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rles
童旭东这个人的癖好真是有些特殊，他先把揭露他谣言的有理有据的文章污蔑成为“粪蛆”，然后声称自己不会去触碰这些“粪蛆”，再然后不断以实际行动去再三再四“触碰”他所以为的“粪蛆”，大概是种什么心理不太好推测。
最近，童旭东又抛出一坨逻辑混乱的谣言，试作分析如下。
童旭东讲：
在2001年1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孙禄堂武学录》中记载一批孙禄堂先生第一代弟子，其人数之多是此前没有过的。这个第一代弟子表中的人物都是孙剑云老师回忆出来的。据笔者所知这个名单里确实遗漏了一些弟子，但没有妄加的弟子。虽然笔者没有参与该书的编写整理工作，只是提供了几张当年《世界日报》上对孙禄堂先生报道的图片资料，但可能是孙剑云老师为了抬举我，把我列在了校对者中。
他又讲：
关于陈一虎和柳印虎，这在孙剑云老师编著的《孙禄堂武学录》的第一代弟子表中记载的清清楚楚，他们是孙禄堂先生的弟子。孙剑云老师与陈一虎、柳印虎、闻春龙这三位都是当年江苏省国术馆的同事，因此孙剑云老师写的书至少有资格作为证明陈一虎、柳印虎是孙禄堂先生的弟子的证据。
童旭东在造谣的过程当中，一如既往的故意混淆“主张”与“举证”，而不断编造并试图把2001年出版的，所谓孙剑云编《孙禄堂武学录》立为史料。这是极荒唐的。
首先，孙剑云在序言里明明白白说“参与汇编、点校”，还有童旭东等人。
《孙禄堂武学录》 孙剑云序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就是童旭东试图把这部书里所有的观点扣在孙剑云头上，而撇清自己的关系，童旭东再三说什么他没有参与汇编。这自然是“主张”，孙剑云的序与此“主张”有事实上的矛盾，童旭东如果一定坚持他的编造，那他有举证的责任。何况，伪作《孙禄堂先生行状》，童旭东说是他抄自马玉清先生收藏的宇宙“孤本”，如果童旭东没有参与“汇编”，这个行状是如何收录到这部书里去的？
其次，童旭东的逻辑是，只要《孙禄堂武学录》记载过，那就是事实。那又是极其荒谬的。比如，此书收录的孙禄堂“生平”和“大事记”两部分存在许多互相矛盾之处。
比如，393页的“生平”称，1916年孙禄堂会同杨少侯、许禹生等人（许禹生先生居然排在末位），“开办北京体育讲习所”，而403页的“大事记”称，北京体育研习所许禹生先生请孙禄堂去该所讲授太极拳，那到底孙禄堂是开办者，还是应邀者呢？
再比如，394页的“生平”称，1919年春孙禄堂接到徐世昌劝其从政的信函，而403页的“大事记”称，1918年孙禄堂已经应徐世昌亲聘，入总统府任武承宣官。那么孙禄堂到底是哪一年从政的呢？而事实上，1915年孙禄堂在袁世凯政府下当初等官佐，当校尉官又是怎么回事呢？
至于“生平”、“大事记”里的谣言之多，谎言之荒谬，此前说过一些，今后有机会再谈。
再其次，即使《孙禄堂武学录》附录中的传系表确实出自孙剑云女士之手，按照童旭东下文所说：
因为笔者发现有一些孙禄堂先生当年的弟子没有列入表中，如早期的李振山（又名李香圃）、曹秃领等，中期的孙乾、李怀仁、李寿臣以及“从游孙禄堂门下十余年”的朱国福等也没有收录，后期所收弟子中也有不少遗漏，如李树桐、闻春龙等，此外还有女弟子刘桐贞等。另外该表中也有一些错误，如把裘德元误写为裴德元，把柳印虎误写为柳映虎等。笔者向孙剑云老师指出书中传承表存在这些问题。孙剑云老师讲，等再版时再改吧。后来发现再版时也忘记了修改，这件事就放下了。
不恰恰证明《孙禄堂武学录》有许多错误（尽管这其中本身夹杂着谣言），不足为据吗？比孙剑云更权威的童旭东已经指出了那么多遗漏，为什么就不会有误加呢？其底层逻辑不就是，只要童旭东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否则，哪怕是孙剑云认为是对的，只要童旭东不同意，那还是错的。童旭东再三这样指责孙剑云（当然，这里稍微客气点了，不直呼其名了，晓得要加个“老师”了），足见童旭东可为“千秋金鉴”。
至于《孙禄堂武学录》附录中之绝大部分文风、事实（孙剑云署名文章除外），与可确定为出自孙剑云手笔的文章，相去何止河汉，之后有机会再贴出来，供读者参考。
再再再其次，传系表名单即使确出其孙剑云女士之手，那也只是孙剑云女士的“主张”（童旭东编造，是出自孙女士回忆，回忆就不容有误？），在有反证的情况下，孙剑云女士，或者代表孙剑云女士立场之人，有举证的义务。否则，笔者可以自称，孙禄堂仙佛接引之后，曾在1995年穿越回上海，特地来见笔者，预知笔者日后有闲功夫可以揭露童旭东谣言，作为谢意，准备“代拉师弟”，替李奎垣先生收笔者为徒，笔者认为李先生辈分不高，婉言拒绝，但同意与孙禄堂平辈相交，并于近年践习诺言，揭露童旭东谣言。依照童旭东的逻辑，这也是“举证”吧？不是“主张”吧？
过几天，等笔者有空，写一封，不好意思，露馅了，拿一封珍藏的孙禄堂先生写给笔者的亲笔信出来佐证一下上述的见面实录。
祝各位佳节快乐！
欢度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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