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 台湾中文系掠影
文摘
2024-10-14 20:08
江苏
去年九月应邀赴台,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了半年书,其间还访问了其他十多所大学的中文系,颇有一些感想,因作此文。由于仅是浮光掠影式的观感,故称掠影。在台湾地区的一百多所大学中,设有中文系的学校有近四十个。按人口比例来看,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五十多年的隔绝,使海峡两岸的大学教学有许多相异之处。照理说两岸的中文系是不应有什么不同的,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一个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实是它们的全称就不尽相同。大陆中文系的全称几乎无一例外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而台湾中文系的全称却是多元的,主要的有以下四类:第一类,中国文学系。设立该系的大学有: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淡江大学、逢甲大学、"中央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静宜大学、辅仁大学、台湾"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世新大学、嘉义大学。第二类,国文系。设立该系的大学有:台湾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第三类,语文教育学系。设立该系的大学有:台中师范学院、台北师范学院、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台南师范学院、花莲师范学院、新竹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第四类,中国语文学系。设立该系的大学有:台湾"暨南大学"、元智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台北大学。此外,还有一些独特的系名,例如铭传大学的应用中国文学系、慈济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包括中文、日文两个专业)、佛光大学的文学研究所(目前只有研究生而没有本科生,故称"所"而不称"系")。上述四类中文系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其内涵大多包括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这与大陆的中文系并无很大差别,只是各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不过也有名实俱异的,比如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十四位专任教师中只有一人是教语言课程的,该系的许多语言课程要请语言研究所的教师来上,真是典型的"中国文学系"。台湾"清华"另有一个语言学研究所,则相当于大陆中文系里语言专业的部分。试看该所开设的主要课程是音韵学、句法学、历史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生理语音学、汉语词法研究、古汉语句法导论、汉语方言专题、国客闽的比较研究等,就可明白。中国文学中包括台湾文学,本是一个毋庸置辩的命题。中文系中可以包括台湾文学的内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所谓的本土意识的驱使下,却出现了在中文系之外另设台湾文学系的动向。有一家真理大学已经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我没有到该系去过,不知它的教学实效究竟如何。但是我觉得如果排除中国语言文学的内容,那么台湾文学系的内涵未免过于单薄,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我曾与许多台湾教授交换过意见,他们也有同感。有一次偶然遇到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陈万益教授,他是全台湾最早倡议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我就此问题向他咨询,他也不赞成办独立的台湾文学系。他告诉我,成功大学的台湾文学所除了研究近、现代的台湾文学外,还有两项主要研究方向,一是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创作,那些作品多半是用日文写作的,现在有人将它们译成中文再进行研究;二是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传说,由于原住民没有文字,所以早期的资料大多保存在荷兰人占据台湾时期用荷兰语记载的档案中,他们准备到欧洲去收集那些资料。我觉得上述内容当然可以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如果以此作为教学内容,尤其是作为本科教学的内容,那实在是不合适的。有些鼓吹成立台湾文学系的人说什么"以台湾文学三百多年的发展史,加之原住民的神话、传说,绝对是结构完整的文学实体,所以,要据此做为大学的文学学程设计,绝对是充分又丰实的",甚至预言所有的台湾中文系都"只有脱胎换骨为台文系一途"(真理大学台文系彭瑞金副教授语,见《文讯》2001年10月号)。这种言论似乎负载了太沉重的政治意图,而不是出于对学术和教育的实际考量。由于半个世纪以来两岸的中文系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如今双方在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上都有一些不同,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台湾大部分中文系的专业中包含中国思想史或经学,而此类专业在大陆的大学中一般都归入哲学系或历史系。例如在台湾"清华"的中文系中,林聪舜教授的专长是魏晋思想、明清思想及"儒学与帝国意识形态";杨儒宾教授的专长是神话思想、宋明理学,要是在大陆的话,他们多半会任教于哲学系而不是中文系。而朱晓海教授虽以研究汉赋、魏晋文学和《文选》著称,但他的第一项专长却是先秦思想史,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多半是专攻秦汉思想史的。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系(成立于1996年),但台湾"东华"中文系的年青教师中,如系主任吴冠宏的专长就是魏晋学术史、玄学与儒学思想;而车行健博士的专长则是中国经学史、汉代思想史和三礼。他们的研究方向可说是非常的传统,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文系里本来是颇多专治经学的教授的。后来大陆的中文系中此类内容逐渐淡出,而台湾的中文系却固守传统。由此而形成的结果是台湾的中文系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思想史或经学方面的修养要比大陆的学生强一些。我在台湾"清华"为研究班讲授"宋代文学理论",本拟介绍一些宋代理学思想的情况,因为它与宋代的文学思想密不可分。但结果发现同学们对理学已有较多的了解,大可不必再作常识性的介绍了。其次,台湾的中文系一般都比较精干,许多系的教师人数不足二十人,所以系下面不再设置教研室一级机构。即使是人数较多的中文系如台湾大学中文系(全系教师有六十多人)和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全系教师有百余人),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台湾中文系的教师们的研究方向和所教课程都无法用大陆的"二级学科"来区分。我们可以说某某是中文系的教授,却很难说他是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教授。例如台湾"清华"的吕正惠教授,我以前读过他的几本关于唐诗研究的著作,我们还在山东大学举办的杜甫研究讨论会上见过面。没想到来到台湾"清华"后,发现他现在的研究兴趣全在中国现代文学,而他的研究生也都以现代小说为论文题目。要是在大陆的中文系,吕教授就不知该在古代文学室,还是该在现代文学室了。此外,台湾的教授们所上的课要比大陆的同行们多,不但是课时多,而且课程的门数也较多。以成功大学的张高评教授为例,他开设的课程有《史记》、《左传》、苏东坡诗、诗选及习作、修辞学、浙东学术、宋金元文学理论等。而且他们一般都要上大一国文,我访问台大的那天,台大中文系主任叶国良教授主持完我的演讲会后就匆匆赶去教大一国文了。叶教授已是年过半百的资深教授,又担任系主任,但还是要讲大一国文的课,因为那是全校学生都必修的课程,需要很多的教师。像大陆中文系里有些根本无需上课的"研究型"教授,台湾是找不到的。第三,台湾的中文系里颇多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师,有的甚至有在西方大学里任教多年的经历。例如台湾"清华"中文系的十四位教授中,就有五人分别获得过美国的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俄亥俄大学和英国的温威克大学、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又如台湾"东华"中文系的两位资深教授王靖献(即著名作家杨牧)和郑清茂,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又都曾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十年以上。所以王靖献的专长中除了先秦文学、六朝文学和现代诗、现代散文以外,还有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而郑清茂的专长中则包括日本文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这样,台湾的中文系教授中颇有精通外语以及西方文学理论者,他们曾在西方的学术环境里浸润多年,对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都有较深切的了解。例如王靖献曾在美国用英文撰写了《Bell and Drum》(《钟鼓集》),运用西方的套句理论来分析《诗经》,虽说结论不一定可信,但是其研究视角非常新颖,在方法论上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我来台后听说他正在台湾"东华"任教,当我应台湾"东华"文学院院长颜昆阳教授的邀请去访问时,非常想向王教授当面请教关于套句理论的情况。可惜他恰巧到美国休假去了,失之交臂。又如东海大学的系主任洪铭水教授,出身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他的博士论文《The Romantic Vi-sion of Yuan Hung-tao, Late Ming Poet &. 11评家袁宏道的浪漫视野》》中颇多运用现代文艺理论之处。反观大陆,老一辈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大多已经故去,而年青一代的留洋学子则尚未大量归来,所以我们的中文系里非常缺少精通外文及外国文学理论的教师,这种情况也许要过若干年后才能得到改变。来台后经常有人问我,大陆的学生与台湾的学生有什么不同?我总是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大陆的学生更用功一些。"因为台湾的学生受到外界的诱惑更大,玩乐的机会更多,所以用来读书的时间就少了。但是当别人问我对于台湾中文系教授的看法时,我就难于作简单的回答了。要论治学之专精程度的话,台湾的教授似乎比大陆的同行稍逊一筹;但若论视野之广阔,则台湾的教授稍占上风。其原因有三:第一,上文已说过台湾教授们上课的任务较重,此外他们还比较热衷于社会活动。政治大学的唐翼明教授成长于大陆且在武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对两岸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告诉我台湾教授很少有人能像大陆同行那样用很多时间来做学术研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瑞腾教授则告诉我,他本人对社会上的文学创作及文化活动非常有兴趣,所以有不少精力花在校外活动上。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教授则认为学者应该对社会有较多的关怀,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我的学术研究上,总觉得人生不够充实。所以他邀请了几位同行合作编写新的中国文课本,因为台湾的中学教科书采取多元化的做法,没有统一教材,如今被各家中学采用的国文课本就有五六种之多,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大学教授编写的。此外,台湾的教授们对新闻媒体和出版事业也很有兴趣,许多人兼任出版社总编之类的工作。第二,台湾的教授治学兴趣比较广泛,像佛光大学的龚鹏程教授的研究范围遍及文学、史学和哲学,那也许是个特例,但是研究范围突破大陆所说的"二级学科"的教授则在在皆是,就以我所认识的人为例,台湾"清华"的胡万川教授研究古代文学(《红楼梦》、话本小说)和民间文学,东海大学的许建昆教授研究古代文学(古典小说、明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玄奘人文社会学院的沈谦教授研究古代文学(《文心雕龙》)、语言学(修辞学)和比较文学(林语堂和萧伯纳),至于研究方向打破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则几乎是台湾学界的常态。第三,台湾地方较小,全台湾从事中文教学的总人数远远少于大陆。大陆的学界学会林立,以古代文学为例,不但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断代文学各有自己的学会,而且一个作家就可形成一个学会(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一本书也可形成一个学会(如《文心雕龙》、《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即使这样,各个学会开年会时仍会有许多人参加。而在台湾则不可能出现上述景观,台湾有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现在仍在活动),我没有参加过该学会的活动,但不难想象,当该学会举行学术活动时,会给从事不同方向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这正是大陆同行所难以获得的良好条件。也正因如此,台湾中文系的同行们大抵互相认识,常有见面的机会,他们还常在其他学校兼课。甚至连学生们也对外校的教授们有所了解,他们还可以异地、异校选课,我给台湾"清华"研究班开的"宋代文学理论专题"课上,就有一个"中国文化大学"的研究生每周都从台北跑到新竹来旁听。这样,台湾的教授们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研究方向的同行,从而得以开阔自己的视野。那么,台湾学界的研究实绩又如何呢?我来台后很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台湾"清华"图书馆里读台湾同行的著作,可惜时间有限,所读的书也有限,为免挂一漏万,特推荐一本台湾学者的综述给读者。学生书局2001年出版了《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书,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此书由龚鹏程主编,各节内容及撰稿人如下:此书以时间为经,以研究方向为纬,对两岸分隔以后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综述,凡是重要的研究者与研究成果乃至两岸的学术交流都有涉及,所述相当全面(美中不足的是未及先秦文学及近现代文学的内容),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本人更感兴趣的是书中所体现的价值评判,尤其是关于80年代的那篇综述中所流露出来的危机感。连文萍(东吴大学副教授)说:"80年代以后,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受到大陆学术资料及西方文学理论引进的强烈冲击,也面临着比较文学界争夺解释中国古典文学发言权的挑战,还在本土化思潮下面对台湾文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压力,这些现象,是不是代表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丧失了主体性、研究特色或是研究空间,而面临了重大的危机呢?其实,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天空是更自由、更开阔了,足以让任何学科、任何学术意见或是任何学者挥洒,而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不在于别人,而在于自我的省察与提升不足,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文学界应该更加思考与努力的。"此文痛切地指出了台湾中文学界所面临的危机,同时又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所言相当中肯。台湾的中文系向何处去?2001年8月30日由《文讯》杂志社在台北举行了一场名为"中文系的挑战与变革"的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央大学"的李瑞腾、康来新,佛光大学的龚鹏程,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淡江大学的赵卫民,东海大学的洪铭水等六位教授。座谈会的记录后来刊登在《文讯》2001年10月号上。该刊同期还组织了十二位在任的中文系主任就同一话题进行笔谈,他们是:辅仁大学的王金凌、台湾"东华大学"的吴冠宏、台北大学的吴顺令、东海大学的洪铭水、世新大学的洪国梁、慈济大学的胡衍南、中兴大学的陈钦忠、新竹师院的张成秋、彰化师大的黄忠慎、真理大学的彭瑞金(代陈凌)、嘉义大学的傅荣珂、台湾"暨南大学"的杨玉成。上文所说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书主要是指学术研究而言,而座谈会与笔谈则更多的关注中文系的教学,即如何面对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培养学生,中文系究竟应如何面对时代的前进而作自我调整。这些意见虽然不能涵盖全台湾中文系的动向,但是非常有代表性,下面分别进行介绍。座谈会参加者的话大多是泛指台湾中文系的情况而言的,概括地说,他们的意见有如下几点:一是要加强中文系学生的基本功的训练,曾任台大学务长的何寄澎认为中文系学生应强化中文和外文学习,并提倡扎实地阅读经典。洪铭水则以他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验说明培养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康来新还介绍了大陆的写作课程。赵卫民则强调中文系的学生应该重视西方理论的学习。二是要对中文系的传统学科结构进行调整,龚鹏程提出两项对策,一是把一部分传统的内容"拆解"到历史系和哲学系去,从而强化中文系的专业性质,二是调整传统课程,使之更适应社会需求。笔谈参加者的话大多是特指某个中文系的情况而言的,所以各说各的,充分体现出台湾社会多元化的倾向。比如上文提到彭瑞金主张中文系"脱胎换骨为台文系",而吴顺令却认为:"中文系的内涵本就不排斥台湾文学,从地缘与文学特质来看,中文系的课程都应包括台湾文学,尤其是指在台湾所设立的中文系,但因为中文内涵浩瀚,文学资产丰富,如果为了加强台湾文学而影响其他文学领域课程,这对中文系的发展是不利的。"张成秋则认为:"现在一窝蜂地搞台湾文学,这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特殊现象。其实,台湾文学就是一种方言文学,它和四川方言、广东方言、吐鲁番方言文学一样,都有它的局限性。少数教授有兴趣搞,那是他个人的事,整个中文系没有必要跟着他们跑,一起凑热闹。"我觉得吴、张二人的意见相当中肯,这也是我所见过的大多数台湾教授的共识。此外如洪铭水、黄忠慎主张强化应用性课程的建设,陈钦忠认为应兼顾基本学科与社会需求,都不失为明辨慎思之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年轻的中文系却提出了非常成熟的思考,台湾"东华大学"的中文系只有短短五年的历史,它的系主任吴冠宏也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也许是得到了该校文学院院长颜昆阳及王靖献、郑清茂和王文进几位资深教授的协助,他提出的构想相当切实可行:"中文在应用面的开拓,一直是本系经营多年的特色之一,因此媒体与采访、新闻写作、文学传播不仅是叫好叫座的重点课程,未来也会持续开设,使文学得以回应于生活的实际操作层面。……只是本系虽然十分强调现代文学之重要、文学应用之必须,却深知若无古典文学的熏染,急于应用或一头栽进本土化的风潮当中,终是昙花一现或热闹一场而已。……是以经典课程的强化也是本系的课程重点。"我到台湾"东华"去访问时特地向吴冠宏要了一份该系的课程表,发现他们的大学部开设的应用性课程有现代文学写作(分成散文、小说和剧本三门)、报导文学专题、应用文书、平面媒体编辑、新闻采访写作、文学传播等,基础性课程中除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文学史、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必修课以及诸如《楚辞》、《诗经》、《易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杜诗、陶谢诗、《文心雕龙》、《红楼梦》等大量的选修课外,还有读书方法、中国神话、西洋文学批评导论、文学社会学、文学解释学、东西比较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专题等很有特色的课程。而在硕士班课程中则有国际汉学、区域文学与环境关系、中国诗用学、日本汉文学、故事学、神话学等特色课程。一个建系才五年、教师人数才十七人的中文系竟开出这么丰富且有特色的课来,真是令人吃惊。我觉得像台湾"东华"中文系这样不赶时髦,脚踏实地往前。走,才能代表台湾中文系的未来。台湾没有重点大学或重点学科的说法,大学或系科也就没有明确的排行榜。就中文系而言,人们心目中的名次主要是依入学新生的考分和在"国科会"获得项目资助及研究成果奖励的数目来决定的。台大当然是龙头老大,政治大学和台湾"清华"等校紧跟其后。至于原为台湾中文教学重镇之一的台湾师大,现在似乎不太被同行看好。不知何故,我此次在台逗留了五个月,却一直未有机会到台师大去。虽然曾在酒宴上与台师大中文系主任傅武光教授见过面,但未能深谈。经常听人批评台师大的学风过于保守,也不知实情如何。手头有一份台师大国文研究所的《中国学术集刊》(2001年),共收论文十九篇,其中关于现代文学的只有三篇,而关于古典文学或古代学术的却有十六篇,其中如《焦循定稿仲轩易义解诂写钞本考释》、《史记述周易探微》、《郑注昏礼之研究》、《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四篇成书年代考》等,确实体现出非常传统的治学风尚。如果拿"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的《中国文学研究所论文集刊》(2001)来对照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后者共收论文八篇,关于古典文学的只有两篇,其余全是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而且包括下列题目:《山水亭:台北的文艺沙龙(1939-1955)》、《文学咖啡屋之初探﹣﹣文学副刊与网络网际之互动》、《科幻杂志<幻象>之研究》等。它们简直可说是台湾中文系治学风尚的两极。人们对台师大的学风颇有微词,但我倒觉得在台湾四十个中文系中能有一家保留非常传统的学风,并不是什么坏事。学术也与文学创作一样,要是大家的学风都高度的一致,恐怕也会出现"弥望皆黄茅白苇"的单调景观,那绝不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近年来两岸的学术交流逐渐增多,我在台期间就意外地遇到了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和苏州大学的马亚中教授,他们分别在佛光大学和东吴大学讲学。我访问"中研院"中国文哲所时又会晤了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的陈友冰研究员,他正在与台湾学者合作编撰关于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专书。后来我又在台湾"清华园"里遇到了来台作短期访问的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和安徽师大的余恕诚教授,而东海大学的李立信教授则在台中与我会面后即渡海到南京大学讲学去了。但愿这种交流日益扩大,这对两岸中文系的发展都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