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者的文字我跟自己说了不起，就像我的生活，没有观众，我跟自己说了不起｜周慧 一席第1088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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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6 10:00
北京
周慧，写作者。
人是渴望被认可的生物，这当然是件相当荣耀的事，不过我没有这个本事，就像斗地主一样，到我这，我都要不起。我可以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可是，我怎么看待自己，难道，我辞职就为过上贫穷的生活吗？那个小我，一个我想成为的自我，到底是什么？
没有观众的生活，
我跟自己说了不起
大家好，我叫周慧，我来自深圳，是一个写作者。其实写作者的身份对我来说还很陌生，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说。今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十年没用的名字——周慧，这才重新用上。以前叫我周慧的人，这些年都断了来往。周慧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快递箱上，它甚至都不是周慧，而是周*。这十年来，我住在深圳的一个村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十年前我是一个物流企业的人事行政经理，三十年前我是刚来深圳、还不会说普通话的打工妹周慧，今天我是写作者周慧。我们是同一个人，但在身份和自我的主体性上，又不完全是同一个人。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有关自我的不断寻找、打破和重建，也是我生命里比较有意思的几个节点。十七岁，我高中毕业，我妈让我去市里的爷爷奶奶家待着，边做家务边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做。我很开心，我在乡下长大，最向往的就是城市。到了爷爷奶奶家，我发现真的是做家务，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倒马桶、接送堂弟上下学。我从小跟母亲生活在农村，和爷爷奶奶之间感情不是特别深，所以我的身份有点像保姆兼孙女。过了几个月，奶奶托人在她以前的工厂给我找了份工作。那个车间是做解放鞋，我负责用缝纫机踩鞋帮子，将一片半圆的布固定在后跟上，要踩出均等、溜圆的线条。师傅带了几天，很快我就上手了，非常均匀，像彩虹一样。介绍人跟我奶奶说我学得快，聪明，继续保持，过几年就能转成合同工。听到这个消息，我却没有半点高兴。我们车间很大，上百人在一个敞开的空间，全是女工，各个年龄段，从二十到五十多岁的。大家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聊天，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知道了所有婚姻的秘密——它没有秘密，只有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爱情，没有。看着她们，我仿佛看到了我的未来。如果继续待下去的话，我就是她们，她们就是我。未来如此具体地平铺我在眼前，我不要走进这个未来，我要离开。我不可能跟家人说，我没这个胆。那怎么办，我可以把鞋帮子踩烂。我以前不是踩得溜圆吗，我现在把它踩成心电图。因为我之前做得太好了，他们都没有检查我的工作，好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我不认错，不悔改，下了班之后再也没去过那个工厂。我在那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一分钱没拿到，工资全扣下了，因为要全部请人返工。春节后，我跟二姐到深圳打工，她那时已在深圳待了半年。我们从绿皮火车的窗口爬进去，一晚上东倒西歪。早上进入深圳罗湖，我还记得醒来后第一眼给我的冲击，楼那么高，那么密，那么新，闪闪发光，我要留在这里。离开工还有一段时间，二姐带我去玩，荔枝公园、大剧院，还有国贸，我们还花十块钱照了一张快照。![]()
▲ 1993年，初到深圳（左一为周慧）
有一天，二姐给我五毛钱，让我到楼下小店买包榨菜。我知道她在锻炼我。因为我到深圳好几天，没有跟其他人说过一句话。我不会说普通话，我不敢。我捏着钱下楼，在小店外站了很久不敢靠拢，不停练习普通话，“一包榨菜”。我走过去，心砰砰跳，老板看到问，你要什么。我说，一包榨菜。我声音很小，他又问，要什么？一包榨菜，我说。递过去五毛钱。
拿到榨菜之后我开心极了，我能说普通话，我就能留在深圳了。进了二姐的工厂没多久，她就去深圳关外了，只剩我一个人，可能因为年纪小，也不知如何跟人交往，我受到了排挤和霸凌。我会分配到最不好装配的物料，这样就挣不到钱，还会莫名其妙丢东西。有次我回宿舍，发现被子不见了，到处找，最后在屋后阴沟里找到，泼满了水。我的床上只剩下一张草席和一个枕头。
虽然过得不太顺，但还能过下去，因为二姐还在深圳，周末有时她来看我，我也去关外看她。记得她在松岗燕川，坐两三小时公交车，还要打摩的。她们工厂住得更差，铁皮房里几个上下铺，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快到十点了，二姐有一个收音机，全宿舍的人一起听胡晓梅的《夜空不寂寞》。二姐很快就回了老家，因为我爸单位有一个指标可以进去。那是一个事业单位，这是铁饭碗。这件事，我父母从来没有跟我和大姐说过，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我二姐就是我家最有出息的，最好的当然应该给她。二姐回家后，我就孤零零地留在深圳，我有一种被扔下的感觉。我知道我不可能回老家，父母的能力只能帮到二姐，我只能自己走自己的路了。我喜欢深圳，我想留在深圳。作为女工，我是留在深圳了，但永远只能在工厂待下去。工厂的生活怎么说呢，白天还好，因为我装钟表，熟了之后脑子里面可以想自己的事情。这个模式我太熟练了，上课的时候成天都是老师在上面讲他的，我在下面想我的。所以告诉你们，我初中没考上，高中没考上，大学考不上，我活该。但是晚上就是打桌球、看录像，回到宿舍十几个人闹哄哄的，没有自己的空间。▲ 影像资料 1990年代深圳工厂
©️casperhong
偶尔不用加班，晚上六七点能出来，我会遛达到工业区以外，去看写字楼。我看到有些女孩子从里面出来，年龄也跟我差不多吧。她们穿着职业装，手上拿着包，她们工作了一天身上没有一点汗味。我想她们包里肯定装着房门钥匙，她们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可以叫作家的地方。我羡慕她们。我真的希望以后我的桌子上不是机芯和表盘、表壳，而是电话。电话铃响第一声我就接起来：“喂，你好。”我在心里念了很多遍，但我进不去写字楼，一听你高中毕业，没有文员经验，不会电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后，我决定回老家参加成人高考。毕业不久后我回到深圳，文凭真的是敲门砖。我就只找写字楼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文员，几百块钱一个月。但是它在17楼，我每天上下班是坐电梯。而且我终于每天接电话了，就是我以前想象的“喂，你好。”进了写字楼后，似乎我的人生愿望就达成了。我没有在学历上进一步，职业上也没有任何长进。每一份工作都是前期踌躇满志，后期交差就行。离职就看我和领导谁先受不了，要么他炒我，要么我炒他。然后又因为失业的不安感马上去找下一份工作。反正只要能进就好了，我从来没想过我喜欢什么，我能够干什么。就这样换来换去，一直蹉跎到差不多快30岁的时候。我最后一份工作做得很长，最开始也是基础工作，部门助理。有一天帮总经理贴餐饮报销发票，那时候餐饮发票有刮奖的，绝大部分都是“谢谢惠顾”。但是你们猜我刮到了多少？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拿起发票就往总经理办公室冲，说你中奖了。经理都懵了，说我中奖了？当时我的工资才两千多，我从来都很小器，贪小便宜，那一瞬间显现出的品格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简直是人性的高光时刻。后来，公司的人事行政部经理总是不稳定，两三个月就换一个人，公司都烦了，他说周慧，你上去吧，就这样把我推了上去。我当时想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就是觉得，她人不坏。人事行政经理我做了六七年，稳定，安逸，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摸鱼，因为部门的人都是我自己招的。但是转折又来了，三十九岁时，公司调来了一个新的总经理，我必须配合他的工作，或者要假装配合。但我就不想委屈自己，我连装都不想装。我从来没考虑过离职，但这个想法一出来，它就好像撬松了某些东西。其实当时选择离职是不太明智的，那时候我刚刚买了一个小房子，一房一厅，付了首付，我还有29年的贷款要还。所以我提出离职，很多人都以为我肯定有新的计划和安排，但我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也不是一拍脑袋就辞职了，它是有原因的。我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喜欢上了文学和阅读，然后阅读直接带来了写作。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感觉有两个我。一个大我，当然是渴望更好的职业、更体面的生活，还有一个小我，对我来说它就是我思我想，它是我和世界的关系，它是我的表达。年轻时只会对第一个大我有期望，好工作好生活，追求成功。当我三十多岁、工作稳定的时候，对大我的依赖就变小了，它给我安全感，但它给不了价值感，也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我的快乐，我的满足感，甚至我的骄傲，都来自于另外一个更内在的我。我能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父母都不在了。我父亲走得比较早，我20多岁他就走了。我母亲是在我三十六七岁时走的，她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是她一手带大的，换个说法吧，我是她一手打大的。十三四岁时，我在乡村中学寄宿，周末踩两小时单车回家，30多里路。一个冬天的周末，放学的时候已经快变天了。通常天气不好我就去不远的外婆家，但那天我特别想家。我就顶着小雨，骑车往家赶。路在翻修，翻出十几厘米的泥，完全走不了单车，推一步就全卡在轮胎上。我只能把单车拖到路旁的农田里，从收割完、满是稻茬的田里半推半拖着走。两小时路程我走了近五小时。到家时天已全黑，我推门进去，我妈都懵了，问我怎么回来了，又问单车呢，我说单车拖回来了。她从柴堆里抽起一根棍子，跨过火堆就打我。打得非常严重，打断了两根棍子。这件事我写了下来，收在书里，叫《冬深年近，一次回家的路》。写这篇文章时我妈还在，我随意提起这件事。我说为什么我那么冷，衣服都快结冰了，回到家里你还要打我。我妈说，我不打你怎么办，你不听话，不打怎么行。![]()
▲ 十七岁的全家福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在渴望爱，伸手去碰它，就像朝空中射箭。我蓄满力，冲到顶峰，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接住，它就往下掉，一头扎在泥里。”我到三十多岁时开始理解我母亲。理解她必须进入家庭，她必须生孩子，而且甚至必须要生儿子，我们家只有三个女儿。我理解她身上的厌女，这伤害了我们，但她首先是厌女的受害者。我们看到的她的自我，她的脾气暴躁，她的自私，可能就是她已经拼尽全力，尽了所有的责任之后，她就想痛快地做自己。我跟她其实个性很像的，她是必须进入传统角色的框架里，我是自主地选择不进入。她活得很痛快，我也要活得痛快。而且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伴侣，我只有我自己，那，我是为了谁才继续工作？为我吗？为我自己去做牛做马吗？我不能为自己奴役自己。辞职后几个月，我搬到东部海边的村里，洞背村。看到我们村了没有，这么好的景色。![]()
大家挣那么多钱，累得要死，不就是为了到这样的地方买一个房，天天看这样的景色吗？我们现在只用花几百块钱的房租，而且整栋楼都是朋友。刚开始很新鲜很惬意，天天走山下海，上山摘花，下海摸螃蟹。我还买了个鱼叉叉螃蟹，洞背闰土。半年一年后，新鲜劲过了，生活回归到无聊，单调，日复一日，各个方面都在下坠，只有体重在缓慢增长。住我们村里的其他朋友，他们都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我只有自由，没有职业。我天天在村里玩，我就是个村溜子。我用不好自由，我是一个极度不自律的人。我写过：“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一种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要负责，全责。”我的自由就是这样，由大量的形而下和少量的形而上组成。它们彼此拯救，缺一不可。我的形而下是什么，短视频、综艺、电视剧、睡懒觉。到现在，我每隔几天都要给自己做计划。要发誓，“从明天起，每天看50页书，至少写200个字，做20个深蹲”。为什么每隔几天就做这个计划，因为从来没有执行过。做计划是我应对失重感和焦虑感的一种方法，在心里做，睡前做，躺在床上骗我的大脑，让我晚上能睡得着——我做计划了，明天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形而上就是阅读与写作。我写过这样一句话，“唯有阅读与写作，才能让人从生活里升起，像灵魂振翅离开，离开沉重黏滞的肉体。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自由很棘手，生活很沉重。刚辞职时我手上还有十几万，想着生活四五年没问题。但是，那是2014年。朋友们，2014年股市多疯狂啊。我两个朋友在股市里赚了很多钱，她说别人赚钱我不难受，你不去赚钱我难受。打包票哭着喊着求我进去，我说好，十几万全部投进去。真的是红了几天，有一天挣了三千块钱，我非常兴奋，在天台上不停地散步。我说一天三千，那一年是多少呢，我不就变成洞背巴菲特了吗。后来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两年后只剩一两万。我不得不把我市里的小房子租出去，靠租金减去月供剩下的一千多，交完房租社保后，剩下几百块钱生活。其实够了，因为我什么东西都不买。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我菜有时候都不买，因为我会“偷”。疫情期间，我一分钱的菜都没有买。但是新的命运又来了，我们村前盖了一所高中，有陪读家长来租房，村里的房租涨了几倍；社保也涨了，从700块钱涨到1100。我把社保停了，但房租还是交不上。我变得特别计较，还买了个水桶，本来想偷水用的。因为我妈一辈子都这样做，我就把水龙头打开，让它滴。没想到现在的水表非常灵敏，一滴都薅不了这个羊毛。偷水不成反蚀一个桶。我的公众号其实也有一些打赏，但是不多。因为一直都是几百个人关注，可能每一篇有个七八块钱，就只能买青菜。公众号不是水滴筹，它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虽然当时我的邻居都会帮我，送我这送我那的，但救急不救穷，生活困境是一个常态。对钱的算计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思绪，我静不下心来看书，也写不出什么。我变成一个非常计较的人了，我很讨厌自己这个样子。最后我找朋友借了一笔钱，她的钱也是向银行借的，我给她相应利息。因为我想把利息挣回来，我又把这个钱放到股市里买了基金，从两块钱跌到五毛钱。后来我就烦了，我把自己的房产做了抵押，贷款生活。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会失去它，贷款到期我就需要卖掉它。我早就接受这个结果，这就是我选择躺平生活的一个代价。生活很沉重，写作也很艰难。一年又一年，我住在村里，以往的身份和角色迅速往后退，不再被人需要，不再有人提起。人是渴望被认可的生物，被家人朋友，被社会认可，这当然是件相当荣耀的事，不过我没有这个本事，就像斗地主一样，到我这，我都要不起。我可以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可是，我怎么看待自己，难道，我辞职就为过上贫穷的生活吗？那个小我，一个我想成为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我喜欢写东西，但我知道我做不了作家，因为我没有作家的条件，还没有作家的土壤。慢慢地我就想通了，我干吗要做作家？为什么要让外部认可？为什么要去发表？我就写我自己的就好了。我不坐牌局上，只打自己的牌。这一点，我是受了村里的邻居黄灿然老师和孙文波老师的影响。他们不是没钱，他们真的是清贫，但他们一直在写，在构建自己的文字王国。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和鼓励，我是不会安下心来坐下来写的，也不会出书。打开空白文档，我不知道写什么，我就写跟自己的对话：“现在，你好好坐着，打开空白文档，对着它，不要管夜什么时候降临的，而现在夜有多深，只管坐着，把屁股坐穿，这样，当一天过去，哪怕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试着努力过。”我还写我的命运，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为什么就把我安排到那个村里，无人知晓，离群索居。我会写向上天的问话：“我很想审判早一点来，说其实你更适合做一株植物，你听天由命、随波逐流、抛掷光阴，你浪费了一个人类的名额，就地生根吧，有雨接雨，有光承光。”我似乎知道要怎么写了，我写不了除自身之外的事物，这就像我的生活一样，非常狭窄，非常单调。我的写作也注定非常狭窄，但不要紧，写好它，我就了不起。我写得很慢，很少，因为我真的很懒。大约在2021年，我知道在某种文体上，我写好了。我变得自信、从容，某些东西在我心里立起来了，像危房有了承重墙。它没有社会和经济价值，但我赋予它无限价值，它是我所创造的，它也是我本身。它没有什么读者，但没有关系，没有读者的文字，我跟自己说了不起，就像我的生活，没有观众，我跟自己说了不起。出书是很意外的事。出版人曹雪峰关注了我的公众号两年，前年他来我家跟我说出书的事，这就像他丢了一坨狗屎到我脚下，我就这样踩到了狗屎运。我很幸运，这本书的责编是肖海鸥老师，她懂女性，她懂我的文字，她用了全部的爱来做这本书，才有今天的我站在这里。今天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找到新的自我，但是我已经不在意了。我很喜欢现在的我，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想象过的我。接下来我还有新的东西要写。我会去写它，完成它，不管它够不够好，能不能够出版，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写，去完成。也许是徒劳的激情，重点不是徒劳，而是激情。就像我很喜欢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有一段是这样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命运怎么来就怎么接，有雨接雨，有光承光。![]()
普通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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