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旺，大平掌，三棵桩，一直是我几十年来的一块心病。
说魂牵梦萦，有点做作；愧疚，不敢面对，想遗忘，却总是时时想起。
多少次，在做各种发财梦时，我都会想到：有朝一日要拿一笔钱回勐旺大平掌和三棵桩，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必要的报答!
那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既能安慰自己，又能收获赞叹。
万亩茶园景色
可还是应了那句俗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几十年来我闯了很多地区，缅甸掸邦，泰国，老挝。我除了收获一肚子的故事和国际田野调查的资料，还是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有时要靠朋友的接济才能保证日子不过于窘迫。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谋生，哪怕蹲着端住粗慥的饭碗，让我自负的是我的脊梁没有弯过”。
这种自命清高的酸文人脾气，其实也决定了我无法真正融入商场的宿命。一个成功商人首先要善于钻研路子，敢拼杀，还要受得委屈，再加有眼光能坚持，才会赚到钱。
“挺着腰杆把钱挣了！”除非官二代富二代。靠自己从底层打拼的农N代，何其难也。
但我的起点还是比普通农民要高，因为我以前干部学校老师的身份，在西双版纳不少地方都有掌点权的学生，他们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帮助我，就会有比较宽的路可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退职不算错，没办法在版纳开辟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是可以定位成“把好牌打烂”的典型。
只能自我安慰：我的目的是为真正了解社会深入社会。于是从退职那年开始，就开启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浪模式。而对于帮助过自己，又没能回报对方，有时可能还给他带来麻烦时，又陷入长久的内疚。
人呀，情感，品行，和你真实干过事情的后果，是多么难统一!
我与大平掌，三棵桩的渊源，是我退职后一系列失败的主要起点。
2023年5月初的这次相聚，三棵桩的一个村民听了我的讲述后评价：本来以为要在这里捞到第一桶金，结果是捞到半桶没用的沙。
是的，是粗砺的沙砾，随时摩擦着我的记忆。
一． 那年我退职去种甘蔗
三十四年前我义无反顾地退职下海，底气就是准备在勐旺经营一个百亩甘蔗种植基地。
我于当年暑假悄悄去实地调查，认真走访那些种植户，知道了种一亩甘蔗的各项成本，销路，资金来源（可以从信用社贷款）等等；算出一亩甘蔗最低利润，百亩能赚到我当年工资的几倍，才最后做决定的。
在和学校领导一通不算复杂的扯皮后，他们同意了我的退职申请。背着简短行李，甩着空手直接北上，在老赫和阿四两个好兄弟的直接协调帮助下，开始了看似简单，却困难重重的种植基地开辟工作。
铁皮房上方的那小山包是当年我的一片甘蔗地，现在好象放荒了
几十年后回过头来总结，我的失败有几个客观原因：
1.地不好找，特别是一百亩连在一起的荒地在乡政府附近已经没有，于是翻山越岭走半天到大平掌村公所，结果折腾几天才找到四块不相连的地，满打满算不到80亩。
2.大平掌到勐旺的大路只能通行手扶拖拉机，要通行五吨以上的拉甘蔗大拖拉机，几座桥梁要加固，只能我基地来出这笔费用。
3.大平掌基地要挖出两段五百米左右的路，才能把甘蔗种拉进去，这又是几乎与学大寨相似的开山辟路工程，买炸药，人挖肩扛，花了不少钱。
这山路就是我带着外地包工队开劈出来的
4.大平掌比较偏僻，外地民工不愿进来，都只想在勐旺乡政府附近干活，到这里工钱要比较高，本地人来干短工，价钱也必须更高。
5.四块地分别在大平掌和三棵桩，相距六公里，工棚必须盖两间，又多出费用。
等把所有的地种好，贷到的15000元的资金已经基本用完，而原先我调查的数据是100亩地种植好，成本不到1万元，剩下的是计划作为管理者工资。
结果不到80亩的地就把资金用完，管理人员已经没办法雇，何况也没有外地人愿意来干，本地人各有活计，谁也不愿来当甘蔗管理员。
只拉住一个叫李大的小兄弟勉强守了下来。
我当年的“场部”现在成了一个小寨子
二． 盲流人员
李大是墨江来的“盲流人员”。这是八，九十年代西双版纳出现频率很高的特殊名词。因为那时西双版纳属于特殊管理的边境地区，内地人要来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没有通行证的外地农民偷渡进来，躲在森林开荒种地，被称为“外地盲流人员”，版纳森林公安和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到处清理这些破坏森林者。于是我在勐旺搞调查时就经常听当地工作人员抱怨清理盲流人员的困难：“这些背时弩打的盲流，我们把他们从森林里赶出来，送上汽车，拉到他们家乡；可是等我们回到勐旺没几天，他们已经在另外一片森林里开荒了，一个小家庭就要毁几十亩森林，好痛心啊。”
“背时弩打”是当地土话，等于内地：“挨千刀的”。
勐旺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和茶叶后，这些盲流人员从森林里走出来，被各种植场招去干活，拿工钱，有工棚可住，身份被叫成“包工”，不再被驱赶。于是有人就开始长远打算：希望在版纳落户，脱掉“盲流”帽子。
我的基地小，又偏僻，没法收到这样的人员，而李大和三棵桩人相处得好，种种原因他对我也言听计从，我内心也把他当兄弟对待。
面对着冷清下来的种植场，我无事可做，就对李大交代：你守好基地，我去外面找其他生意，赚到钱再来投入基地。
他憨厚地点了点头。
这样的盘山路现在很少看到了，居然还保持了当年的样子
当年春天我东奔西跑，一事无成，靠着以前几百元存款勉强维持生活。在阴雨连绵的夏天我坐拖拉机进勐旺，步行8公里浑身湿淋淋地摸回基地，想象着甘蔗地已经密密麻麻长得半人高。结果看到的却是每片地的甘蔗苗都是稀稀拉拉孤立着！就算都健康成长，砍下来连原甘蔗种都拿不回来。
我全身从头凉到脚，已经没有任何信心再坚持下去，在没办法说清，也不好意思说清楚的窘迫中落荒而走，整个烂摊子就丢给合伙人---大平掌村公所的周主任和李会计。
而李大，自己在三棵桩打零工度日，后来还在当地成家落户，有了子女。我离开后的几十年，会时不时想起李大那憨厚样，想起他抽水烟筒的陶醉表情。直到前几年相关朋友告诉我：李大烟酒过度，去世了，才50多点。我内心象被粗沙磨了一下，暂时放弃“等发了大财再去补报给他们”的幻想，尽自己能力给他家属寄去1万元。
是补偿什么？我都说不清楚，算是自己安慰自己吧。
细细追究起来，自己这种一走了之的不负责任行为，伤害最大的当然是大平掌村公所。
李会计的家
三． 他们坚持了下来
我当初去大平掌开发甘蔗基地，得到乡政府和信用社的积极支持，原因是大平掌的甘蔗种植没法推广，我去搞个基地会起带头作用。村公所也积极支持，阿四凭着乡干部身份和大平掌人的私人感情，协调的结果就是签了个对我压力不大的合作协议：大平掌不收土地租金，有收入各分一半利润，资金由我掌握。
理由是，我是来为大平掌开发，要给优惠条件，再说我以前是干部学校老师，懂政策，不会乱来。
不乱来不等于能把事情办好，在碰到种种困难时，比如当地群众把外地包工挤走，然后和我漫天要工价，我除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叹息中，眼睁睁看着种植基地开发成本噌噌噌往上涨，很快就把钱用光了！
近80亩甘蔗种下去，哪怕产量只有其他种植场的一半，那也能收回部分成本，第二，三年不需要再种，只要管理好，松土施肥，会比第一年的产量高，那完全可以转亏为赢。可我没有想到长势会那么糟糕！随便一估算就知道根本没办法维持下去。
李会计的车，可以围着房子转圈，旁边还有菜园，足见地基之宽
几十年来我一直搞不明白在土地肥沃的地方种甘蔗，深耕细作，化肥该放的都放了，居然长不出来。我只能用宿命来解释：所谓人倒霉时喝凉水都会塞牙，盐罐都会生蛆。直到这次和李会计聊起来，在酒盖脸的前提下我问了他一些细节。两人得出初步结论：
长不好是因为种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标准埋下足够的甘蔗种，在我监督不到的地方，本该放十根甘蔗，来干活的人只放五根，土一盖也看不出来底下到底埋了几根甘蔗种；许多当地群众连偷带抢把甘蔗拉去自己家园子栽种；没有管理员，苗刚长出来又被牛吃了不少，那些防牛沟根本就防不住越野能力很强的当地牛。
“我走之后你们怎么收拾这个摊子？”我最终还是问出了最难以启齿的问题。
“支书不管，我和周主任扛下来，想办法补种，加上第二年许多人都开始大种甘蔗，糖厂自然进来扶持，我们俩又推出一个硬措施：直接把化肥施放在牛容易进的地方，公开宣传：村公所甘蔗地摆放着化肥，牛误吃了就死！各家管好自己的牛，否则不要来怪村公所！这一遭果然有效，特别是各家各户都种了甘蔗，自然就把牛管起来啦。那个贷款，乡政府象征性扣了我们两人几个月的工资，那时村干部的工资也不到一百元。再后来新的乡领导还是给我们每人发了奖金，算是把罚的钱补给我们啦。”李会计不喝酒，平静地象在讲别人的故事.
“你走后没有几年，在政府指导下来这里开辟万亩茶园，各种资金和外地劳动力都进来，交通也开始改善，你当年碰到的许多困难都解决啦。甘蔗种了几年，糖厂垮了，甘蔗地改种其他作物。我后来又在一个大种植场当过几年会计。现在都退了，自己有几十亩茶园和果园，女儿嫁去景洪，老伴去带孙子，我在这里是快乐单身汉。老师哎，当时你如果不走，现在也会是个有上百亩地的老板啦。”
周主任和李会计比我小几岁，他们一直以“老师”称呼我。当年三个中年汉子一起跋山涉水，在地里摸爬滚打，展望着前景；而我更热衷于与村民打成一片，听他们讲各种故事，让他们唱那些有点灰的山歌小调，一起吃喝划拳。以致几十年后我对大平掌老乡的记忆是：个个划拳都很厉害，我在他们面前输多赢少。
生机盎然的田野
那他们对我这个逃兵又是怎样的看法呢？这是几十年来时不时困扰我的小问题。2010年春，我回景洪住了一个多月，在老兄弟老赫和阿四邀约下我们去勐旺玩了一天，特别和周主任李会计等人相聚，那是离开整整20年后的重逢。都只忙着吃喝玩，或者我有意回避，没有谈基地的相关话题。第二天我也不敢直接去大平掌旧地重游，潜意识里还是那个“等发了大财再来真正总结”在起作用。
不意一晃又过了13年，我又回到景洪，感觉有点心身疲惫，支撑幻想的一些气也泄了，自然不得不直接面对一些话题。所以这次跟着阿四去了三棵桩和大平掌，去看了我当年的基地，大部分已成了村寨。只有当年我带领包工挖的那段三百米山路变化不大，我甚至依稀记得哪一截路段用的炸药最多！
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从退休回村的乡领导，到当年一起吃喝打闹的村民，他们忠厚地给我安慰：你的种植场还是把大平掌的甘蔗种植带动起来了。
听到这个看法，我没有如释重负，而是有一丝顿悟：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啦。
1992年以后，中国各地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很大的资金，具体到勐旺乡大平掌村公所，吊井等山寨都被安排搬迁到条件较好的河边，许多外地人也给落了户，统一管理共同开发，开辟了万亩茶园，其他还有各类水果；大量经济作物的开发，使村民摆脱了半刀耕火种半狩猎的生活状态。
“靠资金来开发”，已经是广大农民的观念，看准一个项目，贷款几万十几万来经营，只要基地和作物还在，就不用担心“欠账”。当然也难免有经营混乱，一会种咖啡，一会又种橘子，坚果，反复折腾，资金浪费的情况发生。但总体情况是向好的发展，生活环境甚至比内地一些贫困区还好。
李会计已经没有负担，盖起可称为“豪宅”的房子，有车有摩托。体态矫健，经常凌晨4-5点钟打着手电筒去摘茶叶。我问他年收入多少，他微微一笑：“不多不多，够吃够喝。”
当我和他互加微信，他眨了几下眼：“不会我到泰国旅游，找不着你吧？”
我肯定回答：“能找到，随时保持联系。”
说到底，他对我当年一走了之，还是有点看法。
这次让我感触颇深的还有那时的几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爷爷奶奶级的村民，还唱起当年我教他们的歌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那是我听了他们唱的《十送小郎》调，把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交流给他们。
《十送小郎》我应该记在本子上，但后来弄丢了。只记得一些内容：
一送小郎茨菇塘，茨菇开花闹洋洋……
二送小郎橄榄坡，石头刺脚眼泪多……
三送小郎马鞍山，只送马来不送鞍……
……
今天回头去看，似乎我在和他们相处时，已经准备好告别。只是我生命不停流动的几十年，恰恰没有“送别”的仪式。
我习惯了自己决定行程，不愿让亲人为我担心卦念。我所经过的许多地方，有丛林，战乱，寺庙，难民村，华文学校。却没有啥长亭古道。
一个到处乱飞的野鸟，抛弃了婚姻的老光棍，也不好意思再寻找什么爱情，也就不会碰到来“十送郎”的小妹。
“知交半零落”，倒是越来越近啦，不说也罢。
无论是始终坚守在自己家乡的村民，还是到处漂流的我，相互交集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彼此留下印象，互相想到对方的“好”，就可以长久相处了。
祝愿大平掌三棵桩的朋友们生活安稳，事业顺利，全家安康。
我还会再去找你们的。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