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及致辞
主持人：高振宇
全球儿童史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的儿童史学研究总体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在熊秉真教授和海内外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正在不断取得进步，逐步赶上了国际发展的轨道，并且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熊秉真教授在中国儿童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她的代表著作包括《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等。《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是推动中国本土学者开启儿童史研究的奠定性作品，该书的重新问世必将能够掀起中国儿童史研究的新一轮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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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嘉宾：魏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总编辑，副总经理
主题讲座
2000年，台北麦田出版的第一版《童年忆往》，封面是熊教授亲自设计。一群孩童在秋天的院子里摘枣子。20多年过去了，如今看来，这些孩子仍然栩栩如生。
然而，这本书的撰写过程是艰难的，尤其是材料的准备。古代典籍中并没有真正的学者梳理过这些材料。《清明上河图》中，街上有儿科医生，有个农家的妈妈正在喂奶，并且看着一位走来的货郎。根据考证，货郎背着的架子上有500多个玩具。所以，儿童或者童年，并不是17世纪以后新的发现。
20世纪最后的20年，全世界的学术圈，包括中国在内，都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对儿童和童年的看法。这些人虽然不是专门做儿童或童年的历史研究的，但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在内，完整的历史视域之中不能没有专属于儿童的篇章。如果没有这个篇章，中国的故事要怎样继续说下去呢？
17世纪以前，西方学术圈并不知道童年是什么。在学者们的眼中，儿童不过是一个小大人。后来，才开始有了《童年与青年史》期刊。但是，就童年史和青年史而言，中国的历史可以显示，我们所踩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这条不同的路径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呢？
为了寻找答案，熊教授分享了自己从台湾前往布朗大学的求学经历。这个过程的开始，正如她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序言中所写：“眼前史籍之间的纵泳，扉页之际的徘徊，与大学选课时遍搜儿童史而不着的失落，少年时以童心稚语编为故事小说，甚至三五稚龄穿凿园圃，晃荡林间无尽的惘然、无由的纳闷，情怀上并无二致。儿童与童年，一如生命和世界，是个迷人、难舍的问号，更是一串无始无终的惊叹。”
这个问题没有别人给出的答案，自己也无法回答，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熊教授指出《童年忆往》并不是描述一个人的童年，而事实上是中国的童年。所呈现的是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揭示生命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才有教育，有成长，有战争与和平，有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明，法律，医疗等等。
在求学过程中，熊教授分享了自己从文科转为理科，学习人口学与国际卫生专业，后来又转为文科学习的感悟。她认为，从个人的存在角度来看，其实是不能分文科理科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并不是因为分科就不同的。人生在展开的时候，年龄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有很多很多阶段。
讲座的最后，熊教授展示了一副宋代的市井戏婴图，与近期一幅城市外墙上的宣传画做对比，这两幅画都描绘了孩子嬉戏的场景。今天我们说穿越时空的童年，只不过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材料，以鲜活的方式重新呈现给大家，这些历史资料如果汇总起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儿童博物馆。总之，中国儿童的生活史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精彩片段，它会持续启迪着我们新时代的学人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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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儿童史的议题，以及熊教授的著作《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并围绕儿童史的研究展开东西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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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研讨
贺熊秉真教授《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新版首发
于 伟
参加熊秉真教授《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新版首发，倍感荣幸。熊教授不仅是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儿童史学的开拓者。多年前就读过熊老师的这部著作《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和研究生一起研读讨论多次，也向东师附小的老师们推荐过这本书，受益匪浅。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新版，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对广大儿童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及家长朋友们都是福音。我有幸参加了新版的审读和推荐工作，又细致阅读了此书。
近年来，我有机会向熊秉真老师当面求教，得知熊教授“初上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去找自己想上的课，以为所有的人一抬头第一个瞧见的是历史（一）中国童年史”，但是一直学了十年不止的历史，唯独没有见到情有独钟的儿童的历史。熊教授就产生了疑惑，每个成人都是从孩子成长过来的，每个成人都有童年，历史篇中没有孩子，孩子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寻找历史上的孩童、为童年写史成了熊秉真教授五十年来的重要追求。
之所以历史中“没有孩子”，是因为历史与其他的学问一样，是门十分势力的学问，“孩子在历史中没有用”；加之“研究孩子的历史比较难——人们能够回忆的孩子历史比较少”。于是，熊教授开始了对“中国历史中的儿童”的研究。“研究儿童历史可以挖掘宋代以来中国幼科的医术。”“对儿童的研究，除了幼教、传记、医疗方面的记录，再仔细追索下去，还会发现中国过去的艺术品、法律条文。”经过几十年业余时间锲而不舍地研究，熊教授发表了中国儿童史的系列研究著作，《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等，这些著作的发表对儿童及其历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海内外的历史学、儿童研究等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史学的角度，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1960年所著的《走过许多世纪的童年》被认为是研究儿童的开创性著作。熊教授认为菲利普-阿里埃斯有局限性：一是阿里埃斯对中国不了解，没有提及中国；二是这本书所谈皆是中世纪以后的儿童。她认为，中国早已有“儿童”“童年”的概念，而且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料值得“考掘”。因此，熊教授阅读了大量的年谱和医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儿科）著作，从年谱、医学的角度对儿童、童年进行研究，对世界儿童史和中国儿童史具有开创性意义。熊教授在“年幼的生命留下了哪些痕迹”中，提到我们关注“训示性”“指导性”素材，例如《礼记.内则》；她下了很大功夫整理了上百种明清时期的年谱，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待如何处理幼龄成员的问题；研读了上百种从先秦至清末的中医儿科著作。她还深入挖掘“法律档案”，包括经济史的材料、政治性的材料等等及“艺术性”或“想象性”的材料，比如绘画作品、文学著作等。
熊教授认为：“每一个成人都曾是小孩，但没有人永远是小孩，当这些素材产生时，作者多半已经不是儿童，即便他非常的关怀，接近了解儿童世界的隐性形象。”中文中常用到的“子、童、幼”，其含义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层是生理意义上的“孩子”，一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这种生理意义上的“子”的概念见于传统中医儿科医案等文献；一层是社会角色意义上的“社会孩子”，侧重于“尊长”相对的“卑幼”地位，如相对于父母，即使地位再高的人也永远是父母的孩子；一层是哲学或者美学意义上的，即“童心、稚情”，代表“纯真的美德或品质的象征”。
著作对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传统、社会文化习俗等具有重要作用，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具有重要启迪作用。熊教授提出在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三个“育”是很重要的，一是“生育”，二是“养育”，三是“教育”。我们教育学很少讲“生育”，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生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百天”、“抓周”等仪式留存至今；在“养育”方面，中国的哺乳习俗、襁褓文化等是重要内容；人有生物意义上的繁殖（生育、遗传），也有社会意义上的繁殖，即教化、教育，中国的教化和教育与“家”是密不可分的。此外，熊教授著作中有两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思考，“童年”与“成年”、“儿童”与“成人”。
著作的重要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具有重要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医生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尤其是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这也是熊教授关注儿科的原因。通过关注儿科的理论、发展历史、实践和临床经验，我们能看到儿童的成长是有其规律性的，甚至儿童的疾病也有规律性。我们都知道儿童的身心发展有规律性，而熊教授的分析使抽象变成了具象，使我们更自觉地相信儿童在什么年龄阶段就会做什么事，甚至在什么年龄阶段就会生什么病。“传统中医幼科在一千年前的发展，因其职业关怀，其服务本质和对对象祸福之考虑，其出发点，可以说显示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特征”。熊秉真希望父母师长们不要肆意妄为，把孩子当成容易塑造的泥巴，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独特性，实际就是要向儿科医生学习，儿科医生能够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对症治疗。
该著作对我们深入走进中国当代的教育、儿童现在的生存状况具有深刻意义。中西在历史上对儿童都是比较苛刻的，忽视儿童，认为孩子没有、也不允许孩子有自我意志，对孩子的主体性缺乏尊重。以“好孩子”的标准要求为例，在历史上，从私塾到家庭，我们一直强调孩子要听话、规矩、文静。程朱理学主澹静、恶游戏、重管束，“许多原本小孩容易有的一些特征，像爱吃、爱玩、好动、好奇等等。在及早学做成人的终极目标下，容易变成了无庸的麻烦，甚至惹人烦，讨人嫌的坏毛病。”与宠物玩耍、户外喧闹和身体游戏（例如打球）都被禁止。沉默、胆小、不活跃、害羞和“象女孩一样”的男孩受到公开的赞扬和广泛的喜爱。朱熹在《童蒙须知》里说，孩子从小就要清寡欲，少吃薄穿，省用简化，轻声慢动（最好是学着安静不出声，压根不要动）希望早尽早造就一个人见人赞的小大人，（所谓的举止眼若成人），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个恭敬长上，不贪嘴、不好玩的幼儿。种种叮嘱提携，背后一个重要的预设，其实也是对幼儿或人生发展潜能的某种不信任，因之教导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内容要清楚、仔细、明确，权威性如天经地义一般。所以朱熹的《小学集解》《童蒙须知》里没有任何商榷性语句，都是用笃定的口吻刻画描绘了标准的“好孩子”。受其影响，明清士人家庭训练出来的理想男孩，是一个安静异常，不好嬉戏、少有伙伴，也几乎不涉足任何户外及体力活动的标准小书生。一代又一代的幼童在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下，有时抱着病弱的身体，多半委屈扭曲个人的志趣勉强上进，为了家族登科入仕的期盼。其实爱玩、好动是孩子难泯的天性。事实上，人生来就是积极、主动、有主意、想参与的一分子，即便是年纪最轻、经验最浅、力量最小的成员，莫不如此。孩子因是一个（部分）独立的个体，不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一直在与周遭人物环境互动。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好像就常有或者就开始发展着他（她）们自己的一番感受和主张，并不容易受外人外界的摆布。这些幼稚的生命常跟周围他人或所谓社会期许，不全偶合。
熊教授十分赞赏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呈现的由孩童活泼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教育美景。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而不能已。此处勾绘出的孩子，在教育哲学或人格发展上，强调以人之初的状态或孩童之本性为出发点。倡导活泼自然的教育方法，用“顺导”“调理”“潜移”“默化”等词语表达这种自然而渐进的方式方法。让学童在不知不觉间就接纳了礼义道德教诲之内涵，因为人性或童子之情不需要也承担不起任何强制的规划。熊教授从《婴戏图》等艺术作品中看到儿童的天性是好动的，就像剥洋葱一样，在看似没有自由、没有平等的氛围中，熊教授看见了孩子们的自主和自由。比如小儿科医生是比较尊重孩子的，他们“不能苟同道德家所倡议的让孩子少吃少动，早起晚睡的主意。因为他们清楚，这么一来，他们面前脸色苍白、发烧出汗、头晕肚子痛的小病人不知又要增加多少。”“道家学说也比较赞成顺从人性自然，少加干预，很能欣赏婴儿幼童展现的天真之趣。”在幼教、医书、绘画中能看到孩子们的踪迹，在“文学、歌谣、传说，甚至法律规条、刑案记录都留下了一些孩子的身影”。
近代以来对儿童的发现未必是好事，对儿童的过多关注可能会给儿童带来更多的规训要求、学习要求、成人要求等。熊教授研究发现，十五世纪以后，每过五十、一百年，中国士子启蒙就学的年龄就要提前一年、两年。“进步”对儿童也许意味着是“摧残”。其实所谓文明之成绩，不但代价高昂，后果堪忧堪疑。蒙师父兄催逼孩童，爱之害之，古已有之，于今尤烈。文化生态一如自然环境，疲囧早见，虽则众人一致，不愿回头。（《幼医与幼蒙》）
总之，熊秉真教授中国儿童史方面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走进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有利于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养育与教育、自由与纪律、知识与德行、儿童与成人等问题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对婴幼儿、对孩子们持有仁爱之心，保护天性，爱护童心，让孩子们生动活泼地健康成长。
活生生的传统
熊秉真教授对国际儿童与童年理解之贡献
美国普渡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
历史学的贡献：追本溯源
一扇宽阔的窗户，眺望过去，也扩展我们今天的视野
更大的认识论挑战和对年轻学者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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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童年：
永恒的童年：
“儿童视角”是儿童研究的重要立场。其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有：首先，童年是人生中一个独特的阶段，包括“儿、童、幼、子”。其次，儿童是有能力的个体，他们在获取经验的过程中建构起对世界的理解。再次，儿童拥有人权，他们的感受和想法是值得被尊重和欣赏的。
目前在儿童视角的研究领域里，历史的讨论是不多的，甚至说是没有的。我们对于儿童视角的理解是相对于成人的视角来理解的，并且成人的视角还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的成人的视角，另一种是儿童自己的视角。我们所理解儿童的视角就是完全的儿童自己的视角，这样的一个理解促使我们做研究或者去理解儿童的视角时，会剔除掉很多成人的视角。
儿童的含义，一层指人生阶段，一层指社会地位低或弱的群体，一层指童心稚情。在熊老师这本书里边，她谈到来自成人的对于儿童的主张和视角，也谈到了儿童自己的内在情感世界。
我们在倾听儿童的时候，无形当中会去预设一道墙，但这墙真的是存在的吗？熊老师的这本书给我一个启示：童年，它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的，互动的，建构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变动的，而不是单一的、分裂的。因此我在想：什么是童稚人生或者儿童视角？什么是基于儿童视角的适宜性教育？
熊老师写的这本书我读了应该有两遍了，也在不少自己的论文中引用过此书。可谓常读常新，我记得第一次读令我最震撼的是熊老师的呈现历史的文字功底以及解读历史的思维张力，作为一个从小不是特别喜欢读历史书的人，我觉得这本书字里行间如同儿童的生命般灵动与充满生机。第二次读的时候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小惊喜和收获，现在简要分享几点，与各位学友商榷。
第一点启思是关于儿童研究的。熊老师书里有一句话我始终在品味，那就是：“儿童或童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被略过了的俯拾皆是却浑然不觉的事情。”这句话我认为特别有现象学的精神，就像海德格尔说锤子在我们手上用习惯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它。孩子到处都在，可我们真的会把目光投向他们吗？北宋苏汉臣画过许多婴戏图，我ppt上呈现的这张叫冬日婴戏图，我还放了两张宋人画的喵咪图。这里插个小趣事，人们如今喜欢撸猫，小区附近有许多宠物店或宠物医院，其实这个在宋朝就已经有了。当我们把小孩子的形象也放入到一般的虫鸟鱼兽风物画中，画面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画面变得更动态，小孩与猫咪呈现出的游戏状态令人神往，小孩与冬日的户外景观交相辉映，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何种体验，这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在这次阅读中我特别关注到的这个细节引发我设想两个问题，其一是当代儿童研究的领域其实非常庞大，但是某些和当下孩子生命真正相关的一些话题依然值得探索，比如儿童与宠物。我最近经常在小红书上刷到小孩子与猫咪、小狗的一些好玩的故事，猫咪、小狗不仅是家庭的宠物，更是孩子的玩伴，由于同胞经验的缺失以及城市化的进程，许多孩子的童年其实还是很孤独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跟兄弟姐妹、邻家孩子一起玩耍，那么宠物对孩子来说会意味着什么？有宠物陪伴长大的孩子与没有宠物陪伴长大的孩子有没有什么不同？类似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且有趣的。其二是儿童研究的方法虽然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但是研究是否真的亲近了儿童的真实生活经验？熊老师在书里还原了历史中苦乐参半的童年，关注到儿童的感受与归属，这种回到儿童本身的研究态度是极为打动我的。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我自身对历史知之甚少，一直存在着一些惯性思维，对过去可能存在一种偏见，比如就我以前有限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我们今天一定比过去更文明、更高级。因为教科书一般都是那样教的，我们会很简单和自动地认为，儿童友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古代怎么可能有儿童友好呢？现在在儿童研究中我们经常提到儿童能动性、儿童主体性，这些东西当然是人类儿童观念变迁的结果。但是，就像熊老师在书中许多地方做出的批判性的反思，过去的儿童真的是完全被动、没有主体性的吗？至少，看着那些对儿童生活生动描绘的图像资料，我们会对历史有一种更为完整和公正的理解。比如儿童的玩具，在七夕节，孩子们涌上街头去找货郎买玩具，这里面的玩具可真是五花八门，很多都是木质玩具，有些我们今天也还在玩，有些我们自己也没玩过。虽然宋代孩子的物质生活与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法相提并论，但他们充满游戏乐趣的精神生活与今天置身于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和电子屏幕的孩子的精神生活相比，幸福指数到底谁高呢？这种比较可能未必有意义，但是我比较赞同童年人类学的观点，人类的童年未必要局限在某种社会文化之中，童年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古往今来，儿童始终是那个儿童，有一些属于他们本性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来自摄影师布勒松的照片，赛维勒的孩子们处在经历战火摧残的西班牙废墟中；贫民街的孩子们——包括那位拄着拐杖的孩子，一个个玩得那么忘情，周遭的环境与生存的压力全不能遏制他们来自生命源泉的活力和笑声。大家看过《末代皇帝》那个电影没有，电影中，溥仪最后回到宫里，你们知道他在找什么吗，找的竟然是蟋蟀盒子。童年的记忆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即便童年没有被关注或研究，也不损害其价值本身。歌德曾在浮士德中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把这句话中的女性换一下，永恒的儿童，引领我们上升。我认为这是儿童研究的终极价值。
最后一点感想来自对我过去想法的反省，因为这些年我们做儿童哲学实践和研究，似乎都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即成长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童心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好像源于成人对儿童世界的无情破坏。我感觉自己过去会有这种敌对的状态在心里，成人会很自然地陷入童年的乡愁，并对成人世界的黑暗进行贬低。但是读了熊老师的书以后，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变得更为平和了，正如她所写的，不存在永远的婴童，也不会有自始至终的成人。成人与儿童都是生命中的相互渗透的历程，法国哲学家德勒兹那里也有一个概念，叫“生成儿童”，之所以要把成人与儿童对立起来是因为我们处在一种线性时间观，童年不仅是一个阶段，更是生命中的一种特殊的经验形式、一种人类经验的可能性、一种潜力、一种强度和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会经由自身的对抗创造出新的世界。比如，我前段时间和学生一起研究小孩子倒爬滑滑梯的体验，我们知道倒爬滑滑梯对孩子来说是很刺激很兴奋的事情，尤其是爬到顶上的成就感让孩子自信满满，但是老师会因为安全问题苦口婆心不让孩子倒爬滑滑梯，然而这往往屡禁不止。我们发现许多孩子会偷偷倒爬，偷偷倒爬当然是在破坏规则，但是我们认为孩子未必是以听话的方式理解规则的，破坏规则也是理解规则的一种方式，因为当孩子和另一个孩子起了冲撞，他们才明白为什么老师不让倒爬滑滑梯。成人真的是童年情调的破坏者吗？其实，很多时候成人即便想破坏也破坏不了，一切都还是得靠孩子自己去体验，去自我发现和改变，成人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
最后，我要感谢熊老师这本书给我的提醒，因为再过八十来天我就要面对即将来到身边的小生命，我的心情很复杂，太多的不确定，偶尔也是有些彷徨，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个母亲，着实没什么太大的把握。不过，就像熊老师书里写的：多点学习怀想，少点轻举妄动。我想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在充满挑战的现实中寻找童年的情调。
忆古溯今：重思中国儿童史研究
高振宇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考拉儿童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新人文联网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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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近代中国儿童学术史研究的时候，围绕不同的领域来做了一些探索，结果字越写越多，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点、每一个人物、一些机构、一些制度、一些实践特别丰富，完全可以转化为思想史的这样的东西。如果把生活作为重要的切入点，那么衣食住行、娱乐活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做非常详细的深入研究。所以儿童史就是儿童（日常）生活史。
对于一个领域的建设，熊教授《童年忆往》这本书做出了理论上的开创性探索与贡献，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抓手或线索。当然还有很多的学者都对儿童史研究做过理论上的思考，这方面能够搜索到的文献并不是特别充分，需要就这个领域做一些详细的反思，特别是要跟西方的儿童史研究做更强有力的对话。
高教授也特别提到了一些海外的中国儿童史的研究，《慈航》这本书最早是用英文的方式出版的。这些海外的儿童史著作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了中国的儿童与童年。有些作品提到中国儿童的形象出现在包括青铜器或者是壁画等的艺术载体中。还有一些童蒙教材中提到了一些理想的儿童，这种形象的发展演变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些学者用了一个中世纪中国的概念去建构儿童和童年，强调儿童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还谈到了弃婴溺婴这些现象。田梅教授撰写的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年代是如何养育未来革命者的，这个角度也特别有价值。还有一些作品专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此外还有研究个案家庭，个案儿童历史经历的作品，它们是叙述性的，并不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作品，但它足以作是历史资料而存在。
结论：第一，中国儿童史研究目前依然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有大量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去拓展，产生更多的作品。最为重要的课题是建立中国儿童古代通史和近现代儿童通史这类体系化的研究，并且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吸引不同的历史学研究者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能够关注到中国的儿童，并进行断代式的系统性的研究。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引进和翻译国外自60年代以来的儿童史著作，各个流派的代表作都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倡导构建“世界儿童史研究文库”，尤其需要翻译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儿童与童年的研究作品。
同时，我们可以加强对儿童史的国别研究（非英语国家）和比较研究，积极吸收全球的儿童史研究成果，把儿童史的研究纳入到更广大的儿童学的整体架构之中，使儿童史研究能够具有更强的前瞻性。
最后，需要加强对儿童史作为一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学术界呼唤出版《儿童史学导论》等类型的著作。
互动问答
问题一
隔辈亲是童年很重要的生命经验，很多人年老之后也会被称为老小孩。一方面，我们如何理解儿童和老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如何理解作为人生阶段的童年和老年的关系？
回答
熊秉真：如果我们放弃近代式的思维习惯，童年跟老年是可以并存的。对时间的参考可以是个圆，可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交融。人生，不是说从出生到最后走的是一条直线，如果放弃这样的习惯性假设，那么童年和老年不管各自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都是可以一直不断地交融共生。
问题二
对童年的历史的研究，和当下的儿童和童年观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构当下的童年观或者未来的童年观呢？
回答
于伟：历史是一条河流。当下的很多方面来自历史，我们称之为传统。为什么我们要读熊教授的书？因为她谈的虽然是历史，实际上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看得更清楚。熊教授开创了中国童年史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双慧眼，让我们更好地看一下中国教育的传统、看一下现在中国的教育样貌、看一下现在孩子们的生存状况。
高振宇：这个观众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它涉及到儿童历史研究的价值或意义这个根本性问题。
问题三
以前童年中使用的游戏和玩具几乎都是自己制作的，现在的玩具制作基本都被工业化生产取代了。这个从手工制作到机械化大生产的过程，对儿童的童年有什么影响？
回答
苗雪红：我认为都有各自的好处，对于自制玩具的孩子来说，他们与玩具的关系，包括自我概念以及玩具的上手性。无论是生活当中的什么材料，都能创造性地制作玩具。当然也有一些传统玩具，这就牵扯到儿童游戏文化的传承。在我们那个时代，自制玩具的意义是非常深刻、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必须换位思考，站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之下，玩具就是由别人创造的，非常丰富多样，功能非常多，带来的游戏体验也很多。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探索。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只要玩具支持了孩子童年的游戏体验，都是非常棒的。我选择以个人体验这个角度来谈一点感受。
高振宇：目前的玩具是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很多时候会过度结构化。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产品本身的品质，另一方面还要创造一个空间，让儿童能够有参与的机会。如果玩具是一个死物，它的教育功能就会非常受局限，但如果它能够活用的话，就能给孩子创造一个空间，他们可以自己摆弄操作，甚至创造出新的玩具，那么它的价值会更大。当然，这需要有专业性力量的介入。很多儿童产品其实并不一定是充分的儿童友好型产品。很多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儿童的用户体验和用户身心。有一些儿童友好的企业，可能会有局部的儿童体验的考量，还有很多儿童产品其实并没有做过这样的用户体验调研（更不必说科学的大样本的调研），也没有请儿童发表使用感受或者看法。
现在全国在儿童友好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特别会提到一些儿童产品的相关企业能不能从更多儿童视角去创造产品，去做一个儿童友好型企业。所有儿童相关的企业都有这个责任，使自己变得真正儿童友好，因为他们面对的就是儿童这个群体，这样的责任是不能被推卸的。从底线上来说至少不能对儿童的身心造成潜在的损害，过去的“毒大米”“毒奶粉”事件已经足以让我们警惕，很多面向儿童的企业可能极度缺乏“社会良知”和“人性”。而就玩具来说，友好的内容还涉及儿童有没有可能在其中有自主操作的可能性，有没有教育的价值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问题四
发挥童年的治愈性力量、守护幸福的童年在当今社会更具时代意义。我们如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去探寻幸福的理想的童年。
回答
郑敏希：每一个人对于幸福和美好童年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时代也都不太一样。刚才谈到玩具问题的时候，我在思考，有一次我到乐高玩具店发现一个现象。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乐高玩具实际上是一种低结构的玩具材料，它可以最大限度给予孩子们建构的乐趣，帮助他们发挥想象力。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都建议大家采用低结构材料。但是这种非自制，而是别人制作好的乐高玩具，在提供材料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份说明书，所以乐高玩具店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有的家长在协助孩子体验玩具乐趣的同时，也在指导孩子如何按照说明书进行搭建。所谓的不是手工制作，而是制作好的工业化，它给孩子们带来了玩具的变革，随之带来的其实是对于人本身创造力的损害。当你觉得工业化的标准已经能够为人的创造力所代言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陷入到哪一种玩具更好，而是陷入到哪一种人更好的思考当中去。我们可能会认为更能够按照说明书去搭建材料的人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具有适应性，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这也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幸福。
什么样的人会活得更幸福呢？是不是更听话的，更懂事的，更能够按部就班的，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像一个螺丝钉一样能够发挥作用的人。如果能够受到更多的褒奖的话，那么他的父母就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定义幸福，并且其童年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幸福标准来复制。然而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自己关于幸福的定义，并且把这种对于幸福的定义和对于人的思考结合起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能做的一点点回应。
高振宇：我自己带孩子去乐高乐园玩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提供了很多琳琅满目的部件或者作品，但它确实都有很多说明书。说明书的存在虽然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会使得孩子缺乏创造和发现的机会。在未来的社会里，人和机器人最大的区别是人更有创造性，机器人鲜有创造性或者没有创造性。如果按这个角度来推理，未来的玩具如果不提供机会让孩子去创造，那它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是使得机器人更像人，还是人更像机器人呢？
郑敏希：说明书以印刷品的方式投放以后，很多家长会陷入对印刷品的崇拜，觉得这可能可以形成一种养育的标准。那个性化的思考，不只是在孩子创造性的活动当中消失掉，它也会在家长养育儿童的过程当中消失掉，家长会丧失掉对孩子独特思考和见解的关注。
高振宇：在工业化时代，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尖锐。我们按照所谓的标准养育的文化，或者标准的工业结构去塑造标准的儿童。儿童能不能被标准化？养育能不能被标准化？儿童的所作所为能不能被标准化？工业的发展可能对于所谓的童年标准化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某种情况下，童年正在消失，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成年人所见过的标准化的童年，而不是儿童意义上真正的童年。那么儿童意义上的童年、活生生的童年到底在哪里，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找到活的童年、活的幸福感呢？这确实是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郑敏希：幸福感它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体验，一旦有一种标准化的东西去界定它，那么幸福这个东西本身也就被标准化了。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化的幸福去养育孩子，孩子他获得幸福的能力到底是被增强还是被削弱了呢？
高振宇：儿童可能会去寻找一个标准的幸福，就是别人期待的、社会规定的那种幸福，朝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去走，走别人走过的路。我在儿童哲学培训过程中，经常会引用一个叫《一分钟的苍蝇》的动画短片。短片里提到一只苍蝇出生以后，一张清单就自动飘到它手上。然后它就按照那个清单去做，它的生命只有一分钟，在这之内要完成清单上所有的事。但是它没有思考过，这个清单到底是它自己的，还是别人给的，它甚至没机会没时间去做这样的反思，只是被时间推着走，被外界逼着走。这是同样一个道理，很多人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生活的。儿童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自己的童年，还是按照标准化的适应性的方式，去活得更像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童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郑敏希：对，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到关于教育的诞生性的问题上，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促进了人的诞生，还是促进了人的消亡？这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