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汇总：Charles
先说几句闲话，前文有读者留言说孙禄堂“天下第一”，其贡献在于“让世人‘改变身心，变化气质，振奋精神’”，笔者所不解的是，如童旭东以及诸多自称练孙禄堂所传拳法的读者，不断口出芬芳，难道他们所受影响而改变的“气质”、“精神”就是这样？当然，笔者所见同样练孙禄堂所传拳法的前辈、同辈，固然也有诸多“气象甚好”的，然则练其他拳种的，同样不乏其人。仅就此而言，所谓“天下第一”云乎哉。
又有读者认为笔者论点可笑，因为“每一个练武者”都应以“以武入道”为“追求”，而笔者则被归入练“西洋玩意”之属。每每看到这样的评论，都觉得千头万绪，评不胜评，只能简要回答几句。
一、所谓“每一个武者”为什么要被代表，笔者是不解的；
二、所谓“以武入道”内涵、外延为何？一定要换作天朝的表述的话，义理何解？字义何训？
三、难道只有所谓“先天真一之气”（此说源于清代刘一明，即使放宽标准，类似表述，最早产生恐怕不早于元明之际），就代表“道”了吗？先秦、秦汉所表述的“道”和“先天真一之气”有什么关系？难道就不是“道”了（原典、文献太多了，读者有兴趣可以找一找）？
四、这位读者又怎么知道笔者所练不是“以武入道”为目的呢？“以武入道”的标准难道又是二人成虎的“武圣”所规定“唯一”的吗？
五、这种读者操着“除外”、“发展”此类受西洋、东洋影响的语言，用着西洋、东洋发明的设备、平台，义正词严的指责旁人“西洋玩意”，亏心不亏心呢？
再来看童旭东笔下千变万化，被随手团捏的梁漱溟先生。关于梁先生的《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序言》一文，他编造说：
此文梁漱溟写于1968年。1968年文革仍处在高潮时期，全国各地破四旧，焚烧旧书，梁漱溟在这一年里仅写此一文，即《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序言》(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并上书全国政协建议重印此书。此时梁漱溟自身不保，正在受到批判，梁漱溟不顾自身尚处逆境，却要反潮流而动，建议重印此书，可见梁漱溟对孙禄堂所著这部《拳意述真》重视的程度，由此也说明梁漱溟认为孙禄堂这部拳著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
而童旭东此段文字之前所用附图，黑体大书什么“老汉与胖猫孙”，这又在阴阳谁呢？这又在矮化谁呢？
问题是，《梁漱溟全集》此文后的附注仅言此文作于1968年，刊于1985年的《龙门阵》，童旭东是怎么知道梁先生是以此文上书全国政协的呢？而梁先生所说“孙氏此书自有不少缺点”，难道是梁先生以此方式表达此书“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梁先生岂不说的很明白，“有非一般练习拳脚者之所知”，“少见流传”，“在古学晦塞之今日”，“尤惧其湮灭失传”？这难道不是梁先生以其自己的认知，认为勉强可以代表他的观点，而似乎没找到其他可以替代的更好的著述，不得已退其次而推荐出版此书吗？
关于所谓“上书全国政协建议重印此书”，梁漱溟先生1968年当年的全部日记尚有保存，其中每一次梁先生去政协领工资，和旁人一起去政协，政协有人持介绍信来外调材料，一一皆有记录，唯独没有童旭东编造的所谓“上书全国政协”。而梁先生当年除了撰写《中国——理性之国》稿件之外，文稿寄给黄艮庸先生亦见录于日记，而又不见所谓“上书全国政协”。而真正有证据的，梁先生上书伟人的信件内容，却与此毫无关系，见7月12日日记及年谱。梁先生颠沛流离之际，什么时候为了此“有不少缺点”的著作上书政协了？难道这又是童旭东“绝顶出青云”的“不闻不见”的绝技所占卜出来的吗？
附录一：梁漱溟先生1968年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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