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坚定维护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地位

文摘   2024-08-16 14:41   河南  
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15日,“何以中国 行走河南”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启动。“最早的中国”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大部分都是友好的。但是“最早的中国”这块招牌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太扎眼。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也有不少人否认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地位。
其实这并不奇怪。很早之前我们就写过《如何应对陕西人恶意曲解“宅兹中国”?》这样的文章,起因就是当时陕西网民之间兴起了一股否定“成周”就是洛阳的歪风邪气。本着“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的原则,笔者引用了大量现代考古成果,先秦文献,以及青铜器铭文论证了“洛阳是西周唯一法定都城,宗周类似于清朝盛京,丰镐更只是行宫”。笔者的这个观点也是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室何主任的观点,尤其是“丰镐只是行宫”这一观点,现在已经成了考古界的新共识之一。
当然陕西网民肆意篡改和抹黑洛阳历史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说什么胡话的都有,而且西周的年代太晚了,怎么都跟“最早”俩字不搭边,我们这里就不说了。我们今天只说为什么二里头才是真正的“最早的中国”。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其实就是何主任所不屑一顾的“晋南地中说”。再说具体点,其实就是陶寺遗址
这个问题也算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起因也很简单,就是考古界里在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夏人是起源于晋南,再具体点说就是今天的汾运盆地,跟陶寺遗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都”,因此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直到21世纪初,一些考古学家才突然发现,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夏跟陶寺不存在继承关系,陶寺也似乎并没有传承下来任何东西。两者的文化面貌天差地别,简直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现在已经明确,夏的起源是嵩山南北两侧,跟陶寺并没有关系。

我们先应用一段关于陶寺遗址的论文

在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晋南豫西的炊器种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其他陶器相应的改变(其中还有中原腹地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有自身特征的龙山期文化。该地区的陶寺-三里桥文化与关中的客省庄文化和北方的石峁文化相交融,几乎在整个黄土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鬲文化圈”,并与其东南部的“鼎文化圈”相并峙。

《从陶寺两次巨变看龙山时代黄土地区的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
这里提到的王湾三期就是二里头的直接源头之一,其演化路径为王湾三期/造律台-(新砦期)-二里头,其中新砦期可以认为是二里头的不稳定形态。王湾三期的主要分布地区就是嵩山南北两侧,其命名遗址就是位于洛阳市涧西区的王湾遗址,与夏商周三代一样是“鼎文化圈”。而陶寺属于“鬲文化圈。鬲在夏商周三代并没有消失,但是其重要性远不如鼎,这说明“鼎文化圈”才是主导,是华夏真正的源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鼎”的方格纹铜鼎。因此,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处于仆从地位的陶寺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

此外《韩非子》里记载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也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而考古上锶同位素测定显示,尧和舜是完全不同的族群,陶寺曾发生过高达70%的人口替换,暗示尧舜的权力交接过程中伴随着彻底的种族清洗和屠杀。因此陶寺可以认为是一种彻底灭绝了地域文化,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甚至都没有良渚对华夏文明的影响大,自然不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同样,夏朝前期也是内忧外患。《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商均就是舜的儿子。禹和商均是敌对状态,内部叛乱也是此起彼伏。紧接着就是新砦期文化的突然崛起又迅速消亡,出现了大量不属于王湾三期,但明显又没有被二里头所继承的外族文化元素。直到王湾三期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彻底整合完毕,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夏朝才算真正稳定下来,中国的大地上这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所以说二里头才是“最早的中国”。

小洛快线
关注洛阳咨询,讨论洛阳发展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