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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
（13:00-15:45）
理想故事的诞生
施爱东本科毕业于大气科学专业，却机缘巧合地走上了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最近2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故事学领域，关注民间故事的发生、传播与变异。
他总是像一位侦探，发掘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他曾从一个贵县乡绅曾国光的诗集中抽丝剥茧，分析出歌仙刘三妹最初的记载源头；也曾辨析南宋末年温州的一座土地庙中，当地人何以让杜甫嫁给了伍子胥。
2010年代初期那个网络谣言翻陈出新的阶段，也是施爱东眼中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他将谣言视为民间文学的分支，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谣言，探索背后的传播路径、文本语法和传谣心态。他也运用故事学理论分析金庸作品和当下喧嚣的网络短视频和短剧，解释其人物和情节设置。
施爱东甚至将田野的眼光对准了民俗学界本身，对学界生态运作进行了深切观察与精辟总结，被誉为学术圈“葵花宝典”。但是在他眼中，立偶像、攀学缘、混圈子、建学派，只不过是学术这个特殊行业的民俗，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
02.
纪录片导演
一次生活和无数次生活
2008年夏天，读大三的陈东楠在实习时看到了人生第一部独立纪录片。主人公不那么光鲜的侧面，在纪录片镜头的包容下却成为了他独特的光芒。一直想要创作的陈东楠，在那年夏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偷》是她的毕业作品，也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讲述了几个在河南安阳以偷东西为生的流浪青年的故事。对大城市的向往驱使他们在少年时就逃离了闭塞贫困的故乡，但经历被拐、被骗后，他们陷入了更难以挣脱的漩涡。24岁的陈东楠，独自扛着摄像机、三脚架，走近他们的生活，也试着走近他们的内心，却避无可避地看着他们走向无法转圜的结局。
之后六年，陈东楠又投入到了《旷野歌声》的拍摄，记录了云南一个苗族村寨小水井村因合唱团的走红，逐渐从边缘向社会主流迈进的尝试。她看着村民们生活条件一点点变好，却也感受着他们在自由和规训之间的挣扎。记录他们的生命的同时，陈东楠自己也在重新感悟自由的含义。
有局限，才有自由，人是在各种局限中形成自己。而在她看来，纪录片也是因为小众，站在行业边缘，才拥有了更多诠释和探索的自由。
03.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过渡之地
过去十五六年间，战洋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流动人群，关注他们为什么来，又为什么走，还有在来和走之间如何生活。
2013年，战洋开始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做长期的田野调查。这里居住着数万名外来工人，他们都知道村子终将被拆除，因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中。他们必须直面这种暂时性，不断地更换工作，走一步看一步，不做过于长远的打算。
在重庆，战洋关注了另一群被城市化裹挟的人——因开发计划失去土地的安置农民。成为新城市人并不能给他们稳定的生活，他们被排除在技术型工作之外，一些年轻人试图利用安置房从金融市场获利，最后却成为风险的受害者。
虽然同处于高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但人们对时间和未来的感知有很大不同。在城中村里闯荡的打工者依然相信，努力工作时间最终会转化为金钱。对于安置社区中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则是机会性的，他们要做的就是选准时机跳入市场。
城市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和经济事件，它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事件。城市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也塑造了我们对自我、欲望和未来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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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西洋道教与现代灵性困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北美出现了一批道教养生团体和企业，提供付费课程、书籍、精油，也组织来中国的旅行团，在五花八门的灵性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印度瑜伽、道家气功等修行文化资源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被打包成简单实用的灵性技术，训练修行者深入自我、探索“真正的自我”。但是，自我的根基能在自我内部找到吗？如果说贩卖灵性的企业家和速食的消费者太肤浅，那么发源地的传统宗教人士是否掌握着“更正宗”的灵性答案？原子化的自我在一个祛魅的世界渴望赋魅，但当传统和现代所提供的确定性都解体时，还有哪里可以安放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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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
（16:20-19:00）
05.
短暂的认同，漫长的流动
2020年开始，牛童用了3年拍摄了一组名为《快递》的照片。
这组照片开始于母亲成为一名快递员。牛童不希望母亲从事快递工作，他觉得这份工作以消耗身体作代价。一次接母亲下班后，他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牛童想知道，工厂背后的快递员们拥有怎样的人生。他进入工厂，跟随扫件员和派送员，倾听他们的故事。有人送外卖掉落水塘后，找到了有社保的快递工作；有人60岁离开农村成为快递员，为了帮失业的儿子还房贷。有人抱怨快递工作，有人依靠快递工作。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牛童经历着他者的人生。
2022年，母亲查出癌症。手术恢复后，她回到安徽老家。牛童的镜头随之拉远，他跟随母亲和其他快递员们返回家乡，记录下了这群流动中的人回到农村的时刻。
激进的共识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农业“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1982年，国家顺应民意，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
但是，郦菁的研究发现，在1978-82年的关键“政策制定时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当时至少有三种政策方案进入了角逐，包括依靠财政投入的投资方案、允许各地灵活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多样化方案和最终在全国推广的包产到户。
每种方案背后都有支持和反对者，比如当时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富裕或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反对拆除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框架，江苏甚至在苏皖两省边界用高音喇叭抵制“单干风”。那么，包产到户这一最为激进的方案为何最终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郦菁根据最新的回忆录，并采访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回溯了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详细过程，分析了主要行动者如何在结构性和偶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改变各自对于利益的认知，最终达成了“激进的共识”。
马平
自然灰
即使身在北国，马毓泉依然难逃风暴。1976年终于否极泰来，马毓泉开始负责主持编写《内蒙古植物志》，但是，研究组内没有专职的植物科学画绘图员，只能自己培养。马平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个担子，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
从1977年到1985年，《内蒙古植物志》总共出了八卷，包含两千多种植物，马平绘制了其中大部分插图。此后他又在香港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几年，参与了《香港植物志》的绘图工作，后来又负责了《澳门苔藓植物志》的全部绘图。在此期间绘制的植物科学画，达到了他个人的顶峰。
▲ 肉苁蓉 该植物由马毓泉先生定种，此图系马平为纪念父亲而作
三十年前，马平就开始探索其他创作，他尝试了多种技法，画过狗、孔雀、马等各种生物，但总是找不到感觉。直到2003年的一天晚上，他获得了灵感开始创作黑白钢笔画《针叶林下·大兴安岭》，历时五六个月终于完成。虽然画得煎熬，但这仿佛为他打开了一个开关，接下来的二十年，他就这样一幅一幅地画了下去。
▲ 《柳杉林·衡山》 2010年
这几十幅植物生态画都是清一色的黑白灰，他不愿意画那些明亮、流畅，甚至讨好大众审美的东西，宁愿让画面里充斥阴暗和抑郁，那正是他想要表达的“自我”。在他眼里，大自然就是千万种的灰。
超常洪涝灾害中的应急响应
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组织。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卓明已响应了200多次灾害，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大型灾害的救援。
卓明的线上志愿者团队通过给受灾村组打电话、发布紧急求助表单等方式，了解受灾情况和需求，进行核实、回访，区分紧急度和救援难度，为一线队救援队、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减少救援扎堆、捐赠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卓明响应的主要灾害类型从地震转变为洪涝、台风等气象灾害，包括2021年河南水灾、2023年京津冀水灾、今年的梅州龙岩洪灾等。
目前国内大多数机构仍遵循地震灾害的响应模式，灾害发生后才行动，而洪涝灾害具有一定可预测性，洪水有演进过程，更应做好预判和提前响应。为此，卓明专门设立志愿小组24小时监测降水量和水文站水位数据，研判雨水流向、预测洪水地点，在近年的洪涝灾害中实现了预先响应。
今年是近十年里重大气象灾害次数最多的一年，但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应急响应，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还是一个新课题。“以前经常有洪水的地方，可能以后要面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超常的洪水，需要所有人一起来探索，超出经验的洪水灾害该如何准备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