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的思考
韩 工（南京老知青）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是经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同意、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局批准的市级学术性社会团体，研究会的宗旨是以“传承知青文化、知青精神、服务和谐社会”。
应该研究会关于“2024年中国知青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的通知要求，我于2024年8月21日至23日应邀参加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2024年中国知青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为此，我撰写了《我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的思考》一文，未安排在“中国知青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发言，仅供知青朋友参考。
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应追溯、剖析苏中乌三国“共青城”之间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如今，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是三个不同政体的国家，但都有一座同名的“共青城”。
这座地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共青城”，是由苏联时期的共青团员建设起来的。她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河（我国称之为黑龙江）畔。是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州所辖的第三大城市，一座著名的现代工业城市。
我们都读过苏联时期乌克兰著名作家创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就是以建设共青城为时代背景而创作的。1904年，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他在初级教会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做工。1919年他加入苏俄共青团，参加红军与白匪作战，曾从事共青团工作。1924年加入苏联G产党。1927 年因病全身瘫痪并双目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以惊人毅力写下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早在1942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译成中文。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病逝。但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作者参与苏联共青城建设的英雄事迹，已成为激励无数苏联与中国青年的榜样。
如今，在中国江西省九江市境内，也有一座共青城。她东与庐山市相邻，南和西与永修县毗连。
2010年9月经G务院批准，共青城成为地级九江市所辖的一座县级城市。
以前，该市不叫“共青城”，称作“米粮铺”。1955年10月18日，第一批98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者”响应D中央号召，来到鄱阳湖畔滩涂草洲垦荒创业。他们以“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决心，开始了拓荒之旅。几十年后，拓荒者不仅改变了这片荒地的命运，也铸就了共青城“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精神。
共青城作为国家级赣江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重要组团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羽绒服装名城、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全国青年创业基地，取得众多的国家级荣誉。
正在与俄罗斯作战硝烟之中的乌克兰，在其国家中部的第聂伯河左岸，距离克列缅丘格约16公里处的波尔塔瓦州，也有一座共青城，她始建于上世纪1960年11月29日（当时苏联尚未解体，乌克兰是其加盟共和国之一，是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统计，2012年该共青城为51,800人，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江西共青城的十分之一。
俄罗斯、中国与乌克兰这三个“共青城”的诞生，都与共青团组织与意识形态有关。说明当年这三个共青城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彼此曾经是同一个国家或是友好邻邦。
1985年5月1日下午2时半，中G中Y总S记H耀邦以及中G中央Y常委、团中Y第一书记等领导同志，相聚在B京中N海勤政殿接见了B京青年垦荒队、哈尔滨青年垦荒队、黑龙江省前进农场和江西共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的老知青代表。
可以说，中国江西共青城是受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其共青城的影响而诞生的。但是，中国江西共青城建设得最好。从我国50年代初起第一批从上海等城市来到农村的拓荒者，他们不愧是中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与开拓先驱。
2024年11月，我与朋友应邀参观了江西共青城市的上海知识青年拓荒展览馆，并瞻仰了HY邦同志陵园，参观了HYB同志生平图片展览。
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应如实地反映知青中被国家批准的革命烈士与因公殉职人员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前后20多年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共有多少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革命烈士？笔者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资料。金训华烈士便是其中的一位典型的知青代表人物。
金训华是原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5月25日，金训华带领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8月15日为抢救国家财产与洪水搏斗壮烈牺牲，被追认为中国G产D党员。
金训华在洪水激流中抢救的是“两根电线杆”，他牺牲时年仅20岁，当时的《人M日报》《解F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烈士学习。
在全国各地几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之中，还有许多知青为抢救国家或集体财产而牺牲。1970年4月18日，黑龙江省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第39团知青因扑打山火共伤亡140余人，其中严重烧伤49人，死亡的26人中有25人是知青。这是北大荒知青史上最为惨烈的伤亡事件，均被国家民政部门及其所在地区或单位追认为革命烈士，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尚未成年。在我国内蒙、云南等边疆地区，也有此类知青参与扑打山火的惨案发生。
两年前，上海老知青方国平先生给我寄来一本新著《碱柜1972》。我是1952年9月出生于南京市秦淮区，1968年12月下乡插队的“1968届初中生”，时年16周岁。当我读到长我二岁的知青李铁柱（河北唐山人）、与我同龄者路孝（内蒙古集宁人）、另有5名比我小一二岁的上海市周浦镇女知青、天津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知青共9人的遗照，我默默地流下眼泪。如果他们如今还活着，早已当上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从当年“中国人民J放军北京J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颁发给班长陆耀红、副班长诸国芬这二名女知青亲属的《牺牲证明书》来看，该兵团曾拟将9名知青评为“革命烈士”的，并确认他们是在“执行生产任务时在黄河光荣牺牲”的。兵团还给其中二名女知青追认为共青团员；给男知青李铁柱追记三等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兵团实际上仅给9位遇难知青的亲属，开的是一张张“空头支票”，并没有认真履行“知青烈士”的严格审批手续。
在十年动乱的社会背景下：一是由于1975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其实，三年是否有足够时间给9名知青办理“革命烈士”审批手续的）；二是兵团安抚完9名死难知青的亲属（发放抚血金）后，就未再给他们后续办理“烈士”证书与待遇了；三是此伤亡责任事故因中央J委与北京J区曾过问，G务院“知青办”于1972年还专门为此发放了第11期《简报》，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可能因此而受到追责处分？于是，原生产建设兵团采取了“低调”处理9名遇难知青的“烈士”事件。
我认为，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应当实事求是地反映被国家批准的知青革命烈士，以及未被审批为“革命烈士”的因公殉职人员，不能回避历史遗留的有关知青政治与经济待遇问题。为此，我曾写一首七律诗《读方国平兄著<碱柜•1972>书有感》：“哀读国平书碱柜，兵团岁月献贞忠。黄花闺女黄河坠，赤血痴儿赤志空。溺水牺牲行命令，虚名烈士誉不同。泪看兄妹生前像，夭折青春半世蒙”。
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应客观地反映老年、残疾和重病知青的治疗与带病养老问题中国“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般是指1966、1967、1968年全国高中与初中这三届毕业生（实际上是六届，笔者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时年16周岁）。因“史无前例的文H大革命”运动，我们都在1968年这一年冬天毕业，故称“老三届”。这是“十年D乱”时期的特殊产物，一个涉及八千万中国青年学生的特殊社会群体。
我们是一代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小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青少年。我们心目中的伟大英雄，是黄继光、邱少云、吴云铎、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我们共同遭遇了天灾人祸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与父母一道“勒紧裤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2月，在MZD同志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G指示”号召下，16周岁的我毅然放弃升学上高中，立即“打起背包就出发”，主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艰苦的农业劳动中自我磨砺。
1978年底，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停止，几千万上山下乡老知青加入了“返城潮”，也有不少知青兄弟姐妹“扎根”在祖国的农村、农场与边疆。
1977年冬，结束了“革文化命”的中国恢复了高考，“老三届”知青中有许多人成为大学教授与国家科技栋梁；有的老知青第一批走出国门留学；有人成为知青作家，他们创作了很多优秀文学著作和文艺作品，有些老知青还“参与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组建、参与了多少新兴行业的创业和经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弄潮儿”。
但是，大多数“老三届”知青就没有如此“幸运”了，他们返城顶替退休的父母跨进工厂大门不久，又面临企业“下岗潮”。在下岗职工“再就业”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一代老知青显然没有年轻人的优势，不得已又去“迎接新的挑战”。
如今，“老三届”知青都已迈入了老龄社会，“死神”在悄然向我们“招手”。2024年5月29日，听说我的同龄“老三届”知青朋友、全国知名的“知青养老专家”王家林走了，令我感到突然、哀伤！
我们“老三届”知青都年逾七旬，在多数城市成为免费乘公交车、进公园游览的白发老人。有一年，我与几位南京老知青去吴青生的江北工厂参观，我认识了扬州老知青王家林，我们都是1968年下乡务农的知识青年。
不同的是，我是在记工分的生产队插队务农，家林去的是拿工资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去就在连队当文书（我也曾在江宁县禄口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当文书），后来，他又调到营部当书记员，如在人民J放军正规部队里，家林应当是军队正排级干部。
近几年，我从网上关注家林与南京、镇江等地的老知青在全国东西部地区，为“知青养老”之事而奔波的视频或照片，我看到家林的精神尚好，只是人似乎瘦了一些，以为他的身体很棒。没想到，家林的生命正在进行“倒计时”，据说，他是患某种血液病去世的。
记得2019年2月27日下午，我接到老知青家林的电话，我冒雨去南京苜蓿园干校探望家林，与他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谈。王家林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州市的“召集人”，正在南京苜蓿园干校举办新作协会员培训班。谈到老知青“抱团养老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后，务农已经成为彼此的回忆与故事。当年的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可能在当今中国社会形成一个独特的“知青阶层”。
我认为，关于全国知青的“养老”问题，应当由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布局与经营。年龄70岁以上的老知青，最高的D与政府职务是正国级，最低的老知青则“吃低保”，不能因为大家曾经都是兵团或插队的老知青，都能享受乌托邦式的“共产风”。
我国“十四五计划”正在建立与健全城乡居民“养老政策”，根本不必要将当年的知青，从60岁以上的老年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知青养老”阶层。比如，大家彼此曾经是下乡知青，我们生病了可能去同一家医院去治疗，但因其处于不同社会单位，享有不同的治疗与收费待遇（即现实社会的“个体差异“）。
就拿江苏S级机关公职人员来说，“副S级”干部一次可在S级医院取得1000元额度的药品；像我们一般公职人员则一次不能取得超过70元的药品。如果我与某位副S级干部曾经都是知青，甚至同在一个“知青小组”插队务农，但返城后因各自属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与职务，必然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因此，在昔日的老知青之间，难以相互攀比与取得“平等统一”。
由此说来，“天下知青一家亲”确实是一个有亲和力的“精神口号”，然而，在许多时候与事实面前是“亲”不起来的。就连知青“驾鹤”后的墓葬，也不可能是统一的规格、样式与价钱。
一次，我与王家林开玩笑时说，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老知青只会越来越少，而“知青养老”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尽管我与已故知青王家林在“知青养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彼此争论，但我们依然是“心心相惜”的老三届知青朋友。
我认为，关于老年残疾或患有重病的上山下乡知青的治疗康复与带病养老之类问题，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展览馆应当有所反映，用文字、图片与视频表彰全国在“知青养老”工作上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和光辉事迹，鼓励与之有探索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养老机构与民政单位。
作者简介
韩工（实名），男，72周岁，1968年12月下乡插队知青，1978年8月返城。1980年9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夜大学），1983年7月毕业，中文大专学历。1984年8月考入原江苏电视台任编辑记者，2012年9月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传媒）退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楹联研究会理事、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江苏省电影电视剧评论学会原副秘书长、南京市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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