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行为的真正来源（下）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对政治进程的宗教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中世纪俄罗斯特有的？被金帐汗国统治真的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吗？

弗拉基米尔·鲁达科夫：

作为一名学者，我对这一时期研究得越多，头脑里的问题就越多。你提出的问题是最难的问题之一。那就是，他们确实认为被金帐汗国统治是一种惩罚。但这意味着什么？悔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他们是真的谴责那些拒绝与鞑靼人作战的人，还是真的认为既然这是上天的惩罚，就不可能与之作战？是否可以将那个时代的教会人士的思想，同样视为城镇居民、王公的随从或王公本人等人的世界观？ 

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对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潜力和政治利益是首要的。我们首先执行一项行动，然后我们理解已经完成的事情。当然，理解是在当时的世界宗教图景的框架内进行的，即“上帝因我们的罪惩罚了我们”，但理解是在地缘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东西方之间做出地缘政治选择”的观点。因为他的决定是受地缘政治条件制约的，而意识形态背景则是在1920年代由欧亚主义者自己添加的。 我们无法判断中世纪的普通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是如何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让我们回顾一下阿隆·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的杰出著作《中世纪世界：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文化》，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几乎不可能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流传至今的文本给出了教会圈子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些圈子以某种方式与王权联系在一起，而几乎没有来自普通百姓的联系。至少，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概括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

有一种史学传统认为，俄罗斯败于蒙古拔都汗军队的原因，首先是俄罗斯土地四分五裂，其次是蒙古人数众多，在军事上强大数倍。但他们忽略了第三个情况，在我看来，应该记住：大部分俄罗斯王公实际上拒绝抵抗，因为他们手中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并被赋予了决策的责任。毕竟，在俄罗斯公国领土上几乎没有与蒙古人的野战。 

我们都知道并认为，几乎可以与库里科沃战役相媲美的锡季河战役（这同样是后来的解释）主要是为了证明尤里·弗塞沃洛多维奇（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大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在敌人的进逼下离开了弗拉基米尔城。与此同时，诺夫哥罗德早期的第一部年鉴直接写道，尤里·弗塞沃洛多维奇跑到了伏尔加河后方的雅罗斯拉夫尔，不打算参加任何战斗，结果被蒙古人追上，在河边城被杀。 我曾专门统计过，在早期俄罗斯年鉴中提到的这一时期的38位王公中，几乎有一半都没有逃过一劫。从可能战胜蒙古人的角度来看，王公们的出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王公们的出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那么在理解了这场灾难之后，俄罗斯是什么时候产生了摆脱蒙古鞑靼人统治的目标的？换句话说，国家边界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季莫菲·博尔达乔夫：

我认为，俄罗斯原则上从未有过国家边界的概念。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地区位于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之间，这些边界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不确定的。俄罗斯国家是在没有明确的地形障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俄罗斯外交文化中的任何障碍似乎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是自然的限制，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我们的意愿强于邻国的意愿，就可以得到有利于我们的解决。

一般而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反思并不是我们祖先的专利。俄罗斯人民总是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个性，反思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反思自己的罪恶，但从未人为地发明过意识形态。俄罗斯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国家，所有试图形成单一的国家基本意识形态的企图都会被谨慎看待，并遭到各种可能的否定。即使是“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理念，也主要是通过欧洲的历史学才为研究者所知，因为欧洲人试图将俄罗斯挤进他们可以理解的坐标系中。意识形态阴谋从来都不是我们外交思想中固有的。

19世纪的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神选权力的观念并不容易进入王公们的头脑”。 俄罗斯王公一直是实用主义者，因此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是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做出的选择不是倾向于东方或西方，而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家地位，并做出与实现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决定。因此，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拒绝与西方天主教紧密合作，因为融入西方意识形态空间，意味着俄罗斯独特的思想观念会被削弱。

弗拉基米尔·鲁达科夫：

是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在给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信中断言，他的父亲雅罗斯拉夫·弗塞沃洛多维奇大公曾在蒙古汗的大帐中决定改信天主教，但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因此，教皇写道，如果他的事业能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那将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情况下，教皇提到了他的大使德普拉诺·卡尔皮尼（de Plano Carpini）的报告，后者留下了关于他任务的详细记录。在这份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雅罗斯拉夫决定皈依天主教的内容，不排除罗马只是想欺骗亚历山大·雅罗斯拉夫。

至于对边界的认识，一方面，每个大公都大致知道哪些土地属于哪个公国，更清楚自己的领地到哪里为止；另一方面，关于俄罗斯边界的概念却非常模糊，这与“俄罗斯土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这一概念有关。俄罗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在古代，狭义上的俄罗斯指的是罗斯南部——基辅、切尔尼戈夫、佩列斯拉夫尔南部，但广义上的俄罗斯很难界定。因为当时的俄罗斯既包括诺夫哥罗德，也包括南部的土地，即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甚至还包括多瑙河畔的土地。事实上，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就是东正教土地的代名词，东正教十字架照耀的地方，就是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的概念真的很重要，它被积极地用于现代政治话语中。在瓦尔代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普京总统讨论了俄罗斯的边界，提到了历史上的土地。15世纪，俄罗斯击败了金帐汗国并接管了这些土地，这对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有何影响？曾经生活在金帐汗国土地上，且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是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的？

弗拉基米尔·鲁达科夫：

俄罗斯王公与金帐汗国统治者之间长达200年的密切往来，必然会在我们的外交文化中留下烙印。双方的相互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王公访问金帐汗国，向那里派遣使者，缔结婚姻。当然，如果我们谈到将生活在金帐汗国土地上的人纳入俄罗斯，我们不应忘记任何同化都充满了困难。与具有本民族文化、本民族特色和独特思想的民族的融合，往往会更加艰难，而且其过程并不总是线性的。 如果是在今天，由于政治正确、现代宽容观念以及全球化和对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过程会更加容易。

季莫菲·博尔达乔夫：

我认为，瓦西里二世于1452年建立卡西莫夫汗国，即在莫斯科安置仆从鞑靼人，而不要求其改变宗教信仰，在此具有重要意义。据我对史书中的记忆，俄罗斯东正教中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尽管如此，莫斯科大公还是根据常识和实际情况做出了决定。

因此，建立俄罗斯“大熔炉”、形成俄罗斯多民族多宗教特征的第一次尝试就是建立卡西莫夫汗国，当时的俄罗斯抛开了意识形态障碍，决定需要士兵，因此需要人。如您所知，除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短暂时期外，我们一直都存在人口问题。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普列斯尼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Пресняков）在一百年前写道，俄罗斯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从来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互动，这绝非巧合。出于务实的考虑，我们特殊的政治发展开始了，因此俄罗斯才有了如此多的民族。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与金帐汗国共存并与之斗争的经历，有助于俄罗斯以成熟的姿态和外交文化步入欧洲政治舞台。在与金帐汗国的互动中获胜，是否真的对我们与西方的交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季莫菲·博尔达乔夫：

我认为有。因为直到16世纪，我们西方邻国的外交文化都是在单一天主教空间内相互互动中形成的。与金帐汗国的关系对我们的外交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行为与欧洲不同。 我们从未感到有必要融入某个地方，成为某个地方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一直依靠自己生存。是的，如今欧洲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