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高神父的这些记录，我常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在我们的主流叙述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和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人们焦虑不安，到处都有死亡、瘟疫、土匪肆虐、政权更迭。可是在高神父的家书中，他的情绪是平稳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
大家好，我叫李纪，是一名历史学者，来自香港大学。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东北历史上的一群小人物。现在有很多人在讲东北故事，但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它存在过，在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前，我也不知道它存在过。
发现杜家书信
2004年我在海外读博，因为之前学习法国史，所以我想找一个中法相关的研究项目，我的法国导师就带我来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
这几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到访时拍摄的，这是一座17世纪的修道院，非常漂亮。
当时去档案馆还能摸到这些发黄的纸张，闻到发霉的味道。但现在再去，档案都已经数字化了，你只能闻到机器的味道。
这些档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19 世纪有许多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东北，为了向教会汇报，他们每年都要写年度报告。他们会记录一个村子生老病死的数字，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个村庄和地区的大致轮廓。看到这些法语记录的东北世界，把它和我们了解的东北社会对比，真是又熟悉又陌生。
可是档案也带给我很多疑问，是什么人住在这个村庄？这些姓名模糊的底层老百姓是谁？他们如何跟法国传教士相处？宗教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几封中文书写的书信。发黄的毛边纸被小心地折起来，展开后有半米长，信件的内容是从右向左用笔墨竖行书写的。
第一封信落款是“小二妞 衣斐日尼亚 神女果肋大 杜小二妞 泪矩”，流着眼泪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信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句是“耶稣圣心爱我的恩神父台前安好 不知恩父病好了没有”，“恩父的病若是好了 请恩父回来吧 求慈父回来吧”，非常情真意切。
第二封信落款是“杜小十一 玛利亚 泪具”，同样地流着眼泪写的。信件的内容也比较相似：“神女不知恩父的病好没好 病若好 求恩父回来吧 神女受恩父教训等恩 无情可感。”
第三封信上出现了一个日期，“救世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初一日”，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马上反应出来，这是我们的晚清同治十年。落款为“杜小大子斐乐美纳玛大肋纳”。这封信写给谁呢？是林神父，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也一样。
这封信中还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杜家庄，杜小大子写道：“到如今杜家庄没有常神父 包神父立路道 神女不愿意进去 他规矩小女不愿意 想要长住他们院 女心不安平。”她可能是跟包神父起了冲突，所以要给林神父写信。
杜小大子也有了很明显的性别意识，在这封信的末尾她写了这样一句：“要能非女也 非到父跟前听听父教训”，如果我不是女生，我可能就到神父跟前跟你见面了。
读到这几封情真意切的信后，我想知道杜家庄这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小村庄在中国的地图上是很难找到的，没想到在19世纪一张教会的地图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林神父又是谁呢？档案告诉我们林神父是一个法国人，他1812年出生在法国南部，中文名叫林貌理。1847年到1870年他来到中国东北，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到了杜家庄认识了杜家人，这才有了杜家女孩给他写信的故事。
1870年林神父生病回到了巴黎，1871年这几个小姑娘写的信寄到巴黎的时候，很不幸林神父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几封信就留在了档案馆，100多年以后来自中国的我很幸运地看到了它们。
这几封信如果仔细看能发现有很多错字、别字和表达错误，还有剪贴的痕迹，可见她们的书写能力不高，但写字写信对她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还注意到这三个女孩子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跟一个人的身份紧密相连，它可能反映你的学识、家世，反映父母对你未来的期望，但是杜小二妞、杜小十一、杜小大子严格来说都不是正式的名字。这些模糊随意的名字，可能也对应了这几个女孩在家族中比较随意模糊的存在。
与此相对的是，这几个姑娘都有长长的法语的教名，在教会的档案中，她们被登记为Colette、Marie、Philomene。新的名字给了她们新的身份，也为她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关于这几封信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知道它写于晚清同治年间，那个时候中国的识字率非常低，有学者统计，在1900年之前，中国的识字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1%-2%。这几个女孩居住在一个偏僻的乡野，她们是怎么学会读写的呢？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几个小姑娘在信中都自称为“神女”或“小神女”，这意味着她们是守贞女，也就是因为信教而发愿不结婚的女孩。在中国，她们和修女还略有不同，因为守贞女都是继续住在家里。中国的守贞女最早出现在福建，到了19世纪东北也出现了，当地人把她们称为“姑奶奶”。
这是巴外方所存的一张中国守贞女的照片，这两个女性手里拿着书，对于当时中国的女性来说，这是很特别的，她们拿的可能是经书或者《要理问答》。
寻访杜家庄
看到了杜家的书信，知道了杜家，在地图上也看到了杜家庄，那么现在杜家庄还存在吗？
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沈阳，想去寻访杜家庄，沈阳的几个朋友都表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村子，在他们手头的地图上也找不到。我们决定自己来寻访，从沈阳往南行驶几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这座教堂。
我和住在旁边的老乡聊天，问他村里有杜家吗？老乡说，有，杜家是我们村里的大家族。我又问，你记得村里有过法国神父吗？他说，当然，最后一个神父叫费神父。
老乡的话让我非常地欣喜，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经常是跟故纸堆打交道，但是现在这些历史文献里的人名、地名在这一刻都活了过来，历史不再只是历史。
2010年我已经博士毕业开始在香港工作，但我对杜家庄的兴趣一点也没有减少。我开始大量地检索中文文献，县志文史资料记载杜家的老祖宗叫杜寿山，来自山东莱州西杜庄。杜家在山东就已经信教，杜寿山的两个儿子都去了东北，杜海去了杜家庄，杜平去了沙岭，也就把宗教信仰带到了这两个地方。
我非常想知道杜家还有没有后人，他们还生活在杜家庄吗？
我记得很清楚，是10月的一天，我偶然打开了当时很火的家谱网，搜索杜家庄，突然发现了一个姓杜的人留言，寻找来自山东莱州西杜庄的人。在那个网络还比较纯洁的年代，这位小杜还留下了自己的真实手机号码，而我成为了唯一一个拨通他手机的人。这不可思议的事，如同我在巴黎发现杜氏书信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生了。
一年半以后，我来到了杜家庄，见到了小杜。他穿着西装，和朋友一起到县城来接我。在车上，我拿出杜家姑娘书信的复印件递给他，他读了后说自己常听家里老人说，我们家的姑奶奶们在村里地位不一般，都很了不起。车子最后停在了村里的教堂前，正是我2007年来过的那一座。
杜家一共有五支，现在仍然有一支生活在村子里。这是立在现在杜家庄教堂前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损毁，断裂成几块，现在的石碑是重新拼接起来的。照片上是小杜先生正在跟我介绍，石碑上刻着的1900年前后村民们的名字和年龄。
杜家的后人里最有趣的是这位杜奶奶，我早在第一次到访杜家庄的时候，就听村里的杜家人跟我提起过她。这张照片是2012年10月我去台湾拜访她的时候拍的。杜奶奶在门口迎接我，还给我包了饺子，说这是她家乡的味道。
杜奶奶告诉我，她出生在1934年，1948年时她14岁，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可是她不想结婚。在当时不结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跟姑奶奶们一样。所以杜奶奶离开了杜家庄，来到了沈阳，进了一个修会。
1948年东北解放，法国神父说我们得走，杜奶奶和其他的小姑娘一起，跟着神父辗转几个城市，最后在台中定居。
1987年之后，杜奶奶有了机会可以不断地回到大陆，跟村里的杜家人又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一直到两年前杜奶奶去世。
神父的家书
杜家的书信为我展开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老教友村，也就是世代信教的村落的故事。
这时候又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到访巴外方的时候还发现了一组文献，叫作《说中文：杜家庄的纪念》，一共有13册，像笔记本一样。
右边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是一些对话，第一条对话有一个编号，写了Le mari，就是丈夫说什么什么；下面是La femme，妻子说什么什么。如果你仔细看，其实它既不是法语也不是拼音，那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在我发现这个资料后的好几年中，我都把它搁置了起来，直到我对杜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又回到了这批文献。
我和学生开始解读这些对话，让我们非常惊喜的是，这原来是用法语拼音拼写的东北方言，一共有9921条。这些方言对话的内容都是非常私人的话题，比如怀孕、认干亲、生孩子、婆媳关系、夫妻吵架、家庭八卦。
给大家看两个例子。这是两个村民的对话。一个人说，沈耀锋来信，生了个儿子，有26天了。另外一个人说，这是天主赏的。
另外一条是家里的对话。一个三岁小孩说，爹，我妈不给我奶吃。他爸说，不给吃叫我怎么办？他妈妈说，那你给妈画个十字，念个经。
这些生动的对话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天主教的老教友村来说，信仰已经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到底是谁记录了这些对话，他为什么要记录呢？
教会档案馆管理员添加的封面上写了一个名字，小小的，是一位姓包的神父 Barreau。可是我在研究包神父的时候发现，他从来没有在杜家庄生活和工作过，没有对村子的感情，没有村民的信任，他怎么可能记录这么多私密的对话呢？
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挖，我发现了一则小小的新闻。1948年在教会内部的一个通报上，记录了有一位叫高德的神父1948年6月在东北的海城被刺身亡，这个报道的最后一句提到，包神父得到许可前往海城，收拾高德神父的遗物。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是这位高德神父留下了这些对话？
我的猜想得到了印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高神父就是一个宝藏神父。他1876年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瑟堡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他1899年从马赛上船来到中国，一直到1948年去世，他在中国东北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其中在杜家庄生活了27年。
▲ 高德神父与弟弟
更让我惊喜的是，他一生留下了将近700封家书，其中有600多封写于东北，有233封就写于杜家庄。家书中还有100多幅他描绘的东北农村生活的场景。
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高神父在华生活的这50年，他经历了满清衰亡、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东北鼠疫、共和革命，也经历了军阀混战、日本侵华、伪满洲国，直到东北解放，可以说高神父活过了中国的半个现代史。
他留下的这些记录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外国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和中国老百姓在一起的生活记录。
在家书中高神父多次提到，他正在编写一部中文口语教材，他计划要编写7卷，包括家庭、教会、学校、田野、市场、财务、旅途。我们前面读到的那些有趣的对话，正是家庭这一卷中的一小部分。
他编写这部教材是为了让新来的传教士能够更快地熟悉当地，和当地的村民沟通，了解村民的所思所想。他在给父母亲友的家书里也写道：“我之所以要编写这些对话，是为了让你们更了解我们这儿，了解我们东北的习俗和传统。”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高神父的中文有那么好吗？他会东北方言吗？
在解读高神父家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其实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田野方法。高神父雇佣了村里的一位年轻人叫李永成，他以前是其他神父的中文老师。高神父说他让李永成做他的速记员或留声机，他告诉李永成，当你听到一段对话时，不管是什么内容和场景都尽可能地记下来。
20世纪初，对于一个东北农民来说，速记员和留声机可能都闻所未闻，我们不知道高神父用什么样的方法给李永成作了介绍，但李永成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珍贵的9000多条对话。
对于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们处理的经常是文字，可是在高神父的手稿中，你不但能够看到文字、故事、图画，甚至还可以听到声音，如同回到了历史现场，身临其境。
高神父的东北生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高神父在家书中描绘的中国和东北生活的场景。
他1899年从法国马赛上船，一个多月后来到上海，再从上海北上到了营口。这是他沿途描绘的拖着辫子的小孩、在黄浦江上打渔的人家，还有他看到的晚清旗帜。
到了营口之后，这是他的住处，还有正在建的教堂。
接下来他在阳关度过了几个月的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
他描绘了很多生活场景，比如暴风雨过后坍塌的院墙、他住的小院，还有他自己的房间。
当然也有很多让他感兴趣的小物件，比如中国的笔墨砚、耕作的农具，尤其是东北的大棉鞋，他特意画了东北的大棉鞋和自己的法国皮鞋的对比。
当然他也喜欢生活在他周围的很多小动物。1902年是牛年，他描绘了一个木雕的小牛，还有他看到的燕子和鹤。
这些中国特色的物件，镯子、银锭、笄、簪都让他欣喜不已。
高神父是1900年春天被派到杜家庄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村民的时候就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围攻了杜家庄教堂整整21天，所以高神父在真正熟悉村民之前，就已经和他们成了生死之交。这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将近30年里村民们这么信任他。
这几张图是他描绘的，义和团围攻之后教堂千疮百孔的样子以及教堂修复的过程。
之后的乡村生活似乎开始步入了正轨。这是1902年家书中他描绘的杜家庄，我们能看到在田野耕作的人、走路的小孩，还有远处高神父的院子和房间。
这是高神父自己的房间，在东北的土炕上他放了一张西式的床，看来还是不太习惯东北的生活。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他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窗户。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烟斗。
高神父最喜欢的是小孩，村里的小孩也非常喜欢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戴毡帽的小孩、抱树枝的小孩、蹒跚学步的小孩，还有穿肚兜的小孩。他很喜欢东北的肚兜，还想把它推广到法国去。
在这张图上他画了几个小孩拿了两只小鸡，高神父说你们别动，我要先把你们画下来，画完之后晚上他就把这两只小鸡炖来吃了。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故事，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去世了，她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当时正在守孝，头上缠着白布。她坐在炕上跟神父聊天，她说要是能去法国的话她会很高兴。
杜家庄还有很多村民也出现在了高神父的家书里，有戴毡帽的，我们印象中典型的山东和东北农民的样子。
左下角这个人是高神父的园丁，姓赵，他是个驼背。在信里高神父多次提到他，当时村里正要给他说亲，想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嫁给他。高德神父记录了很多关于这桩婚事的争论，他们虽然觉得赵园丁很善良、勤劳，但还是觉得他长得太丑。
高神父还带了一些稀奇玩意儿来东北，比如他从诺曼底老家带来的这个叫Binioù，在中文里我们把它翻译为布列塔尼风笛，村里人管它叫洋唢呐。高神父通常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就会吹一吹洋唢呐，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劳作。
有时吃完晚饭，他也会在屋前的石头上吹洋唢呐，他吹的更多的是家乡的曲子，如果有村里的小孩在周围玩，他会给小朋友伴奏，教他们唱法语和拉丁语圣歌。高神父在家书里写道，音乐和信仰一样，也可以治病救人。
读到高神父的这些记录，我常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在我们的主流叙述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和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人们焦虑不安，到处都有死亡、瘟疫、土匪肆虐、政权更迭，可是在高神父的家书中，他的情绪是平稳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
从他记录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琐事中，你能看到高神父还有我们的老百姓们，他们充满了生命力，从来都有着卑微的乐趣和梦想。
高神父的东北故事有一个非常突然的结局。1948年6月，高神父已经搬到了海城，那一天有一位叫杨德山的村民，因为饥饿入室盗窃后被发现了，失手杀害了高神父和照顾他的一个老修女。
当年的《东北日报》在9月有一个长篇的报道，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案件在发生之后8小时就被破案。可是这个报道没有描述高神父在东北的生活，也没有介绍他的背景，这个案件被放在了保障人权财权的专栏里。
高神父之死为我们的东北故事画上了一个非常突然的句号，但是高神父和杜家女孩留下了大量的私人书写，这些有趣的对话、表达个人情感的书信为我们勾勒出一群血肉丰满的小人物。
这些小人物在主流的历史叙述当中几乎都是不存在的，甚至像高神父这样为自己的教会奉献了一生的人，他在教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
当我读到高神父和杜家女孩留下的这些文字和生动的记录，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应该把眼光放向底层社会，放向普通的老百姓，放向这些没有正式名字的杜小大子、杜小二妞、杜小十一，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实生动的存在。虽然不被主流历史记录，但他们已经和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能让我们看到东北这片冻土之下，一个更为鲜活的、深沉的、复杂的，也是世界的东北。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