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写作 | 卡佛:小说不需要与任何东西有关

文化   2024-10-06 19:41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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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茶几


知识写作 | 世界知名作家访谈摘录


本文取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部分内容。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


《巴黎评论》:你小说的来源是什么呢?
卡佛:我感兴趣的小说要有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线索。我没有一篇小说是真正地“发生过”的,这不用多说,但总有一些东西、一些元素、一些我听到的或看到的,可能会是故事的触发点。
这里有个例子:“这将是最后一个被你毁掉的圣诞节!”听见这句话时我喝醉了,但我记住了它。后来,很久以后,在我戒了酒以后,我用这句话和一些想象的东西想象得如此逼真,就像是真的发生过的一样,我构思了一篇小说《严肃的谈话》。
我最感兴趣的小说,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是契诃夫、巴里•汉纳、理查德•福特、海明威、艾萨克•巴别尔、安•贝蒂和安妮•泰勒的,它们某种程度上的自传性,至少是参照性,都能打动我。小说不管长短,都不会是空穴来凤。
当然,当你把自己的生活写进小说时,你必须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必须有足够的胆量、技巧和想象力,并愿意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说出来。小的时候你曾被反复告诫要写自己知道的事情,除了你自己的秘密,还有什么是你更清楚的呢?但除非你是个特殊的作家,并且非常的有才华,否则一本接一本地写“我生活中的故事”是很危险的。作家的写作手法过于自传化是一种危险,起码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一点点自传加上很多的想象才是最佳的写作。
《巴黎评论》:你的人物可曾努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卡佛:我想他们努力了,但努力和成功是两码事。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成功,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而另一些人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是那些最想做的事情,还是支撑你生命的大事小事,他们总是不成功。
去写这样的生活,写这些不成功人物的生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我个人的大部分经历,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和后面说的情形有关。我想我的大部分人物都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点意义,但同时他们却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就像许多人那样,他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并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了。
他们的生活,那些在他们眼前破碎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做些纠正,但做不到,此后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你总在不断地写你的小说吗?
卡佛:我写作时,每天都在写。一天接一天,那种感觉真好。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就像约翰•阿什贝利所说的,“日子像桨轮一样”。
当我不写时,比如现在,近来一段时间教学任务缠身,我就像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一样,一点写作的欲望都没有。我染上一些坏习惯,晚上不睡,一睡就睡过头。但这没什么,我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我很早以前就被迫学会了忍耐。如果我相信征兆的话,我估计我的征兆和乌龟有关,我的写作是间歇性的。但当我写作时,我一坐下来就会写上很久,十、十二或十五个小时,一天接一天,这种时候我总是很开心。
可以理解,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修改和重写上面。我最喜欢把一篇写好的小说放上一段时间,然后把它重写一遍。写诗也一样。写完一个东西后,我并不急着把它寄出去,我有时把它在家里放上几个月,这里弄弄,那里改改,拿掉这个,加上那个。
小说的初稿花不了太多的时间,通常坐下来后一次就能写完,但是其后的几稿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有篇小说我写了二十稿还是三十稿,从来不低于十到十二稿,看伟大作家作品的草稿既有益也能受到激励。我想到了那张属于托尔斯泰的排版用活字盘的照片。
我在这里是想举一个喜欢修改的作家的例子,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么做,但我知道他经常这么做,他总在修改,清样出来了还在修改。他把《战争与和平》重写了八遍之后,仍然在活字盘上更改。这样的例子会鼓励那些初稿写得很糟的作家,比如我本人。
《巴黎评论》:你写作的方法有过变化吗?
卡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谈些什么》里的小说是有点不同。从故事的每个细节都被雕琢过这点来说,这是一本自我意识太强的书。我对这些故事所做的推敲是我从未有过的。当我把书稿交到出版社后,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什么都没写。这之后我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大教堂》,我感到不管从观念上还是操作上讲,都与我以往的小说完全不同。我猜它在反映我写作方法变化的同时,也反映了我生活上的变化。
我在写《大教堂》时感到了一种冲动,感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原因”。它和早期的小说不同,写它时我有种开窍的感觉。我知道我在另一个方向走得足够远了,把所有东西删减到不只是剩下骨头,而是只剩下骨髓了。再往前走—写和发表那些我自己都不愿意读的东西,就是死路一条了,这是真话。
上一本书的一篇书评里,有人称我是“极简主义者”。那位评论家的本意是恭维我,但我不喜欢。“极简主义者”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我不喜欢这个,但这本新书,这本名叫《大教堂》的新书里的所有小说都是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在每篇小说里我都能感到这种差异。
《巴黎评论》:你写的东西有多少最终要被删除掉?
卡佛:很多。如果小说初稿有四十页,等我写完通常只剩下一半了。不仅仅是把东西去掉和缩短篇幅,我去掉很多.但也加进去一些,加一点.再去掉一点。加加减减,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巴黎评论》:你现在的小说篇幅似乎长了一点,也更加丰满了,你修改小说的方法发生了变化?
卡佛:丰满,是的,这个词用得很恰当。是这样的,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学校里有个打字员,她有一台“太空时代”的打字机,一部文字处理器。我交给她一篇小说,打出来后我取回那份整洁的稿件,我标上想要修改的内容后再把稿件交给她,第二天我就能取回,又是一份整洁的稿件。然后我再在上面做任意的修改,第二天我又会拿到一份整洁干净的稿件。这看上去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那位女士和她的文字处理器。
《巴黎评论》:名声使你有怎样的改变?
卡佛:这个词让我感到不自在。你看,我开始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那么低—我是说一辈子写短篇小说能有多大出息?酗酒已经让我瞧不起自己了。这些随之而来的关注不断地让我感到惊讶。但我对你说,自从《我们谈些什么》被接受后,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随之发生的所有好事都促使我去写更多和更好的作品,这是个极好的鞭策。当好事来临时,我正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的时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到更加强壮,对未来的方向也更加确定了。所以说“名声”一或者说这个新得到的关注和兴趣是个有益的东西,在我的信心需要增强时,它增强了我的信心。
《巴黎评论》:你希望你的作品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觉得你的写作会改变他人吗?
卡佛:我真的不知道,我很怀疑这一点。不会有什么深刻的改变,也许什么也改变不了。归根结底,对制造者和消费者双方而言,艺术只是一种娱乐形式,是吧?我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和打桌球、玩牌或打保齡球是一样的,我想说它只是个不同的、层次高一点的娱乐活动。我并不是说它不包含任何精神养分,当然包含。
听贝多芬协奏曲、在梵高的一幅油画前驻足或读一首布菜克的诗,与打桥牌或打了一场得了高分的保龄球所获得的快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艺术终归是艺术,但艺术也是一种高级的娱乐。我这么想有错吗?我不知道。但我记得二十几岁时,在读了斯特林堡的剧本、马克斯•弗里施的小说、里尔克的诗歌,听了一整晚巴托克的音乐和看了电视上关于西斯廷教堂与米开朗基罗的专题后,都会有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的感觉。
你不可能不被它们影响,不被它们改变,不可能不因此而变成另一个人。但不久我就发现我的人生根本就不会改变,我一点也感受不到这种变化,不管它是否能够被察觉到。我终于明白艺术是一个有闲暇和闲钱才能追求的东西,就这么简单。
艺术是一种奢侈,它不会改变我和我的生活。我想我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艺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不会。我根本不信雪莱荒谬的鬼话,说什么诗人是这个世界上“不被承认的立法者”。这是什么鬼念头!伊萨克•迪内森说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这个我赞成。那些靠一篇小说、一部话剧或一首诗就能改变人的世界观甚至人生观的日子即使有过,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写一些关于生活在特定状况下的特定人群的小说,也许有助于对生活的某个侧面有更好的了解,但恐怕也只有这一些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诗歌也许不同,苔丝收到过读了她诗歌的人的来信,说这些诗歌把他们从想去跳悬崖跳河之类的绝望中挽救了回来。但这是两码事。好小说是一个世界带给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本身是没错的,我觉得,但要通过小说来改变事物、改变人的政治派别或政治系统本身,或挽救鲸鱼、挽救红杉树,不可能。如果这是你所想要的变化,办不到。
并且,我也不认为小说应该与这些事情有关。小说不需要与任何东西有关,它只带给写作它的人强烈的愉悦,给阅读那些经久不衰作品的人提供另一种愉悦,也为它自身的美丽而存在。它们发出光芒,虽然微弱,但经久不息。

人物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
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
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
1983年获米尔德瑞──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
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奖;
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
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
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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