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
1.一篇时常会“火”的文章
今年4月，忽然刷到了几张截图，发图者语气惊恐“这还只是海淀一个区的案例”，言下之意谁知道全北京、全中国有多少“触目惊心的此类现象”。
这些案例客观来说确实很抓眼球，尤其是流行病学调查那一栏的描述，直白甚至让人发笑比如“屁股痛，一摸全是血”。
读者如我第一反应是此乃“新闻”，出于客观调查使然查阅了关键词，最终找到了信息源，链接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_jMAGiPKl0_2GJH9F3Iq-A
发布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一篇差不多七年前的“旧闻”，此后海淀疾控公众号再未披露新的案例。
时隔七年，当初的10万+文章里面的截图重新被翻了出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传播动机呢？
最新的数据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11月26日发布最新报告，2023年，全球新增约13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6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全球现有约399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尚有930万人无法得到医治。
中国的情况是啥样呢？
截止到2023年年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共有129万名；而2023年我国新增艾滋病患者11.05万人。目前艾滋病病毒暴露后预防门诊已覆盖我国31个省份，门诊数量达924家。
不由感慨我们不仅不了解信息传播的机制、也不了解艾滋病，更不了解艾滋病是怎么来的，更更不了解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体。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次踢球，和男同事们聊到体检，大家只是好奇“指检”让人尴尬，却不知道为啥要指检。我说是检查前列腺是否有异变，当然有的兄弟很可能被“捅到高潮”因为刺激前列腺有可能会让部分男性获得快感。
他们满脸狐疑不可思议，我说这不是基本的生理常识吗？
他们异口同声——不不不，只有你知道。
一种自卑又傲慢的知识拉锯感居然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2.这七年发生了什么
就像雅克·库斯托所言，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在过去这七年里，我们对于“同性恋”这种客观存在的人类生理现象，从社会机制角度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干预呢？
事实上，没有干预，反而是进一步宽容了（这当然是好事，社会性的“宽容”永远都是一种进步，无论对于什么事）。
几个社会思潮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拿同性恋开玩笑的场景越来越多，比如网友盛传成都是基都，于是评论区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第二、对于同性恋人群的社会评价越来越高，比如认为男同的审美水平普遍高于普通人，认为他们更能胜任“品位型工作”如设计、艺术、哲学等等。
第三、对直男、直女的评价越来越低，将其与粗糙、愚钝、牛马、社畜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许饱含着“自嘲意味”。
……
等等等等吧。
而在这七年里，对于“艾滋病”的医疗科技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客观上进一步打消了大众“谈艾色变”的顾虑。
比如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清除体内HIV病毒；
比如异体干细胞移植在严苛条件下在部分患者身上清除了HIV病毒；
比如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也被用于其他突发流行病的治疗。
为什么能取得这一系列医疗技术的重大进展呢？
除了科研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之外，不管承认与否，与2019-2022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存在着关联。
比如疫情后期广为人知的著名的阿兹夫定，官方简介是这样的：
阿兹夫定（Azvudine），又称阿滋福啶，由常俊标教授发明，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共同研发。它是一种艾滋病毒逆转录酶（RT）抑制剂，属世界先进、国内首创的新一代治疗艾滋病药物。
在一篇介绍新冠疫情与艾滋病防治相互关系的文章中也提到“终结艾滋病采取的措施可以让全世界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
如此看来，也就是相当于——那三年的社会机制干预在客观上影响了艾滋病医疗技术。
“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
从这个视角来看，安全比自由更重要。无论个人安全、还是社会安全。
3.总之，安全第一
我不反对同性恋，但我也不支持。
我的立场很简单——请将个人健康放在第一位。
健康包括两方面——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
然而这里面临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挑战：
“老登基佬”喜爱“鲜肉基仔”，正如普通老登喜爱年轻美女一样。
这就难免像海淀疾控发布的案例中普遍存在的情况——没有社会经验（事实上是没有社会性收入）的鲜肉基仔很容易被老登基佬引诱甚至强暴，就像家庭条件欠佳的少女容易被普通老登引诱一样（少年被富婆引诱似乎能够让人更愉悦一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说到底，这依旧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生理对应的是青少年身体发育、营养健康、一口饭的问题，不缺吃的就大概率不会有意无意接受引诱而尝试出卖身体；心理对应的是青少年原生家庭、社会教育、价值观的问题，不缺爱就大概率更懂得什么才是健康的爱、不伤害他人更不伤害自己的爱。
就像“两性社会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一样，最终都归结到社会文化、社会机制的发展上了。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潘绥铭教授说：“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红灯区’与‘小姐’的调查。可是到我写《风痕》的时候，这个主题比我以前调查和出版8本专著之时反而更为敏感，我也就少说为佳，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网上还在，一搜就有。”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教授说：“性观念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性是‘好’的，什么样的性是‘不好’的……好、坏的界线在哪里，应当告诉孩子们，如果‘性’有‘爱’那会更好”
这倒并不是要“通过社会机制干预同性恋”，在我看来是要“引导同性恋追求健康安全的两性关系”，作为一个重大的婚恋课题，这种引导，对于全社会都是需要的。
所以回到本文的标题，一篇发表于七年前的学生艾滋旧文为啥时常会火？大概是因为这七年发生了很多事情，社会面的、婚恋面的、人口面的、医学面的……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能够对于某个小圈子的生态有更多的知情权，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
这是标准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