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倾听病人说：他们抱怨当症状态发作时，我们是迟钝、冷漠、严厉、残酷；他们指责我自私、没有心肝、自以为是；
他们冲我们大喊：“帮帮我！赶快！别让我在绝望中毁掉！”
于是我开始检视自己的良心，尽管我的意识中满怀善意，但我要看一看这些指责是否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
我们的病人所感觉到的被压抑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向所谓“职业虚伪”。
当病人进入治疗室，我们很礼貌地问候他，告诉他从自己的联想开始工作，并诚心诚意地对他承诺说，我们会仔细地倾听他的讲述，会专注于他的健康并为此进行工作。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很难忍受病人身上某些外在或内在的特质，或者我们可能觉得精神分析访谈干扰了自己职业或个人方面的事情，感到很不愉快。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把那些干扰我们的东西完全意识化，并且和病人一道来讨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必须承认，这不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事实。
你看到的治疗场景是这样的
其实内在发生更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情形呢？
有些事情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有些虚假的东西，但坦率地讨论这些东西则是病人羞于出口的事；承认分析师会出错，这可以让病人产生信心。承认出了错，从而在出错之后持一种容纳的态度，有时对病人来讲是有利的。
这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在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显示了一些先前隐藏的或几乎没有被注意到的材料。精神分析情境——也就是说，克制的冷静、职业的虚伪以及隐藏在其后而从未显示的对病人的嫌恶（治疗师总体上的感觉）——这样一种情形本质上与病人童年所经历的导致他疾病的情境并无二致。
除开精神分析情境所引起的张力之外，当我们通过再现原始创伤给病人加上更多的重负时，我们制造了一种实际上无法忍受的情境。我们的努力就导致了和原始创伤同样的结果。
让病人不受约束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诚心实意地努力避免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出现这类错误，所有这些都会让病人对分析师充满信任。
这种信任使得病人把现在与无法忍受的创伤性的既往经历相对比，对于病人来说，这种对比是绝对必要的，它能让病人把过去不再作为幻觉的再现，而是作为客观的记忆来重新体验。
我的病人身上那些被压制的指责，比如以奇特的洞察力发现的事情、针对我的“积极治疗”的攻击特征、在促成放松过程中的职业虚伪等等，都教我认识到两个方面的夸大不实之处，并加以调整和控制。
我很感激我的那些病人，他们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们都更喜欢执着于确定的理论构想，而不去留意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会损害到我们的自负和权威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明白了我不能有效处理癔症爆发的原因，这一发现有可能最终让我的工作变得行之有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像那个女巫的情形一样，无论她怎么摇晃和呼喊，就是无法把她的朋友从发作性睡眠症的沉睡状态中唤醒。
于是，病人开始做任何要求她做的事情。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对于退行到婴儿状态的情形谈得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我们是对的；我们谈论很多关于人格分裂（splitting）的情形，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分裂的深度。
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冷静、教育式的态度，甚至在面对一个极度紧张的病人时依然如此，那我们就会扯断他和我们相连接的最后一根线。
陷入恍惚状态的病人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他不再对理智的解释做出反应，而多半只对母亲似的亲切有所感觉；要是没有这种感觉，他就会感到孤独，感到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被抛弃。
也就是说，与此同样的情形曾经让他的内心分裂（splitting）并最终导致了他的疾病；因此，病人不得不在当下准确地再现他的症状形成，就像他在自己的疾病开始时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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