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人并不是抽象和笼统的存在，是由非常具体的、需要耐心体会的个人构成的。可能是因为今天的社会节奏太快了，这种耐心地一个一个去认识人的能力，在今天是非常缺乏的。
大家好，我是姜涛，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这些年比较多关注1940年代战争情境下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背后的人。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跟今天稍有距离的话题：在那个时代，年轻人是怎么过团体生活的。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战争年代是一个社会大流动、大迁徙的时代，一方面会把过去的社会结构全打散；另一方面，在流动中可能还有社会的重新组织，把流亡漂泊的个体重新嵌入到新的结构、新的单位中。
比如在当时的前线后方，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救亡团体，像演剧队、服务团、工作团等等，吸纳了非常多的流亡青年。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感受一下当时这些年轻人的精神面貌。
再看这张。大家可以注意这些女孩子们眼睛里的光亮，那些光亮是射向前方、射向未来的，好像也能照到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张特别有历史感的照片。
这些年轻人当时也留下了一些材料，像日记、书信、工作笔记，还有一些回忆录。
很多人在日记和书信当中讲到，在当时的团体生活中，感觉并不很愉快，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融洽；团体里经常发生情感纠葛——革命和恋爱在这个意义上确实不能兼容；另外，很多人对团体中那种浓郁的政治氛围感觉不适应。
新的经验会带来新的问题。我自己研究的一些40年代的文学作品，像丁玲的小说、巴金的小说、路翎的小说，都会写到类似的经验，而且会不同程度触及一些团体生活中非常内在的问题，比如说人和他人、人和集体关系的微妙复杂。
路翎虚构的演剧队：
当有问题的团体遇到有问题的个人
我举一个例子，40年代可能是最具天才气质的作家路翎，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大概80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应该是五四之后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意志的一部百科全书。
▲ 路翎（1923-1994）
小说的主人公叫蒋纯祖，这是一个很桀骜不驯的青年，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小说的第二部，蒋纯祖参加了一支演剧队，在演剧队行进的途中，他和队里作风教条的领导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这一段是整部小说写得相当炸裂的一段，炸裂不仅表现在个人和团体的冲突，而是路翎用一种很精细的笔法，勾勒了一个有问题的团体内在的精神结构。
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进步青年，都热衷于阅读左翼的革命理论，路翎借助蒋纯祖的视角，注意到团体中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氛围：大家都非常狂热地追求新的思想和理论，好像不读理论、不追求新思想就会落后。
这种氛围对年轻人有很大的调动性，但是这种调动里面，好像隐隐地有一种在比赛进步的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大家信奉这些新的理论，所以就会把一切行动，包括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小事都归结到那个最高原则中去解释、去说明、去评价：比如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作风，你身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很好地克服。
当每件事都用一个最高原则来解释来说明时，这个最高原则会变得非常空洞，它不得不扩大自己，因为它要包容一切事情，最后不得不变得稀薄。
虽然大家很信任这个最高原则，但这些理论并没有真的介入到年轻人丰富活跃的内心世界当中，所以这个团体看起来很有凝聚力，但其实是分裂的。
路翎还观察到，在最高原则的支配下，每个团员的状况也会很不一样，一些很有经验的人，就知道怎么用这些最高理论来取得一些优势地位；有些性格非常倔强的人，会激烈地跟这个氛围对抗。
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普通、缺乏心力的人，可能担心自己被人判别为落后分子，所以格外地显出一种热情来，显示出对最高命令的无限忠诚，以此获得某种心理的安全感。
特别是在这个剧队里面存在一个神秘的小集团，有几位领导人，他们很懂理论，经常能做长篇的演说，很有魅力，但作风比较神秘，所以引起周围人的羡慕，大家都要努力地去接近这个集团，学习竞争目的是为了逢迎和反抗。
路翎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把不健全的政治热情对团体可能带来的伤害展示了出来。
解释了生活也稀释了困难：
问题并没有因为历史推进而变得陈旧
我自己在读这些文学片段的时候感触非常多，因为路翎写到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推进而变得陈旧”——在今天年轻人交往、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场域中，也包括我自己置身的学院，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今天，大部分年轻人早已经厌倦了那种孤立的、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渴望某种新的团体生活，渴望亲密无间的感受。但事实上，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交往，不知道怎么处理跟我不一样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年轻人发明了非常多流行语，来疏解自己的压力。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多是一种自嘲。这些自嘲在解释生活的时候，可能也会稀释我们面对的困难，虽然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但是也回避了对问题进一步的追问和思考。
路翎的小说中写到演剧队里存在一种比赛进步的氛围，这种氛围在今天的团体里是不是也会存在呢？
我自己在一个会议上听过一位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分享，她说她曾经参加过一支有一些左翼色彩的青年团体，在那个团体里面就存在着某种隐形的鄙视链：
在婚恋方面比较激进的人士，就不大瞧得起那些保守的人士，过早结婚生孩子，就觉得你是过小日子去了，没出息；再比如说生活方式上非常环保的人士，可能就会鄙视那些不环保的人士，你总点外卖，经常用一次性塑料餐具，这应该鄙视。
这些鄙视链后面的价值观，我觉得可能是很好的，甚至是进步的，但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非常抽象、苛刻的标准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的时候，会造成非常多后果。
一方面是团体内部的关系不融洽，但这还是小事，更大的问题在于，用这样一种看待别人看待世界的方法，那你也很难跟你不一样的人——特别是很难和你希望帮助、希望理解的人建立真正的沟通和对话。所以怎么去理解团体生活，有着超出团体之外更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拉长视野的话，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在现代中国的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
五四时期是最讲究个性解放的时代，很多从家庭、地方，从各种传统网络中解放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当时也组织成了很多小团体。工读互助团是里面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
▲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这个团里的年轻人非常激进，他们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要共同生活、共同求学、共同劳动，甚至有钱一起花，有饭一起吃，有衣服一起穿。什么叫有衣服一起穿？就是大家所有的衣服捐出来放在一起，早上起床的时候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做新文化运动，除了办刊物、写文章、做演讲之外，怎么在一起共同生活、怎么穿衣吃饭，这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革命，也是一种新文化。
可能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很吸引人，但是这在现实中是落不下来的，他们也很快遭遇了挫折。原因很多，比如说这些年轻人希望过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半天打工、半天读书、半天求学，可能吗？
在那个时代，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一个人累死累活一整天都在打工还养活不了自己。你还半天打工半天读书，想得美。
这些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青年，他们自诩甚高，说我们是奋斗的、纯洁的青年，也要求别人都是奋斗和纯洁的。但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局限，怎么可能都是纯洁的、奋斗的呢？
当你用过高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时候，当然团体中的关系会不融洽，哪怕只是观点不同，动不动就拉黑、割席、解散。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其实是反复发生的。
如何让被新文化运动召唤出来的个人，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成为有现实能力和责任感的实践主体，这是现代中国一个贯穿性的课题。
我自己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其实现代中国关于团体生活的经验是非常丰富、非常活跃、非常密集的，特别是在20世纪那个革命打造的年代。但是这些经验都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和转化出来，我们欠缺相关的知识，欠缺一种非常深厚的人文理解作为源头活水。
咱们说回路翎。路翎的厉害之处不是构造团体和个人的二元对峙，而是把团体和个人都问题化了：因为蒋纯祖身上毛病非常多，路翎在写的时候也暴露了他的傲慢、放纵、自私。
一个不健全的团体生活，会滋生更多不健全的个人。当有问题的团体遇到有问题的个人会发生什么，这是路翎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他自己并没有答案。
丁玲现实中的西战团：
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
如果说路翎在小说中虚构了一支有问题的演剧队，作家丁玲则在现实中直接领导了一支文艺团。这两段经验是可以作为参照的。
1937-1938年，丁玲曾经领导过一支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从延安出发，走了几千里路，历经数十个县市，做前线的慰问和动员工作。
丁玲领导的这支西北战地服务团，比路翎写的演剧队要复杂得多。她自己也说过，我这个团里面什么人都有，有少爷、有小姐、有留洋学生、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军人，也有一些是因为不想被父母管束跑出来的少年人——怎么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有工作效率、有活力的团体，是非常大的挑战。
丁玲自己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她说不仅我没做过，没有任何人做过，这是一个新的经验。但是丁玲后来做得非常好，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 抗战期间的丁玲
“西战团”有一位团员将丁玲的领导能力和写小说的天才做了一些联系，他说我们这个主任，是“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跟生活检讨会有关。当时的青年团体当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民主生活形式，大家坐在一块儿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了互相进步，搞不好吵一架，甚至拳脚相加。
丁玲领导的这支西战团，也经常开这种生活检讨会，其中也不缺少蒋纯祖式的人。
有位隆同志，很有文艺才华，但骄傲，作风散漫。在生活检讨会上，一些年轻的朋友经常批评他，隆同志非常不高兴，牢骚满腹，甚至经常扬言我要退群，不玩了。
丁玲找他私下里谈话，大家看丁玲是怎么聊天的：
首先让隆同志了解那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你要晓得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刚刚出校的学生，社会经验并不丰富”——这些批评你的孩子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生瓜蛋子，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容易激烈生硬地批评。但你不一样，你是一位老同志，应该知道人和人的差别；而且他们是很热情的，所以你反而应该去指导他们才是。
这段话我自己觉得说得很有水平。怎么做思想工作，不是说为你辩护反驳另一方，而是让争论的双方互相看到，看到对方的成长背景、成长脉络，看到对方的局限，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
谈话的效果非常好，后来这位隆同志就变得很高兴了，甚至开始享受生活检讨会对他的帮助。
下面一个例子更有意思一些，诗人田间的例子。
▲ 田间（1916-1985）
田间是40年代很著名的一位诗人，1938年他和萧军、萧红等一帮朋友到了山西临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相遇了。田间就想加入这个团体，但是丁玲有点犹豫，她拿不准。
为什么？因为田间是一个牧歌诗人，刚刚从上海来，比较有文艺范，丁玲担心一个上海来的牧歌诗人能否适应。因为我们这个团很紧张，每天在行军，动不动还开检讨会，你受得了吗？
还有一点很重要，田间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沉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有一点INFP式的人格，这样的人怎么来做战地宣传动员工作，我们团里都是E人，所以我不能轻易接受你。
丁玲其实是对团体对人共同负责的一种态度：我轻易把你招进来，你不合适，我们觉得很麻烦，你也很痛苦，所以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先跟我们走一段，留出双方决定的空间。
结果田间就跟着西战团走了一段。他很努力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想融入团体，这些点滴的努力都被丁玲看在眼里。这是丁玲在文章中记录了田间变化的细节：
刚刚进到这个团的时候，田间很高兴，把自己的西装脱了，买了一身灰布军装，跟大家穿得一样；在车站他帮着抬道具箱子，一个诗人以前从来没干过活，干点活就开始流汗，当然不好意思，但他也觉得内心有一种安顿感，悄悄地去拭汗。
开会的时候他发言了，作为INFP，发言的时候肯定哆哆嗦嗦地很紧张，但是“洋烛光在他的脸上跳跃”。
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我不太适应，但是我又能感觉到是被善意理解的。后来丁玲接纳了田间，田间也成为西战团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像这样的细节都是一个小说家的观察力和透视力。丁玲是如何养成这种观察力和透视力的呢？一方面跟她个人天分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她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一些方法是有关系的。
丁玲后来在回顾当中说，当时她刚到延安，想到部队里去工作，毛泽东就给她一个建议，毛泽东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哪怕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团体，“首先要认识人，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不要囫囵个地认识。
丁玲说这句话给她非常多帮助，无论在做西战团的领导工作，还是后来去做土改工作，她都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
一个一个地去认识，好像这句话很简单，但其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现实理解。无论是一个团体，土改中面对的群众，还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人并不是抽象和笼统的存在，是由非常具体的、需要耐心体会的个人构成的。能够耐心地去体会这些差异和层次，你才会有更好的社会把握跟现实理解。
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节奏太快了，我觉得这种耐心地一个一个去认识人的能力，在今天是非常缺乏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会非常快地用一些标签去覆盖和说明：你不成功因为你不努力。这看起来是回应了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回避了问题。
我觉得对人的抽象化、类型化的理解，在一些大的社会政策制定和安排上，也常常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把人只是当成抽象的数字，当成一堆“韭菜”，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真真天才的光：
看到人物独特的光彩和背负的艰难
丁玲在工作当中锤炼出来的能力，一个一个认识人的能力，反过来也帮助了她的文学。特别是她常常能够突破一种社会给定的理解，无论是政治理解还是道德理解，写出人物身上独特的光彩和背负的艰难。她能够注意到同一个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人的处境，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文学能力。
我给大家选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1944年到1945年间丁玲写的一个残稿，这个残稿写一次乡村选举的现场，翻身的农民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兴高采烈。
在这个选举的现场，有几位女干部是特别吸引人的。丁玲写其中的一个女干部，长得很漂亮，很吸引人，而且她很会说话，很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大方、活泼，因为这些特点被全乡的妇女选为妇联主任。
这是一个在乡村变革中出现的新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大家有没有觉得丁玲的这段描写虽然很生动，但隐隐地有一种距离感，甚至有一种质疑：你能说会道，你有公共能力，这样就够了吗？这样就好吗？
在同一个现场中，丁玲特别写到了窑洞里面拥挤着十几个老百姓妇女：
院左的窑里拥挤着十几个老百姓妇女，有的堆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下，用包头盖着脸的一角，躲躲闪闪的向外张望。
前面那个女干部，就像我一样，在光亮之中，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妇女，她们可能是待在暗影里面，她们很胆怯，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于新的公共生活也很畏惧。
这样一个对照的描写是非常有意味的，丁玲甚至在小说中借用人物之口，向那个女干部提出了一种建议：你要到她们那里去，到那些暗影里的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跟她们说话，甚至让她们说话。
怎么让这些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处于弱势、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不能够跟进新时代的人们同样走向新生活，其实这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丁玲的这种写法，让她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骆宾基非常佩服。骆宾基在一篇书评中说到，“这里面有真真的天才的光”。
怎么理解这种天才的光呢？它可能是指一个作家的敏锐之心、同情之力，但我觉得天才之光，也是在具体的群体当中，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去把握体会不同人的处境，带着这些人共同朝向一种新生活的努力，这是天才的光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天才的光其实也是一种人文的光，像我们这样做人文思想工作的人，如果能让这样天才的光、人文的光，从历史的缝隙中多少透出一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一点意义。
我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讲者的书👉 一席商店
▼ 万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