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一对冤家|坡子街•刘阿兰
文摘
文化
2024-11-06 06:50
江苏
我的父母,年少时是一对冤家,吵架拌嘴是常事。父亲个矮家贫,母亲家乡受灾逃荒于此,在善良能干的奶奶竭尽所能地招待下,二十岁失去双亲的母亲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留了下来。自此,大龄的父亲有了一个家。不知是兴化一南一北生活习惯的不同,还是父亲识字(小学毕业,爱看书讲故事)、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的文化差异,从我记事起,每天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醒来,在父母的争辩声中入睡。懵懵懂懂,谁是谁非,我们姐妹概不参与,任由他们此起彼伏。争吵声成了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如果哪天听不到,那肯定是有一方出远门了。吵架的内容五花八门,吵架的方式千篇一律。为父亲坚持书本指导、母亲坚信村民传言的种田方法而吵;为父亲浇了大粪或打了农药不知清洗、带着一身气味到家而吵;为父亲邀请村干部在我家碰头(聚餐)、母亲嫌弃一片狼藉需要收拾而吵……大到屋梁木头锯不锯、砌多大房子合适,小到母亲切菜就着菜篮子、不知保护篮底,常常是互不相让。母亲拉衣扯袖、咬牙切齿、不依不饶,父亲满脸通红、青筋暴突、唾沫横飞。父亲吵急了常常是“滚、滚、滚”地出口,母亲吵急了常常是哀号哭诉,经常给人以日子快过不下去了的感觉。父亲扬言要去寻死,母亲回言“死了清净”,这是我听到最为恶毒的一次吵架。吵归吵,父亲从不动手。每次父亲对待母亲娘家兄弟们还总是热情好客,借钱借粮,倾其所有,因此舅舅们也总是向着父亲说话。我一直认为父母间没有丝毫感情可言,只是凡间搭伙过日子。吵架随着我们长大、家庭经济好转慢慢变少,至父亲患病后终止。75岁那年,父亲罹患脑瘤。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被姐姐接到无锡住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终因城里生活不惯、干扰子女正常生活,决定回家独自照应。尽管我们节假日偶尔抽空回家、同村的妹妹经常晚上去搭把手,但我深深知道年迈的母亲照料瘫痪在床的父亲已是力不从心、疲于应付。父亲肿瘤已扩散、无法言语,为方便母亲服侍,最后的日子一直睡在沙发上,父亲无意识地“胡言乱语”,经常敲打墙面、抠沙发皮,以减轻疾病带来的疼痛。碰到他后脑勺明显突出的瘤子,父亲只是下意识地避让,却从不哼叫。看着病态中日渐消瘦、意识日渐模糊的父亲,母亲深知父亲时日无多,说话做事轻柔了许多,生活的节奏从繁忙的农事劳作变成了日相厮守,时光一下子慢了下来。粗枝大叶的母亲一改往常,时刻小心翼翼,温情一下子回来了。后来,父亲渐渐不能咀嚼硬东西了,母亲每天雷打不动给父亲炖个蛋加强营养,泡些牛奶麦片、杂粮粉,炖点鱼汤、排骨汤等流质,帮他围上围兜,像喂婴儿般一勺一勺小心地喂给他吃。两顿中间还经常添加副餐,把香蕉或橘子等水果切(掰)成一小块一小块送到他嘴边,吃完了帮他擦擦嘴。除了小时候见过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纳鞋底、补衣裳,从没见过母亲如此耐心、细致地做过事。随着病情的加重,父亲大小便已无法自主排出,需要人工辅助。由于极度不适,父亲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导尿管拔掉,随着导尿管出来的还有一摊鲜红浓厚的血液,令人触目惊心、于心不忍,母亲常常是眼泪汪汪、束手无策、心疼至极。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父亲的双手被套上了手套,且在手腕处用绳子绕一圈打个扎实的结。父亲不能言语,茫然无助的眼神令我们心如刀割、爱莫能助。在医生的指导下,父亲每次大便,一向爱干净的母亲都得强忍着将剪开的开塞露尖头狠心戳进父亲的肛门,随后在一旁等着,等有情况时,用纸包着粪便捏走。干便时还好,稀便稍不留神就会弄得床单上都是,母亲一边絮叨一边动手收拾。不敢想象,我们不在母亲身边时,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有次母亲让我试着用开塞露,我试了半天,愣是没敢下手。我们姐妹曾多次建议请同村人做护工,但母亲坚持不让,亲力亲为。理由一是舍不得子女破费,二是对外人的护理不放心。瘫痪的父亲除了排便问题,为他洗澡也是个大难题。打开空调、取暖器,床边放上澡桶,打上温水,母亲和我一人架着父亲一边身子慢慢移下地,可父亲一脸惊恐、两腿绷得僵直、不肯挪动,需一人扶着他的身子一人用手搬动他的腿才能向前,即使父亲此时已经瘦骨嶙峋、不足百斤,但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将父亲架着躺在桶里。洗完澡、穿好衣服、架上沙发,我和母亲已是浑身湿透、气喘吁吁。父亲最后的一百天,虽饱受着疾病的困扰,但有母亲的精心护理、深情陪伴,我想父亲应该是欣慰的、幸福的。由于异地工作,我参与父亲的护理屈指可数,想来甚是遗憾。离世后一年内,母亲几次到父亲的坟上哭诉,将独自一人生活的委屈一股脑儿数落出来。
(2024年11月5日《泰州晚报》7版)
刘阿兰 兴化人,从事过教育、文化、工会工作,现从事残疾人服务工作,是一位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的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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