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抗体介导排斥反应专题 | 抗CD38单抗治疗肾移植晚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临床初步探索

文摘   2024-11-06 10:4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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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CD38单抗治疗肾移植晚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临床初步探索


郭志良萨如拉赵大强郭晖赵光远涂宇豪李松侠朱兰陈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器官移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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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志良


陈  刚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

教育部/卫健委/医科院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移植技术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肾移植分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植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学分会常委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副总编辑

摘 要

目的初步探索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在肾移植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late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late AMR)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总结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达雷妥尤单抗治疗肾移植后late AMR的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治疗强化期每周联合血浆置换/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1次加达雷妥尤单抗1次,维持期每2~4周单独静脉滴注达雷妥尤单抗1次。观察治疗前、治疗3个月及治疗12个月时,受者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y,DSA)水平和移植肾功能变化及治疗相关的毒副作用。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8例受者强化期的治疗中位次数为9次,范围在4~17次;维持期治疗时间在5~19个月,其中2例给予5~6次治疗达到抗体清除后停药。8例受者共新生11个位点的DSA。在治疗3个月和12个月时,供者DSA的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6 016±4 775和6 438±3 668,均较治疗前的11 944±5 237明显下降(P=0.012和0.004)。7例受者治疗期间肾功能稳定,1例儿童受者因在治疗期间出现急性排斥反应而在第18个月时恢复血透。7例受者治疗前、治疗3个月、治疗12个月时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40.6±20.1)ml·min–1·(1.73m2–1、(53.6±20.9)ml·min–1·(1.73m2–1和(49.0±17.2)ml·min–1·(1.73m2–1,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2例受者在输注达雷妥尤单抗早期出现轻微鼻塞症状,余6例在输注过程中无明显不适反应,对药物耐受良好。

结论达雷妥尤单抗早期联合血浆置换/静脉输注丙种球蛋白并序贯一定疗程对于降低late AMR受者的抗体具有较好疗效。治疗期间,受者肾功能总体稳定。

关键词 肾移植;排斥反应;供者特异性抗体;达雷妥尤单抗
肾移植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late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late AMR)是导致移植肾晚期失功的重要原因,因其治疗困难,目前尚无公认的标准化治疗方案[1⁃3]。CD38分子是一种II型跨膜糖蛋白,其表达在多种免疫细胞表面,特别是高表达于浆细胞和NK细胞表面[4]。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是一种人源性IgGκ单克隆抗体,对CD38表位具有高亲和力,可通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效应、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及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吞噬效应等机制杀伤表达CD38的靶细胞,目前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多发性骨髓瘤[5⁃6]。因达雷妥尤单抗对浆细胞具有杀伤作用,故而有望应用于器官移植late AMR的治疗[7]。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于2020年12月起在国内首先尝试应用达雷妥尤单抗联合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P)/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治疗肾移植late AMR受者8例,现对其总体治疗效果及安全性进行总结。

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本院入组采用达雷妥尤单抗为基础治疗的8例late AMR受者。所有入组受者均接受血型相同或相合肾移植,移植前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reactive antibody, PRA)阴性,术后半年后出现新生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y,DSA),并经过病理穿刺活检证实发生了活动性或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病理诊断标准参照Banff 2019标准[8]。本研究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TJ⁃IRB20230729)。

二、 研究指标及资料收集

收集的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体重,身高,原发病,移植次数,手术时间,供受者HLA⁃A、⁃B、⁃DR、⁃DQ错配数,免疫维持方案,DSA检测结果,病理穿刺结果,治疗方案,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蛋白尿,尿路感染,肺部感染等。记录受者治疗期间的主要不良反应、药物使用剂量及疗程。

三、 DSA检测方法

受者开始治疗late AMR前的血清作为DSA检测的基础样本,治疗后前3个月每个月留取血清检测1次DSA,3个月后每3个月检测1次DSA。DSA检测由本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均采用luminex单抗原微珠法检测(OneLambda试剂盒),血清按照常规1:3进行稀释,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MFI)>1 000视为抗体阳性。

四、 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总体分为强化治疗期和维持治疗期。强化治疗阶段先给予利妥昔单抗200 mg,1周后开始每周进行1次PP/IVIG治疗,每次PP后当天给予IVIG 15~20 g,PP/IVIG结束后第2天静脉输注达雷妥尤单抗(8 mg/kg,单次剂量400~500 mg),每周1次。
当受者血清DSA的MFI值下降至5 000以内时,开始启动维持期治疗。维持期治疗为单独静脉输注达雷妥尤单抗(8 mg/kg,单次剂量400~500 mg),给药频次从1周1次逐步延长到1个月1次,直至DSA消失或疗程达到1年。
为了预防达雷妥尤单抗输注可能引发的不良反应,每次输注前给予静脉推注5~10 mg地塞米松。在强化期和维持治疗期,受者免疫方案及剂量不做调整,他克莫司药物浓度谷值维持在5~7 μmol/L,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药物浓度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维持在30~60 mg·h·L–1

五、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6.0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使用M(范围)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 受者一般资料

8例受者均为初次肾移植的男性受者,中位年龄39岁,范围在13~58岁。其中,成人6例,儿童2例。8例受者HLA⁃A、⁃B、⁃DR、⁃DQ错配数为(5.6±1.4)个,其中有2例HLA配型达到半配,1例外院移植HLA配型全错配。
8例受者共有针对11个位点的DSA,其中6例受者新生DSA为针对单个位点的DSA,1例受者产生针对供者2个位点的DSA,另1例受者产生针对供者3个位点的DSA;其中针对DQ位点的DSA为8个(72.7%),DR位点DSA为1个(9.1%),A位点DSA为1个(9.1%),Cw位点DSA为1个(9.1%)。(表1

表1   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8例受者的HLA错配情况、免疫抑制方案及新生DSA种类

注:HLA为人类白细胞抗原;DSA为供者特异性抗体;Tac为他克莫司;CsA为环孢素A;MMF为吗替麦考酚酯;MPA为麦考酚酸


二、 受者治疗前病理类型

8例受者诊断为late AMR的中位时间为移植术后30个月,范围在6~80个月。所有受者在启动治疗前均行移植肾穿刺术,late AMR诊断均由病理和血清DSA结果支持。8例受者中,5例为混合性排斥反应,考虑活动性AMR继发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 cell⁃mediated rejection,TCMR)之后;3例为单纯的新生DSA介导的活动性AMR(表2)。8例受者移植肾病理穿刺组织中均可见不同程度C4d沉积,且血清中均检测出新生DSA。

表2   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8例受者移植肾病理评分及诊断

注:i为移植肾间质炎症;t为肾小管炎;g为肾小球炎;v为动脉内膜炎;ptc为管周毛细血管炎;C4d为补体C4d片段沉积;cv为动脉内膜增厚;ct为肾小管萎缩;ci为间质纤维化;cg为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及双轨,TCMR为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aAMR为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caAMR为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三、 治疗前后DSA变化

8例受者治疗前新生DSA的MFI为11 944±5 237。其中,MFI在5 000~10 000间的DSA位点有5个,MFI大于10 000的DSA位点有6个,MFI大于15 000的DSA位点有3个。
8例受者接受强化治疗的中位次数为9次,范围在4~16次。治疗3个月后,11个位点DSA均有不同幅度下降,总体MFI为6 016±4 775,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11个位点中有7个(63.6%)位点的DSA下降幅度大于50%,下降幅度最大者为82%(图1)。

图1   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8例受者治疗期间不同时间点DSA水平变化
8例受者维持期治疗的中位时间为9个月,范围为5~19个月。有2例受者的新生DQ⁃DSA清除(治疗前DSA水平为6 000左右),清除时间分别在治疗后第6个月及第12个月。余下6例受者在治疗期间DSA虽有所波动,但均较治疗前降低。经过12个月治疗及观察,7个(63.6%)位点的DSA下降水平依旧在50%以上(图1)。8例受者治疗12个月时DSA⁃MFI为6 438±3 668,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

四、 移植肾功能

8例受者中有5例发生混合性排斥反应。其中,出现TCMR的5例受者均采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冲击治疗,前3 d的剂量为10 mg·h·L–1,后2 d采取减剂量激素(200 mg/d)治疗。治疗前,8例受者的血肌酐和eGFR分别为(192.4±69.0)μmol/L和(39.7±19.3)ml·min–1·(1.73m2–1,治疗3个月时分别为(143.1±40.5)μmol/L和(52.6±19.6)ml·min–1·(1.73m2–1,前后比较,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104和0.209)。在治疗第3个月时,8例受者移植肾功能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血肌酐下降幅度波动在12%~42%(图2)。

图2   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8例受者治疗期间血清肌酐变化
在随后的9个月治疗及观察期内,1例受者(例6)的肌酐在治疗12个月时因发生TCMR而较前明显升高,18个月时肌酐升至532 μmol/L随后恢复透析。余7例受者治疗前和治疗12个月时血肌酐分别为(196.0±73.7)μmol/L和(158.9±53.1)μmol/L,前后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301);治疗前和治疗12个月时的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40.6±20.1)ml·min–1·(1.73m2–1和(49.0±17.2)ml·min–1·(1.73m2–1,前后比较,差异亦没有统计学意义(P=0.426)。末次随访时,有4例受者蛋白尿阴性,另4例24 h蛋白尿在300~500 mg/24 h波动。

五、 不良反应

8例受者在治疗期间未出现严重感染等不良事件;有2例早期输注达雷妥尤单抗时出现轻微鼻塞症状,余6例治疗过程中无明显不适反应;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晚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8例受者治疗期间白细胞变化

讨  论

肾移植术后新生DSA严重影响移植物的长期存活,但由于新生DSA损伤移植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常常被受者及医生忽视。新生DSA所介导的AMR是影响移植肾远期存活的重要危险因素[9]。但目前针对新生DSA尚无公认有效的治疗方案,尤其是DQ⁃DSA最难清除,而AMR的临床治疗在肾移植领域也一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018年一项纳入了751例移植受者的荟萃分析发现,PP和IVIG已被大部分移植单位用作late AMR的一线基础治疗方案[10]。2023年Fernando等[11]报道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906例肾移植后AMR的治疗效果和结局中提到,510例早期AMR中有364例(71.4%)采用了PP/IVIG方案,396例late AMR中有178例(44.9%)也采用了PP/IVIG方案。另一项临床对照研究中,研究者在治疗AMR时首先给予大剂量激素治疗3 d,随后使用大剂量IVIG(1 g/kg,分为3 d使用),期间配合使用至少3次PP及硼替佐米,同时使用1次利妥昔单抗;结果早期AMR组8例均治愈,late AMR组31例中有8例移植物失功且移植肾穿刺病理更多地呈现出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管萎缩表现;提示移植术后早期AMR的治疗效果要优于late AMR[3]。本研究组前期研究发现,PP/IVIG可以清除较低水平的HLA⁃Ⅰ类DSA,但对较高水平的DSA(尤其是DQ⁃DSA)的清除作用较为有限,即使在短期内有一定程度下降,后续也较易出现抗体反弹[12]
相比传统方案,越来越多的新药或措施被尝试应用于治疗临床late AMR,这其中就包括妥珠单抗(Tocilizumab)、克拉扎珠单抗(Clazakizumab)、IgG内肽酶(Imlifidase)、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脾照射等方案[13⁃17]。其中,达雷妥尤单抗作为一种新型单克隆抗体,主要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通过与表达CD38分子的靶细胞相结合诱导靶细胞凋亡,尤其是杀伤浆细胞和NK细胞,从而达到减少循环中抗体及治疗AMR的目的。Doberer等[18]将达雷妥尤单抗用于1例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chronic active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caAMR)受者的治疗,受者为肾移植术后13年,诊断为caAMR时合并多发性骨髓瘤,采用达雷妥尤单抗治疗9个月;在治疗第3个月时移植肾穿刺结果提示微血管炎症完全消失;12个月的观察期内,移植肾功能稳定。然而此例报道中DQ6⁃DSA的MFI仅为3 761,单独使用达雷妥尤单抗能否有效清除较高水平的DQ抗体或其他位点抗体还不清楚,目前尚没有文献报道。
虽然达雷妥尤单抗可以显著杀伤浆细胞,降低DSA的产生能力,但循环中已存在的高水平DSA需较长时间才能逐步降解。因此,单独使用达雷妥尤单抗治疗可能不易在短期内观察到DSA显著下降。PP治疗可通过物理方法快速去除受者循环中的抗体,IVIG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抗体降低后的反跳[19]。因而将达雷妥尤单抗与PP/IVIG联合应用可能对降低DSA具有较好的协同作用。本研究尝试在传统降抗体方案(利妥昔单抗+PP+IVIG)中增加达雷妥尤单抗治疗。治疗分为强化期和维持期。在强化治疗阶段,8例受者中有6例(75%)取得了明显效果,DSA下降明显,平均DSA⁃MFI值下降63.6%,最高者下降82%。在单用达雷妥尤单抗的维持治疗期,有2例受者新生DQ⁃DSA清除,余下6例DSA基本在相对低水平的范围内波动。在治疗期内,除1例儿童因再次发生TCMR导致肾功能恶化外,余7例血肌酐均较治疗前好转且保持稳定。本研究中,治疗失败1例的主要原因考虑为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复他克莫司浓度过低,且在接受达雷妥尤单抗维持阶段治疗不规律,不能完全按照既定的治疗方案治疗,治疗期间最长间隔达到6周[20]。同国外报道的治疗经验相比,本研究将疗程分为强化期和维持期,在强化期中增加了PP/IVIG治疗,这样即使单次达雷妥尤单抗的治疗剂量减半,受者体内的抗体水平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因此本研究组认为,在维持治疗期,达雷妥尤单抗单独治疗的使用间隔不应超过2周,一旦超过2周,易出现抗体反弹现象。
总之,本研究以达雷妥尤单抗为基础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肾移植late AMR受者中取得了较为满意治疗效果,DSA强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并有效抑制了DSA的反弹。治疗期间,受者移植肾功能稳定或有一定程度改善,且在治疗期及随访期内无明显不良反应。但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1)本组受者虽然治疗前均行移植肾穿刺明确移植肾病理评分,但在治疗后未行移植肾穿刺评估治疗效果(受者治疗后移植肾功能稳定,拒绝再次肾脏穿刺),因而在描述治疗效果时缺乏病理证据支持;(2)本研究为单中心新治疗方法的临床早期尝试,病例较少且缺乏同期治疗的对照组,使得本研究的疗效优势无法很好评估;(3)虽然达雷妥尤单抗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在本研究中总体取得了较好的降低DSA效果,但大多数病例并未达到DSA的完全清除,何时停止达雷妥尤单抗维持治疗及如何预防抗体反弹仍需进一步探索。

作者贡献声明

郭志良:实施研究、采集数据、分析数据、论文撰写;萨如拉、赵大强、赵光远、涂宇豪:实施研究;郭晖、李松霞:数据分析及计技术指导;朱兰、陈刚:研究指导、实施研究及论文修改;陈刚:经费及技术支持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引用本文:

郭志良,萨如拉,赵大强,等. 抗CD38单抗治疗肾移植晚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临床初步探索[J].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24,45(9):622-627.DOI:10.3760/cma.j.cn421203-20231007-00118.


● 版权声明:

本文为《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原创文章,版权归中华医学会所有。其他媒体、网站、公众号等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刊编辑委员会获得授权,并在文章下醒目位置注明“原文刊发于《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卷(期):起止页码”。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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