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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某天一早，刚到办公室坐下，领导就打来电话，语气急促，称有要事会商。匆匆跑进会议室，开发区规建局几位同志齐整整坐着，旁边还有街道和村居的工作人员。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这么着急，主持会议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开始介绍情况。原来是拆迁引发的争议。园区和街道共同实施了一个动迁项目，安置早已结束，但偏有一户不服气，说搞错了！错在哪里？程序并无瑕疵，镇村干部跟着补充，说，协议真的是双方谈妥后自愿签署的。拿来材料一看，我明白了。协议其他内容确实没问题，但有一处硬伤，其中约定的安置户型和面积所涉条款进行了涂改。按理说，通常操作模式，是重签协议，或者另签补充协议。偏偏经办人粗枝大叶，直接在材料上涂了几笔，改好了！现在的状况，是对方非要原先承诺的房屋，可那一栋，早已安置给了其他居民。此时，有人问，改动协议调整户型和面积，有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答，当时同意了，但现在对方反悔，说根本不知道改动的事。双方交涉过几轮，拆迁户给出两个选项：要么把已安置给别人的房屋再要回来，要么给房屋实际价值几倍的补偿。第一个选项自然没戏，人家不但领走房屋，而且已经搬了进去。第二个，更不要提，多给补偿？这是公款，谁敢乱做主？僵持一段时间后，这户倔强的人家果断采取措施，把管委会、街道和村居一并告上了法庭。事已至此，只能应诉。今天开会，重点只为讨论一桩事，谁来代表单位出庭？我在会上建议，由规划建设部门出庭为宜，他们熟悉相关政策法规，或者，让当时主持拆迁协商的人去也行，毕竟了解内情。结果是，除了我本人，所有与会同志异口同声，推举我去代表被告出庭。理由很简单，你懂法！揉着隐隐发酸的太阳穴，我收拾材料回到办公室，开始清理头绪。来回捋了几遍，找到两处疑点，这户坚决不要的房屋，钥匙在哪里？协议中约定的拆迁补偿款，有没有兑付？我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钥匙在协议签完后当场被拆迁户揣进了口袋，至于补偿款嘛，更是早领走啦。理完头绪，我隐约觉得，该去引发争议的那户房子实地看看，到现场后发现，防盗门换成了新的！问隔壁邻居，说一个月前有贴瓷砖的进来，后来，木工也来了，但没几天又撤了，不晓得什么原因。有热心人插嘴，给介绍情况，听说他们家来了个亲戚，让装修工人先停了！回到办公室，又找社区的人聊了几句，答案初现端倪，心里有谱了。两周后，正式开庭。真没想到，第一次出庭，就是充当被告。原告代理人是名中年女性，据说是专程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法庭调查阶段，我主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拆迁协议涂改处没有对方的笔迹，但原告已经以其实际行动接受了安置条件，也就是说，默认协议成立了。原告席传来声音：“瞎说！我根本没要！”这个回答正巧，我接住后直接提问：“如果你拒绝接受，怎么会领取拆迁款呢？如果真不想要，房子钥匙又怎么会在你家里？”原告席沉默了片刻，继续反驳：“那个钱，根本不知道谁打给我的，钥匙是他们硬扔到我兜里的！”面对这个回答，我毫不意外。带着开庭前摸排到的信息，我抛出下一组问题：“你说街道的人硬塞钥匙，那么为什么会进这套房子启动装潢？协议签了这么久，你才想起来不要这套房子……”庭审持续了两个钟头，刚出大门，看到原告从一旁走过，我叫住他：“老杨，你编故事，能瞒得过法官？”他起初不吭声，拿眼瞪我，接着，哼哼唧唧道：“都怪我那个侄子，说从大城市请来的这个律师，保证打赢官司，包我们能挣一笔！”回单位后，我梳理完相关材料，呈交负责人。结论是：相信事实，等待法院判决。不久，法院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大家都以为，此事画上了句号。大约过了三天，我们又接到了中院发来的起诉书副本！还是那个拆迁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这次我抢在其他人强行推荐之前，亮明了观点：求你们，别再让我当被告了，委托一名律师出庭吧。谨慎起见，最好带上拆迁组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确保讲得清楚。几十天后，我们再次等到答案，并无意外，法院在查明全案事实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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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8日《泰州晚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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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治 曾用笔名“二当家”，主业法律民工，业余爱好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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