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康河出版社联合创始人——艾伦·麦克法兰教授(Alan Macfarlane)的著作《反思剑桥》的中文版全面上线。
该书选自麦克法兰教授的自选集系列,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受到了海内外学者、文化人士和广大粉丝读者的关注。
本书写在剑桥大学八百周年校庆之际,是一部情感丰富、信息量惊人的剑桥论述。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迄今已在剑桥大学工作和生活四十余年,堪称牛-桥体系的绝妙观察家和论说家。
这本书冷静而深入地研究了这所古老的大学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剑桥大学的历史、文化、习惯、政治、理念、教学、学院制等方方面面,本书提供了生动细致的介绍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反思,并试图解答一系列问题:
-剑桥大学何以成为全世界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它怎样哺育出无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思想泰斗和科学巨匠,如牛顿、霍金、达尔文、马尔萨斯、凯恩斯、图灵?
-所谓“牛桥”(剑桥和牛津)体系,与其他西方式现代大学有什么不同?
-以牛桥为代表的学院制是怎么回事?牛桥的精英教育有什么利弊?等等。
该卷在手,读者对这所世界学府的魅力也就了然于胸了。感兴趣的读者和粉丝朋友们,欢迎扫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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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将率先为大家带来由本书作者撰写的新版跋文,展现作者对剑桥的最新思考。
《反思剑桥》跋(节录)
文/艾伦·麦克法兰教授
2008年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剑桥大学有多与众不同;我也没想到,不久之后,访问这所大学的人数会大为增加,其中部分原因不仅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而且与2008年为纪念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而设立于国王学院桥畔的诗石不无关系。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以为牛津与剑桥,和英国其他的大学只有些许不同,甚至与法国或德国的大学也相去不远;对剑桥大学的大部分评价会适用于其他的好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
但更深层次的反思,尤其是与中国大学十年合作的经历,使我逐渐认识到,即使是与牛津大学相比,我也低估了剑桥的特殊性。这种独特性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剑桥学院之美景绝伦。我常常对我的朋友们建议说:“如果你有一个星期,就去访问牛津;如果你只有一天,就去访问剑桥吧。”与剑桥相比,牛津确实隐藏着更多的古建筑。然而,在牛津住了十二年、在剑桥生活了四十五年之后,我毫不怀疑,剑桥的景色更美。尤为动人的是,一条开阔的长带沿着剑河的“后园”(Backs),将中心的各学院依次揽入,她们与巍峨的国王学院礼拜堂一起,成为举世无双的风景。这处独特的景观在剑桥八百年历史中得以幸存下来,并不断扩展,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她是如何被滋养并保存的。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内
其次是制度,也就是教学、研究和创新的框架。剑桥大学与学院之间特殊的权力平衡,以及历史中的偶然事件,给剑桥提供了更安全、更受保护、也更激励人的制度结构,即使与牛津大学相比也是如此 —— 后者有着不同的、更循规蹈矩的轨迹。这一点我将在正文中进行阐释。
第三是作为剑桥精神生动体现的人与思想。很多剑桥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在这儿我将仅提及其中的几个。也许可以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开始,包括1510年至1515年在内,他在剑桥待了好几个时期。然后是大主教与殉道者托马斯·克兰默,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发起者之一,他与其他发起人都曾在剑桥学习与布道。还有学者、抽水马桶的发明者约翰·哈林顿爵士;以及在电力方面获得重大发现的威廉·吉尔伯特。诗人和戏剧家中则有埃德蒙·斯宾塞、克里斯托弗·马洛等。
进入17世纪,我们会遇见弗朗西斯·培根,这位哲学家提出了科学方法与实验室科学的新纲领;威廉·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者;还有艾萨克·牛顿,其在万有引力与光学方面的工作改变了世界,也使剑桥进入了更科学的新轨道。伟大的普通法专家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领导了反专制主义的运动,撰写了一部伟大的英格兰法律史,他是在剑桥接受教育的。然后是一批诗人,约翰·弥尔顿、约翰·多恩、安德鲁·马维尔、乔治·赫伯特以及后来的约翰·德莱顿等。
18世纪出现了英国第一任、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他的妹夫、英国农业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芜菁”勋爵查尔斯·汤森,以及后来的首相小皮特。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托马斯·马尔萨斯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位伟大学者,他是现代人口研究的奠基人。文学上的重要人物包括霍勒斯·沃尔波勒和几位诗人,比如托马斯·格雷、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奇和威廉·华兹华斯。
19世纪以降见证了剑桥科学的第二次兴盛,有通才、机械式计算机的发明者查尔斯·巴贝奇,他也是卢卡斯数学教授;其后有在剑桥接受教育的查尔斯·达尔文,以及他的老师亚当·塞奇威克,后者奠定了地质学的基础。卡文迪许实验室开始发展,詹姆斯·克莱克·麦克斯韦在这里建立了电磁学理论;J.J.汤姆森发现了原子内的第一种粒子 —— 电子,这一发现是后来所有计算工作的基础。
拜伦勋爵和丁尼生勋爵等人延续了伟大的诗歌传统。历史学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和F.W.梅特兰(F.W.Maitland)的世纪,人类学则是亨利·梅因爵士和《金枝》作者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时代。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上承继了马尔萨斯的工作,为通往20世纪剑桥经济学的繁荣架起了桥梁。
英国诗人拜伦
20世纪上半叶是剑桥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其中涌现了包括保罗·狄拉克、欧内斯特·卢瑟福在内的众多学者。艾伦·图灵在这一时期奠定了电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基础。
这也是哲学的重要时期,出现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A. N.怀特海、G.E.摩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在历史学上,G.M. 特雷维廉和约翰·克拉珀姆爵士延续了传统,诗歌的承接则由A.E.豪斯曼和鲁珀特·布鲁克担当。其他文学体裁有M.R. 詹姆斯(鬼故事)、E.M. 福斯特(小说)和A. A. 米尔恩(《克里斯托弗·罗宾》)。剑桥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二诞生地,圈中人物包括经济学家、博学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画家、艺术史学家罗杰·弗莱等。
20世纪下半叶,记忆犹新的有趣人物太多,我只选择极个别的几个人物:李约瑟(中国学专家)、斯蒂芬·霍金(天文学家)、托马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DNA)、弗雷德·桑格(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赫尔曼·豪瑟(剑桥科学园之父)。数量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确立了剑桥在该奖的世界领先中心的地位(根据诺贝尔奖自己对大学的估计,剑桥大学的学者获奖98次,牛津学者52次,哈佛学者49次)。
李约瑟博士
如果我提出的关于剑桥特殊性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其原因是什么。事实上,成因是复杂的,因为有一系列相互影响的力量,其中没有一种力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反,它们通过漫长的历史,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我们所发现的状况。
影响力之一是剑桥的宗教特性。1208年,一小群从牛津逃离的学者在剑桥这个小集镇创立了一所大学。他们被吸引到此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镇上到处都是小型的半教育机构,即各种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当时已很富有,还拥有镇上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在大学成立前十年左右的剑桥镇地图上,可以看到各宗教基金会的所有权。
当这所中世纪的大学暨学院开始发展时,两者都受到了无数宗教基金会里隐居生活模式的深刻影响。在许多方面,大学和学院都是中世纪隐修制度里古老教学方式的延续。
宗教背景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这两所大学的文化产生了许多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剑桥对那些在政治、社会和宗教上处于权威建制边缘的人群有更大吸引力,比如贵格会教徒、一位论派信徒、自然神论者、平等主义者、约曼、商人和下层绅士等。这种倾向还受到地理和生态上另一种差异的影响。
剑桥大学夜景
牛津位于英格兰中心地带 —— 从英格兰内陆尽可能地远离了东、南、西面的大海。她被大片地产庄园包围,是国家、上层中产阶级以及英格兰身份认同的中轴枢纽。始建为重要的诺曼城堡与城镇的牛津,后来也一直是泰晤士河上游的大型定居点。
相比之下,剑桥处于边缘地带。乍一看,她像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陷在东英吉利水淹的沼泽地和湿地里面,如公共汽车司机将我在我的沼泽地村庄放下时曾说的那样,是个“射箭场”。然而,想象我们回到从大学建立到铁路出现的六百多年里 —— 即从1208年至1840年代,这时水路是最重要交通方式。
在其四分之三的历史中,剑桥到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距离,从很多方面来说,就像与牛津或诺丁汉一样近。沿着乌斯河溯流而上,再从那里经由剑河的水路运输,意味着剑桥与她周围的村庄其实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内的西北欧的同一风格的延伸;这些村庄本是比较小的港口,比如我居住的村庄即是一例,其因建在运河尽头,因此地如其名,被称为Lode(运河)。至今该地区的很多房屋仍以荷兰风格修筑,房顶铺着从荷兰进口的瓦片。这些沼泽地给人的感觉非常像荷兰,而她最初的居民也是来自丹麦和德国北部的盎格鲁人。河水、柳树和平坦田野的景色都似荷兰的续章,所以在17世纪,自然而然也就由荷兰工程师把沼泽排干了水。
欧洲各地的货物循乌斯河与剑河而上,运至剑桥边界的斯托布里奇公地。斯托布里奇集市始于1211年,即大学成立仅三年以后;到17世纪,她已发展成欧洲规模最大的集市。也许,如丹尼尔·笛福在描写斯托布里奇集市的章节里所说的那样,她甚至已是全世界最大的集市。
实验室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影响,包括造成学院和大学之间的不同平衡。在牛津,学院至今保持着首要地位。大学的每位教学人员都必须在学院找到一席之地。而在剑桥,实验室和博物馆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老卡文迪许实验室(Old Cavendish),形成了一股对学院的抗衡力量。那些处于建制边缘的人群受到了大学的庇护。所以,即使是现在,大学也有很多高级学者,与学院没有很强的依附关系。
出于以上及其他原因,剑桥大学让人感觉更开放、自由主义,更中产阶级,更科学,也不那么等级森严。她在科学与人文艺术两方面都很出色,后者包括音乐、戏剧、艺术、创意写作、电影和电视等。而更靠近权力与建制中心的牛津大学,自19世纪以来,几乎培养了英国所有的首相。牛津也获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和平奖,培养了更多杰出的儿童故事作家。
与此同时,剑桥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地方,充满了创造力与神秘感,她造就了很多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者,也带来许多令英文焕发光彩的诗人。在过去的大半个千年里,剑桥大学与她的学院,一直是世界上最具持久创造力的人类智力活动的中心之一。
(跋文译者/严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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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麦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康河出版社联合创始人。
有着学界“萌爷爷”之称的麦克法兰教授,早年就读于英国知名私立学校牛津“龙校”和“赛德伯中学”,随后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科与博士学位,又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执教逾40年。作为世界知名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他著述凡20余种,包括《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玻璃的世界》、《绿金:茶叶帝国》、《日本镜中行》、《资本主义文化》、《现代世界的诞生》等,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多部著作有中译本。
他对于玻璃与茶的全球影响力研究,在科学界、人文社科界和艺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被《Science 科学》等世界顶尖杂志及出版社出版。
编辑&运营:李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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