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思翠｜我的祖父母

文／戚思翠

　　我的祖父戚学卿（1909——1977），中共党员；我的祖母张金连（1910——1982），中共党员。祖父母皆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虽目不识丁，却思想进步。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盐城学富镇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祖父母的历史资料，光辉一页。颇为遗憾的是，没能留下他们的个人的照片……

　　记忆里，祖父永远是那个样子：一袭破旧的长青衫，一双褪色的圆口黑布鞋，一杆黑红的长长铜烟斗。满面沟壑，层峦叠嶂，胡茬拉杂，瘦骨嶙峋。他总背着双手，佝偻着腰，蹒跚在田头地尾。一双凹陷深邃的眼睛，默默凝视远方……

　　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农村驼背老人，在当地人眼里，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祖父母年轻时很风光，是老家有名的“红人”——老革命。祖父年轻时高大帅气，他的背是后来“闹革命、挑大河”压弯的。1937年，年轻的祖父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时，祖父任村长，祖母为妇联主任。“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时，还不到十岁的父亲好奇，偷偷从13箩白花花的银洋钱里拿了一枚。后来被祖父发现，对我父亲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祖父母大公无私的胸襟，高人一筹的先进思想与革命精神，一直熏陶着我父亲，以至于“文革”中，就芝麻官的队长父亲，亦被斗得 “狗屎烂臭”！什么“老反革命分子生出个小反革命分子，红得发紫，紫得发黑”、“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上天啦”、“斗争要彻底，斩草要除根”、“打倒走资派某某某”……祖父就在父亲关押后，一病未起。不久，就在那年重阳节，祖父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我们。临走时，瞪着双眼安慰家人：孩子们，别怕，天总会“亮“的！

 　　祖父一直是个十分勤俭而仗义之人。那时，日子很艰辛，祖父母单住我家东边高墩上，一间三十多平方米泥墙草盖“丁头屋”。屋后檐，始终用大树棍顶着，塑料布遮着。门口一块菜地和墩下一块“自留地”，却很“风光”，四季常青，春华秋实。因祖父是个“闲不住”的人，在泥土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他，年老了，没“资格”“上工”了，就成天泡在自己仅有的田地里忙碌不休，似乎要将其精雕细琢，成为世上最佳良田。两姑姑嫁居上海，经济条件比江北好多了，所以，她们常接济祖父母。但祖父母过着比一般人家还清贫的日子。3分钱一块豆腐不舍得上嘴，5分钱一只鸡蛋留着送到供销社换币。在那个“丁头屋”里寻不见一样像样的东西，更找不出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尤其祖父，从不错花一分钱，一双粗线袜，缝了又缝，袜底换了又换，穿了一年又一年！他老人家常用毛主席的话语教育家人：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用钱要用在“刀口”上。

　　祖父所谓“刀口”，就是在同根同命的父老乡亲，要是谁家有个 “急难”，比如邻居帮大爷急性阑尾炎需开刀，他毫不犹豫掏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或在我们哭着鼻子回家要“学费”时，他立马慷慨解囊！自己却节衣缩食，起早贪黑，哼哧哼哧地用他那枯枝似的布满老茧皲裂的粗手，搓草绳、编箔子赚钱，雨天还捞鱼摸虾。他将姑姑带回的“奢侈品”（洋糖、洋碱、烟酒等物）兑钞积攒，装在一只黑黑的“收口”布兜里。头发、胡须长长了，亦不轻易花上5分钱，理发、剃胡。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过年才舍得买上一包“敬敬人”。平时那口长长的铜烟斗里，永远装着用枯榆树叶、葵叶自制的旱烟末。一抽，黑烟火星直冒，呛得咳咳哄哄，一咳头一点……后来我在上、放学时，总钻到男人脚下捡烟蒂，每天亦能拾上一把。一厘米长的烟蒂，剥去薄薄的白纸管，翻出黑黄的香烟末，喷香喷香，欢天喜地送给祖父。不苟言笑的祖父嘿嘿直笑，连夸我是他的乖孙女。

　　祖父是个不善言语、默默无闻之人，在那极度困窘的年代，他常给予别人意外“惊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次刻骨铭心的疼痛记忆犹新！想起来我就泪流满面！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因班上几人学费迟迟没“到位”。老师每天课前重复那句老话：钱没缴的同学，明天别来上课！一天，老师悄然走到我跟前，低声说：就差你一人没缴啦，回去跟你妈说说就缴个书钱吧。回到家，我将老师的话对母亲说了，可母亲说，你父亲还“关”着呢，家里也没米，爷爷又病在床上，哪有钱给你缴？别上了，回来吧。

　　春寒料峭的中午，我哭红了双眼，饭没吃，赌气地冲进寒风冷雨中。饥肠辘辘、浑身打颤的我，正目不转睛地看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出思考题，忽自后面传来窃窃的嘻笑：快看啊，驼爹爹，落汤鸡！声音虽小，却十分刺耳！尤其那个“驼”字，再次触发了我每一根神经，整个毛孔都竖了起来！慌忙掉头窥视，齐窗台高的祖父，水漉漉的老脸，“鬼鬼祟祟”地朝教室里张望……那时，不懂事的我，居然觉得祖父的“驼背”很“丢人”，使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

 　　飞奔出教室，只见既矮又驼的“落汤鸡”祖父，一手拧着用破棉衣裹着的盛着饭的茶缸子，一手抓着脏兮兮的用来遮身避雨的破塑料布。他全身打抖，苍白的睫毛上亦淋着雨水，可怜巴巴地瑟缩在墙拐角处……样子令人心酸而难堪！我压低声一股劲地撵着祖父：快走，快走，我不吃！不吃！祖父好像压根没听懂我的话，在那磨磨蹭蹭，抖抖索索地在兜里掏着什么，我忽地眼睛一亮……祖父默默地将饭缸子和一沓毛票递给我，一声不吭地消失在滂沱雨幕中。晚上放学回家，发现祖父又躺在了床上，那样子叫人十分害怕！自那起，祖父再也未爬起来过。当时年幼无知的我，颇麻木，觉得祖父所做的一切理所当然。后来渐渐长大，每每想起此事，想起与祖父在一起的时光，我就会大哭一场……

　　印象里，我的大脚祖母就像“阿庆嫂”。她生于清末，年轻时能干又漂亮，一米七个亭亭玉立，肤白圆脸大眼睛，能说会道，在当地算得上是“大美人”。

　　祖母不是没被缠过脚，而是缠了一段时间便放弃了。五岁的祖母无法忍受那钻心刺骨的疼痛，每次裹足都哭得死去活来。清末民初，提倡天足的人越来越多，放足的也大有人在。于是，祖母的父母终止了给她裹足之“酷刑”。缠足的“大事”就此告终。缠了一半的脚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过与当时的“三寸金莲”相比，祖母堪称大脚。

　　孩时的我常给祖母洗脚，她说我的小手给她洗这双大脚好舒服哟！她一边享受我给她洗脚的欢愉惬意，一边给我讲她的大脚故事，说这双大脚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人生。

　　在那“小脚为荣、大脚为耻”的封建年代，渐渐长大的祖母因自己的大脚而十分自卑，走到那里都不敢在人前站，总像做贼似的，就是这样小心翼翼还不时遭来“三寸金莲”们的讥讽，就像耻笑一个奇丑无比的另类。祖母言，就因她大脚，谈婚论嫁时都没资格挑选好人家、好男人。但天生“美人坯”的祖母决不“下嫁”，直至遇到了给地主家当长工的爷爷。祖父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颇如现在人们描述的潇洒、英俊和干练。最重要的是，祖父虽穷，但他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对祖母更是疼爱有加，他从未嫌弃过祖母的大脚。并调侃说：“大脚巴地稳，我就喜欢大脚板！”

　　祖母迈着这双大脚，踏入了出嫁的花轿，走进了人世的艰辛；祖母迈着这双大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风风火火，尽显铁女子的家国情仇；祖母迈着这双大脚，上下求索，为这个家开拓一片新天地。祖母嫁给爷爷后，一共生养四个孩子，因贫穷、疾病、战乱夭折一子。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1937年，年轻的祖父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时，祖父任村长，祖母为妇联主任。他们无比信仰共产主义，在“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闹翻身”时，我那八岁的父亲，从13箩白花花的银洋钱里偷拿一枚，躲在“鱼头屋”土墙根转玩，忽被祖父发现，随即猛地“拧”起我父亲左膀，对他拳打脚踢。由于用力过猛，致父亲左膀残疾，同时在我父亲心灵上留下了无比疼痛的“诫疤”。所以，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永远一成不变地“夹”着细木棒似的左膀，风里来，雨里去，带领农人“大搞资本主义”，向荒地要粮，年年高产受表扬，却总在“回避”入党的事。他始终觉得孩时的自己做过“小偷”，没有祖父母思想“红”。而就在他准备入党时，却逢“文革”而屈打成招，关进了“牛棚”，但最终平反复职。

　　祖父母不仅大公无私，心地善良，心灵手巧，又乐于助人，他们在当地颇出名，有口皆碑。当年，为了这个家，也为了广大的农村妇女，祖母一边当好乡村干部，一边学会一技之长：接生。那年代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不去医院，没有医生，充其量就是找个接生婆在家生产。那年代，没有计划生育，没有避孕措施，只要有生育能力，那家至少也生四五个孩子，不想要也得生。祖母不论半夜三更还是严寒酷暑，或雨天雪地，只要有那家媳妇要生产，上门一叫就走。常常引来乡亲们调侃：生孩子的不急接生婆急！祖母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大脚走得比人家家里人还要快呢。

　　因要协助产妇用力，祖母常常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待婴儿呱呱坠地她才可松一口气。生孩子毕竟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也是最累最脏的活，可祖母得到的报酬也就是二尺红布，甚至有的人家什么都没有。有时遇到难产的，祖母也束手无策。一个雨夜，浑身湿漉漉的祖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眼泪汪汪，唉声叹气：唉，真可惜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带手把”的……原来，“北头”一男婴因产程太长缺氧致死。面对死亡，祖母恨己无回天之力，却从不为自己失去报酬而有半点怨言。记得那一夜，祖母几乎没睡，紧紧地搂着我：“我的乖孙女，我的乖孙女……”。

　　母亲告诉过我，我的小命也是祖母“捡”的。母亲生下我时被“羊水”呛昏，硬是祖母做人工呼吸，慢慢轻轻，轻轻慢慢，一口一口地从我体内吸出“羊水”，我才得以活过来。所以，在我幼小的时候，祖母特别宠爱我，我成了奶奶的“心肝宝贝”“小尾巴”。她常带着我去开会、到田头地尾、看露天电影、走亲戚，甚至我跟着她去看“接生”……晚上同她“焐脚”，泡脚。祖母的脚瘦精精的，没多少肉，但很有韧劲，五趾分得很开。特别雨日走路或上下坡时，伏在她肩上的我，看她的脚趾总紧紧巴住地面，因用力，筋骨都浮到整个脚面上来。但到冬天，祖母的脚趾间会生出好多冻疮，又红又胖，像短小的红萝卜头。祖母就用盐水烫脚，我给她按摩脚趾。祖母一边嘴里“嗞嗞嗞”地直吸气，一边看着自己一点都不像女人的脚，总爱自喟：“观音修了九十九世，才修得一只男人脚。”

　　后来的后来，在我长大读书后看到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女性生命不被文化的部分总能在极权的边缘、秩序的缝隙间顽强地出现”，读到此，真正赢得我会心一笑，因我立马就想起了自己的祖母。祖母的大脚不就是封建社会的“裹脚制”出现执行空当的产物吗？

　　在我眼里，我的大脚祖母很美，她那黑红亮堂的前额，一丝不苟直梳到脑后的圆髻。她那家织细布的本白大褂，京蓝宽腿裤，走起路来，风动稻涌，山欢水笑。尤其是在她挑担子时，那行走如风又袅袅娜娜的样子，常常赢得乡人艳羡的目光。祖母有了这双大脚，无论何时何地，都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而与祖母同龄的那些“三寸金莲”们，只能在家慢慢悠悠、颤颤巍巍地拾掇着家务。所以，在当地人眼里，祖母就是个“大能人”“大红人”“大美人”。

　　可是，1982年冬，享年70岁的祖母用她的大脚走完了平凡而坎坷的人生之路。临走时，20岁的我，几乎用“泪水”为祖母洗完最后一次脚，祖母含笑而去。

　　祖母一路走来，风风光光，坦坦荡荡，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她用那双大脚踏出的路，足以让我沉思了很多年，而她的思想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祖父母虽然很平凡，可在我心中，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在我眼里，他们是世上最棒的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