正。只有各界达成共识，才能破解卫生监管“行外人不懂，行内人不管，卫健委/医保局管不动”的老大难问题。
“控住院率”三大政策工具：
卫生规划刚性、卫生财政纪律、
卫生考核优化
除了加强微观诊疗行为监管，还要重塑宏观卫生资源规划。
今年，国家卫健委已经启动“十四五”（2021—2025）规划复盘、“十五五”规划（2026—2030）预编制，一定要高度重视我国各级各类医院的床位过剩、住院率过高的问题。在源头层面遏制床位无序扩张，防止出现“床位越多——过度住院越严重——医院创收越多——医院进一步床位扩张”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住院率仅为12%~15%，并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公立医院的扩张依赖症需要引发高度重视。
早在2021年，中国政府就启动了公立医疗高质量发展行动。然而，在一些地区、医院，市政领导、医院领导热衷于“医疗政绩工程”，为大医院新建分院、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格为医院，这都无形中推高了本地区的床位数，并成为住院率提升的诱因。
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公立医院也要适应存量发展乃至减量发展的新模式，各级卫健委、医保局也要为此制定配套政策。今后——
一方面要严肃公立医院的财政纪律，严格按照国务院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国家卫健委公立医疗机构2024—2025年“经济管理年”最新要求，各地要密切关注收不抵支、长期债务、拖欠薪酬等重点风险，加强监测预警、风险管控，加强公立医院债务风险管控，指导推动各地有序分类化解公立医院长期债务。笔者认为，特别是要严禁公立医院为规避监管，透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新型理财产品、境外金融系统等“体外金融”融资。
另一方面，各级卫健委要加快完善公立医院“关键少数”决策者的考核指标，从侧重硬件设施覆盖率（如：床位数、医务人员数），转为侧重服务达标率（如：诊疗规范率、性价比）、结果性指标（如：单病种治愈率、空置率，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用考核的“牛鼻子”遏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冲动，根除医院“过度住院”的决策动机。
（本文仅代表发言者个人观点，与其所供职单位或“健康国策2050”官方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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