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中译版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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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精神分析的临床介绍
理论与技术
布鲁斯芬克
致谢
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研讨会的总编辑和弗洛伊德原因学院的院长，他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拉康作品的诠释者——他教会了我关于拉康精神分析的大部分知识。我非常感谢他正在进行的Orientation lacanienne课程，这是他作为圣德尼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系系主任每周举办的研讨会，我从1983年到1989年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他提供了许多让我能够阅读拉康的关键，而且——就像我之前的书《拉康主体》(核心内容为第6章和第10章以及附录)——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米勒在这里发表和未发表的演讲。第6章、第9章和第10章，部分内容分别是基于他的论文“拉康临床观点导论”、“倒错论”和“拉康文本评论”，我在第6章、第9章和第10章中使用的一些人物，都是从他广泛讨论的人物中得来的。事实上，他的工作的参考出现在整个过程中，因为它形成了我所呈现的拉康工作的背景。
科莱特·索勒是弗洛伊德原因学院最有经验的拉康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她对我理解拉康的临床工作尤其有影响，她的作品在这里也被广泛引用。她的文章《歇斯底里与强迫症》(Hysteria and Obsession)在第8章中对我极为有用。然而，无论是雅克·阿兰·米勒还是科莱特·索勒都不一定赞同本书中表达的观点，他们无疑会对本书中提供的各种解释提出异议。
Heloise Fink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意见，帮助提高了这本书的阅读能力，并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提供了道德支持。
目录
前言
西
I .欲望与精神分析技术
1 分析中的欲望 3
2 让患者参与治疗过程 11
3 分析关系 28
4 诠释:打开欲望的空间 42
5 欲望的辩证法 50
II 诊断和分析家的定位
6 拉康式的诊断方法 75
7 精神病 79
8 神经官能症 112
9 倒错 165
III超越欲望的精神分析技术
10 从欲望到原乐 205
后记218
关于文档的说明 223
笔记 224
推荐阅读 280
前言
我的教学目标有一个，那就是培养学生。
——拉康，研讨会11,209
尽管拉康的写作非常复杂，但他的许多临床概念和创新都可以清晰而简单地表述出来。然而，今天很少有关于拉康的书，来谈论如何进行拉康精神分析，它真正涉及到什么，以及它与其他治疗形式的区别，无论是否以精神分析为导向。
本书正是着手纠正这种情况。它是为临床工作者(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等)和从事治疗或对治疗感兴趣的人设计的。它源于我在杜肯大学培训新治疗师，以及多年来督导已经在实践中的临床医生的工作经历。他们中很少有人对拉康的工作有丰富的先验知识，然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临床经验中找到共同点，处理各种各样的从业者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让我们的病人参与到治疗中，如何处理他们的焦虑和要求，如何处理移情之爱，如何把我们自己对(或反对)病人的感情放在一边，把我们自己的偏见排除在治疗环境之外，处理病人的攻击性、讽刺和批评，等等。
根据我的经验，许多不同流派的临床医生发现，当拉康的工作被用来阐明具体的临床情况和个体病例历史时，它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我在这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讨论实践者经验的日常方面，并使用尽可能多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我假设，对于拉康的理论来说，不存在工作的先验知识，我在书的最后一个单独的部分提供了建议阅读，以补充我的讨论，包括弗洛伊德，拉康，和拉康的学生的书籍和文章。不同于我以前关于拉康的工作，这本书不包括对复杂的拉康概念和著作的细致解释或艰苦的概念化，
PREFACE
我假设读者面对的是无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由治疗病人的工作中提出的，而且还不确定读者是否对拉康的方法有足够的兴趣，愿意花几个小时，或者更可能是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去研究拉康理论的细节。
因此，我在这里的方法至少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1)它包含了对拉康著作的不合理的、混乱的普及，包含了粗鄙的概括和简化——我必然会被一些人指责。(2)它试图为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个极度稀缺的聚会场所，这种场所存在于许多拉康主义者经营的巴黎医院和门诊诊所中。在这样的临床环境中，新的治疗师和正在接受培训的治疗师与拉康主义者一起从事日常工作——不是在黑格尔辩证法、模态逻辑、拓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真理的概念或文学修辞等更好的观点上，而是在具体的案例上，在这些案例中，诊断、药物治疗、住院治疗和患者参与治疗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法国的临床医生通常是在病例展示、讨论需要为特定病人做什么、或解释梦、幻想或白日梦的背景下，第一次遇到诸如精神分析家的欲望、象征、客体a、原乐等概念。即使在那时，他们也不会自动掌握这些概念，但至少在法国有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拉康学派的基本概念被用于日常的临床环境，以确定特定病人在特定时间的情况，并向为他们看病的治疗师提供建议。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分析家，法国街头的男人或女人对拉康的语法一点也不了解，更不了解他的多层次、随意的断言。在法国，没有人通过阅读拉康的主要著作《书写》来理解他;正如拉康自己所说，“它们不是用来读的”(研讨会XX, 29)。法国治疗师在学术和临床环境中学习拉康，在那里他们由一个或多个直接与拉康和他的同事一起工作的从业者教授，参加讲座，去医院看病例报告，花几年时间在沙发上，等等。他们了解拉康的第一手工作，这些才是实践。
在美国，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迄今被视为一套僵死的学术话语。为了让拉康的话语在这里活起来，他的临床方法必须通过分析、督导和临床工作来介绍，换句话说，通过主观经验来介绍。阅读书籍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读者达到了临床医生的日常经验水平，我就能够激励他们花更长的时间来揣摩拉康的这些难懂的论著，并且更严肃地看待分析经验如果能达到这个状态，
PREFACE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本书绝不是拉康临床实践观点的完全表达。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介绍和阅读邀请。
这本书应该适合新手分析家培训活动，以及心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高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研讨会。它提供了拉康治疗方法的广泛概述，同时介绍了他的许多基本概念: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需要(Need)、要求(demand)、爱(love)、欲望(desire)、幻想(fantasy)、享乐;主体，客体（对象），大他者;能指与所指;否定的三种形式(除权、否认和压抑)及其所决定的临床结构;分析家的欲望、标点（切分）和弹性会谈;等等......。四个详细的案例讨论包含在后面的章节中，说明了拉康的实践方法，以及不同的精神分析诊断类别。在较早的章节中，我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案例材料(尽管它在本质上显得很零碎)，其中大部分是我从我的导师那里借来的;我经常发现从他们的作品中提取具体的干预和例证比从我自己的作品中更容易，因为我总是倾向于，当涉及到我自己的案例时，比上下文允许的更广泛地进行讨论。第8章提供的两个案例研究来自我自己的实践，并提供了相当多的背景材料。
我所呈现的拉康并不是“早期的拉康”（也就是1950年代的临床医生），而是1960年代中后期和1970年代的拉康。我对他的作品的理解来自于在拉康去世前在巴黎成立的研究所(弗洛伊德事业学院)接受的七年专业培训，来自于我与拉康的学生之间的个人分析和督导，来自于我在巴黎第六大学圣德尼分校的研究生学习，以及多年来持续的个人实践、督导、学习和文献翻译。
应该指出的是，我已经冒昧地改变了我从拉康的作品中引用的许多段落的翻译。我目前正在准备拉康的主要著作《书写》(巴黎:苏伊，1966)的新完整版的翻译，我很清楚，现有的版本《书写:选集》(纽约:诺顿，1977)不仅是误导，而且经常是完全误导。在每一种情况下，我的目标都是忠实地理解拉康法语的意义，但也要用良好的美国外交英语来表达它，这样它对美国人的耳朵就像对法国人的耳朵一样有同样的力量和影响。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在大多数拉康作品的翻译中，这个方面是严重缺失的。
I
欲望与精神分析技巧
1
分析中的欲望
“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心理医生?”
“只要一个，但灯泡得是真的想要被换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段子就是这样的。这个笑话并不像乍一看那么可笑，因为许多心理学家确实相信，如果病人不真心想改变，世界上所有的治疗都将毫无价值。如果伍迪·艾伦在治疗中呆了二十年，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想要改变。而如果说心理治疗收效甚微，那是因为大多数人改变的意愿根本不够强烈，不够热切。因此，责任就落在了病人身上。
拉康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当然，病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改变。如果症状已经发展，如果病人从事症状性的行为，那是因为大量的能量被捆绑在那些症状上。病人投入了大量精力来保持事物的现状，因为他或她从症状中获得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替代满足”，而且不容易被诱导放弃(SE XVI, 365-371)。尽管病人最初可能声称想要减轻他或她的症状，但他或她最终的承诺也就是只能说是不会玉石俱焚而已。
很简单，这是症状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们提供了各种满足，即使它对外部观察者甚至对背负症状的个体来说可能并不明显(S: XVI, 365-366)。在某种程度上，个体享受他或她的症状1。事实上，一般来说，这是个体知道如何获得享受的唯一途径。那么，为什么有人会真正努力放弃他或她生命中唯一的满足呢?
从弗洛伊德/拉康学派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治疗师不能依赖来访者的某种“变得更好的意志”——某种
“真正想要改变的愿望。”没有这样的东西2。的确，患者去接受治疗，往往是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活下去的意愿，或者根本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比多被压抑和枯萎;简而言之，他们的欲望正在消亡。那么，来访怎么可能带来变革的主要动力呢?
如果在治疗中有一种欲望作为它的动力，那是分析家的，而不是病人的。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许多治疗师和正在接受培训的治疗师都认为，治疗师向病人表达任何欲望都是不合适的。他们甚至不打电话给那些错过预定疗程或完全不来接受治疗的病人3。“停止治疗是病人的权利，”他们声称，如果病人不想来，“我有什么资格告诉他或她该怎么做?”事实上，当病人不出现或完全不来看病时，许多治疗师只是觉得受到了伤害和排斥，并倾向于对自己说:“总算摆脱了!”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些治疗师没有意识到的是，在某些时候，病人继续治疗的愿望必须减弱或完全消失——否则，病人与症状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冲突就不会受到影响。的确，病人有停止来治疗的合法权利，也的确，治疗师可能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导致病人离开治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是在找借口离开，几乎任何借口都可以。当患者感觉到他们被要求放弃一些东西或做出他们没有准备好的牺牲时，他们往往会跳过治疗，甚至中断治疗。
恰恰是分析家的欲望，而不是来访者自己的萎靡不振的欲望，让来访逃走的。即使是分析家愿望的非常微妙的表达，也足以使某些病人在自己没有继续治疗的意愿时继续接受治疗。分析家的“明天见”可能足以让某些患者回来，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感觉被困住了，也是依然奏效的。虽然他们觉得自己的到来很荒谬，而且认为他们一定让分析家感到无聊，但分析家要求他们回来，并持续要求，可能会支撑他们，让他们在力比多停滞和联想停滞的泥潭中跋涉。
为了克服退缩和避免牺牲的倾向，大多数病人需要精神分析家强烈得多的欲望表达。分析家必须经常告诉他们，他或她希望他们继续下去，希望他们哪天哪天来，希望他们来得更频繁——每周两次，而不是一次，每周五次，而不是四次。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精神分析家的愿望有多么重要，这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给我举的，她已经持续个人分析好几年了
并还想继续。她的心理医生告诉她，作为心理医生，她不能再为她做什么了，这向病人表明，她希望病人不要再来了。这不仅使病人深感痛苦，而且使她再也不愿进行心理分析了。她留下的印象是，对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很可能她的心理分析家对她不再有任何帮助，但心理分析家的方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病人希望继续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她还有更多要说的，还没有完成她的分析工作;因此，她的精神分析家应该表达了希望她继续分析的愿望，但应该继续找某某医生，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家。
在治疗神经症患者时，治疗师必须始终表达希望患者继续分析的愿望，即使分析家觉得这些患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这类患者在自己继续前进的愿望足够强烈、足够坚定的时候，自然会中断治疗。(当然，如果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就意味着治疗使病人更加依赖治疗师，而不是更加独立——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4。
这显然意味着，精神分析家是一个演员，他扮演的角色不能传达分析家的“真实感受”。分析家不是“真实的”，不能像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那样，向病人传达最深层次的信念和反应。分析家可能会发现病人令人不愉快、令人讨厌，但让病人知道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对于分析家的反感表达，患者可能会做出反应，要么完全离开分析，要么试图让分析家对他或她感到愉快和有趣，审查自己认为可能会惹恼分析家的某些想法和感受，而不是认真对待真正的分析工作。至少可以说，这是适得其反的反应!精神分析家必须保持一种欲望的立场——欲望病人说话、做梦、幻想、联想和诠释——不管分析家对病人有什么不喜欢都要这样做。精神分析家被要求保持同样的立场，这种严格的以分析为导向的欲望，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分析家被病人吸引或被病人诱惑时，也要保持以分析为导向的欲望5。
几乎每一部刻画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的电影，从罗伯特·奥特曼的《超越治疗》到金·贝辛格和理查德·基尔主演的《最终分析》，都聚焦于治疗师的欲望，因为这些电影里的分析家的欲望超越了治疗关系的界限。当代的治疗师几乎总是被描绘成孤独和脆弱，迷恋病人，并屈服于诱惑，通过与病人上床来滥用权力。。这些
大众媒体作品中对治疗师的认知与当代治疗师自己对反移情的一个方面的迷恋是相似的，也就是治疗师在与患者的关系中产生的感觉。
拉康并不否认反移情的存在，每一个在治疗环境中见过病人的人，都曾在某个时候感受到被病人吸引或被激怒、感到同情或沮丧。拉康的独创性在于，他要求分析家在诠释或以其他方式介入治疗时，把这些感受放在一边。这样的感受对于分析家在他们自己的分析中理解他们自己，以及在衡量病人试图将分析家置于病人的力比多经济中的位置时，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它们不应该被展示或透露给病人。
拉康所说的“精神分析家的欲望”6，并不是指精神分析家的反移情感受，而是指一种“纯化的欲望”7，这是精神分析家特有的——精神分析家不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功能，一个角色，一个可以被许多极端不同的个体扮演的角色。“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是一种聚焦于分析，而且只聚焦于分析的欲望。很多治疗师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病人都有计划，他们私下里(或者不那么私下里)希望一个病人变成这样，另一个变成那样，可能希望一个和丈夫分手，希望另一个安定下来生孩子;这些愿望绝对与拉康所表述的“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家的愿望”不是让病人变得更好，不是在生活中成功，快乐，不是去理解病人，不是让病人回到学校，不是实现他或她说他或她想要的东西，不是特别具体的东西，例如，说梦中的猪代表她的父亲，或者她与她11岁时发生在她家里的悲剧有关。分析家的欲望这是一种神秘的欲望，它不会告诉病人精神分析家想让他或她说什么或做什么8。神经病患者只是太急于弄清楚别人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这样他们就能满足或挫败别人的欲望。
“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是一种纯粹的欲望，它不会落在任何特定的对象上，也不会向被分析者(处于分析中的那个人)表明精神分析家想从他或她那里得到什么——尽管被分析者几乎不可避免地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欲望解读为哪怕是最轻微的干预或解释。我的一位分析者确信我相信她是同性恋，因为我鼓励她谈论几次同性恋遭遇，她多次提到，但从未深入讨论任何细节。我几声“哼”就足以让她得出结论，我想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她对我所谓的欲望表示抗议，从不讨论提到的那几次遭遇。
“分析家的欲望”是一种游走于微妙界限的欲望，强调无意识的每一种表现(即使它打断了分析家个人感兴趣的东西，即使它似乎不符合分析家迄今为止设法理解的内容)，这样就向病人指出了他或她在治疗中需要做的工作，而不是暗示分析家有一个特定的议程，并试图引导病人说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对精神分析家的愿望进行更多的阐述，但应该已经清楚的是，这是一种坚实的愿望，欲望患者来接受治疗，将他或她的经验、思想、幻想和梦想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与之联系起来。这不是一种“个人的”欲望，也不是任何人想有就能有的，想要维持分析家的欲望，分析家要先经历很长时间的个人分析。反正，这就是拉康所认为的分析的动力。
知识与欲望
如果对现实的感知带来不快乐，那么这种感知——也就是真理——就必须被牺牲。
——弗洛伊德，SE XXII, 237
就像病人不是带着“真正想要改变的愿望”来接受治疗一样，他们也不是带着“真正想要了解自我的愿望”来的。尽管一开始许多病人都表达了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做了什么而总是事与愿违，为什么他们的关系总是破裂，等等的愿望，但拉康认为，他们有一种更根深蒂固的不想知道这些事情的愿望。一旦病人即将意识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或正在做什么来破坏他们的生活，他们通常会拒绝进一步的治疗，并逃避治疗。当他们开始窥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动机，并发现难以忍受时，他们往往会退出治疗。回避是最基本的神经症倾向之一。
弗洛伊德偶尔谈到求知的动力(Wissentrieb)9，但拉康将这种动力限制在儿童对性的好奇心上(“婴儿从哪里来?”)。拉康说，在治疗中，被分析者的基本立场是一种对知识的拒绝，一种不想知道的意志(anerin oulor savoir)10。被分析者自己的神经症机制一无所知，对自己的症状的原因和原因一无所知。拉康甚至将无知归类为一种比爱或恨更大的激情:一种不想知道的渴望11。
只有分析家的欲望，才能让被分析者克服这种“想要什么都不知道”，通过痛苦来支撑被分析者
DESIR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৪
形成某种新知识的过程。如果被分析者拒绝知道，而分析家未能将分析家的欲望施加在分析者身上，那么新的知识就无法形成。拉康甚至说，在精神分析中，唯一的阻抗就是精神分析家的阻抗12，因为如果精神分析家愿意介入，病人对认知的抗拒是可以克服的。如果精神分析家踌躇不前，错过了发挥自己欲望的机会，那么在治疗中最关键的阻抗就是他或她自己的，而不是病人的。因为病人的阻抗是一种既定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假定病人不想改变、知道或放弃任何东西。对于病人的结构性抵抗，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可以对精神分析家来做点工作。
满足的危机
主体所发现的并不是他试图重新发现的动机。。——拉康，研讨会XI, 199/219
如果人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改变或者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真的去接受治疗?他们希望通过这样做达到什么目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危机时刻，在他们通常的运作方式崩溃的时候才去走进治疗。如果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症状提供了替代性满足，这些替代品并不总是永远有效的。他们可能会与整个社会、与亲人的宽容、与雇主的脾气或与个人自己的期望发生冲突。或者它们可能会加剧:一个人的广场恐惧症可能会逐渐恶化，完全限制他或她的行动，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当症状带来的满足感不再那么大时，当它受到他人的威胁时，当它迅速减弱或被其他因素压倒时，人们倾向于寻求治疗13。
然而，用“满足”这个词来描述症状所提供的那种快感，也许太过“干净”或“利落”了。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总是抱怨生活缺乏满足感，但从不寻求治疗。这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不满足中获得了某种满足，从抱怨中获得了某种满足:从把自己的不满足归咎于他人中获得了某种满足。同样，有些人从折磨自己、使自己经受痛苦的经历等等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法国人有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这种在痛苦中获得的快乐，或者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原乐。这种“kick”(极大的快乐)可能是由于惩罚，自我惩罚，做了一些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比如性高潮)，或者做了一些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而变得快乐。
大多数人否认从他们的症状中获得快乐或满足，但外界的观察者通常可以看到他们享受自己的症状，他们以一种太过迂回、“肮脏”或“轻浮”的方式“摆脱”自己的症状，以至于不能被描述为快乐或满足14。”“原乐”这个术语很好地抓住了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摆脱的概念，无论多么干净或肮脏15.
因此，一个人寻求治疗的时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最喜欢的或习惯性的获得原乐的方式发生崩溃的时刻。这是一个“原乐危机”。提供快感的症状不再起作用，或者已经受到危害。
那些没有经历某种原乐危机的人通常是由家人、朋友或雇主送来的。他们的配偶可能处于原乐危机中，但他们不是。而且一般来说，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挫败配偶的欲望，而不愿意接受分析家欲望的影响。
那些在原乐危机中出现的人，希望治疗师能修复它，修补一切，让症状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他们不是要求解除症状，而是要求修复它最近的无效，改善最近的不足。他们的要求是治疗师把他们的满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16
这些不是治疗师的任务，治疗师一开始就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替代满足:一种来自移情关系和解读无意识的陌生的满足。这并不是病人所要求的——他们并不是在要求一种替代。相反，他们想要一个修补包来修复旧的。
这就是为什么治疗不能被定性为合同的本质原因，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广泛使用“客户”一词来限定患者似乎是一种误导。作为一个“客户”意味着一个人是一个消费者，他确切地知道他在要求什么，他会得到什么——这在任何一种真正的治疗情况下肯定是不正确的。“合同”的概念意味着当事人平等地签订协议，合同阐明了双方提供某种东西的义务。但在治疗中，治疗师回避病人的要求，挫败他们，最终试图引导病人去做从未要求过的事情。一些合同!虽然在某些情况中，“客户”可能比“病人”这个称呼更可取，“病人”往往会使治疗中的人被病态化或污名化，拉康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术语:“分析者”。如果结尾的“被分析者”是动名词形式(就像在一个词的末尾)，这意味着在治疗中做分析工作的是这个来访的人，而不是分析家。
在危机时刻接受治疗的被分析者可能愿意妥协，可能愿意接受破译无意识的替代满足感，以换取症状的摇摇欲坠的满足感。被分析者可能会要求分析家承诺:“我能期望什么?我能从治疗中得到什么?”虽然治疗师既不能承诺快乐，也不能承诺治愈，但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为被分析者提供一种处理事物的新方法，一种与人相处的新方法，一种在世界上运作的新方法。一些分析家拒绝以任何方式回应被分析者的这种要求，反而要求被分析者做出牺牲——放弃症状的原乐，这些分析家可能会通过提供其他东西作为交换而暂时减轻这种打击:他们提供一些模糊的东西，一些毫无疑问会达不到他们期望的东西，但可能打开分析关系格局的东西。
因此，灯泡可能没有必要真的想要改变:让灯泡烧坏或闪烁就可以了。当分析家可以与症状提供的原乐的自由落体共舞时，分析家的欲望可能足够吸引人参与到分析过程中，并且当可以规律地施加欲望时，就可以稳定住分析者的治疗17。。
2
让病人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初步会议”:分析教学法
寻求治疗师的人很少在一开始就对治疗过程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根据他们的背景，他们对治疗过程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包括从抱怨生活到忏悔罪过，从接受建议到学习处理问题的新“技巧”，从消除烦恼的想法到恢复所谓的压抑的记忆。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一旦接受治疗，你就会谈论自上次与治疗师交谈以来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会讲述你的一天或一周，你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感受和想法，等等。这样的观念很容易从公众媒体上体现出来，确实有治疗师鼓励他们的病人参与上述的部分或全部。
然而，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学感兴趣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将患者从日常观念中关于在治疗中该做什么，转变为做真正的分析工作。分析的早期部分涉及一种明确的和不那么明确的教学法。
一开始，许多患者认为他们与分析家的关系就像其他任何关系一样。如果他们在报纸上发现一篇有趣的文章，想把它拿给别人看，他们就会把它拿给分析家看，就像他们可能把它送给父母或给朋友看一样。如果他们读了一本好书，看了一部好电影，或者别的什么，他们就会把它推荐给分析家，甚至把它放在他或她的桌子上借给分析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反映的是“正常的友好的兴趣”。
然而，从一开始，分析家就必须说明白，他们关系中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关系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一样。分析家不是一个会交换故事或秘密、可以互相借书或者借录像带的朋友
。试图用有趣的故事或笑话来逗分析家开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分析家不会被逗乐的。虽然病人相信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是最重要的，但分析家似乎总是在关注其他事情。
因此，分析的早期部分致力于建立分析家和被分析者之间没有互惠关系(“你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告诉你我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朋友之间通常是这样的;而且分析家对被分析者准备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感兴趣。分析家要求被分析者说出他想到的任何东西，而不去审查他或她的任何想法，无论这些想法看起来多么毫无意义、不重要、断章取义、令人反感或侮辱性;分析家要求被分析者注意以前可能很少注意的事情:梦、幻想、白日梦、转瞬即逝的想法、口误、拙劣的行为等等。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那些以前从未做过分析的人来说。但是，我的一个病人在来找我之前，据说已经做了几年的精神分析，他告诉我，他之前的精神分析家甚至从未要求他试着记住自己的梦，并在治疗过程中复述，更不用说使用那种专门的精神分析技术，把梦或幻想的每个元素联系起来。做精神分析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据报道，精神分析家一定要鼓励被分析者注意所有无意识的表达。这就是我所说的早期分析的教学方面。
“初步会议”:临床方面
拉康对分析早期阶段的称呼，“初步会议”可以翻译成“初步访谈”，这表明分析家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初步会谈为分析家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因为分析家必须相当迅速地根据诊断标准定位患者。许多治疗师认为诊断只不过是分类，这对治疗过程最终毫无用处，只有健康保险公司通常出于邪恶的目的才需要诊断。的确，保险公司有时会把治疗津贴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因此那些被迫与此类公司合作的人必须学会如何小心行事，向保险公司提供的诊断不会永远使患者蒙受耻辱，但会允许治疗继续进行，同时可能将真正的诊断判断与自己或一小群同事分享，以用于专业讨论。
然而，分析家不能像对待神经科患者那样对待精神病患者，这就表明，做一个大概的诊断，在可能的修正和仔细的确认之后，对于分析家在与患者的分析关系中正确定位是很重要的。我曾督导过许多治疗师，如果病人没有自发地提出这些话题，他们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克制自己不问任何关于病人父母或病人性取向的问题。但是，如果治疗师不能迅速对患者的病史、家庭生活和性生活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了解——在倒错或精神病几乎不能立即排除的情况下——分析家可能会无意中犯下严重的错误(比如引发精神崩溃)。
因此，在初步访谈中，精神分析家可能会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以澄清对初步诊断至关重要的某些点，从而使精神分析家能够形成对患者生活和临床结构的总体看法。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会引导初步会谈的方向，告诉患者该谈些什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这些会议中，“他让病人做几乎所有的谈话，而不解释什么是绝对必要的，以使他继续他所说的”(SE XII, 124)。． 然而，当分析家对诊断的疑虑持续存在时，可能会阻碍分析家对患者的治疗(例如，如果分析家不熟悉精神病的治疗，如第7章所述，或者对在从事倒错治疗时可能被置于的位置感到不舒服，如第9章所讨论的)，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按顺序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其次，初步访谈试图将患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一种模糊的不安感(抑郁、焦虑、不快乐等)转化为一种可孤立的症状2，例如，病人最初可能确信他的问题本质上确实是器质性的，但在药物治疗开始起作用后，他愿意听从医生的建议接受心理治疗。初步的会面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病人可以开始把他或她的一些问题看作可能是心身问题，因此可以通过谈话治疗。
许多患者来接受治疗是为了缓解一种或多种特定症状。除了研究心理治疗外科模型的行为学家(症状被认为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可以像阑尾肿大一样消除)，每个治疗师都意识到，如果不深入研究一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就不可能消除病人的症状，尽管它乍看起来是孤立的。
一个“简单的”面部抽搐是一种复杂的身心现象，可能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可见的、公开的表现。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抽动并没有成为精神分析的症状，除非病人已经(或多或少不情愿地)放弃了对抽动的一心一意的要求，以换取破译潜意识的满足感——也就是说，除非病人愿意把他或她的整个生命，而不仅仅是他或她脸上的一个小角落，放在问题上。
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可能需要一年的日常面对面会议，才能说病人真正参与了分析过程。用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话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一种‘自主’的需求……将从关系本身中浮现”，换句话说，将症状像肿瘤一样切除的要求将让位于对分析的要求，而与分析家的关系本身将把被分析者的“一无所知”的意愿转变为追求他或她的分析的意愿。
在这段长短不一的时间里，被分析者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需要被支持或支撑:人们不习惯在说话的时候没有一张脸附着在他们所交谈的人身上，他们会感到有目光接触的需要。在他们的头脑中，分析家首先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只有假以时日，分析家的“人”才会在分析家面前让位，成为一个演员、一个功能、一个占位符、一块空白屏幕或一面镜子。”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因此人们不能像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分析家倾向于做的那样，立即把病人放在沙发上。初步的会面必须是面对面的，即使是已经接受过心理分析的人也不应该马上就被安排到沙发上。
“初步会议”:分析家的干预
只要患者将精神分析家视为和自己一样的另一个人，精神分析家的诠释通常就没有什么分量。它们可能被接受或拒绝，但它们对患者的力比多经济几乎没有影响。被患者拒绝的诠释(不管它们是否符合目标)，如果提供的特别的多，可能会导致患者更换分析家或完全放弃治疗6。在被分析者形成对分析的真正需求之前，诠释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分析家开始作为一种纯粹的功能来运作。
标点符号
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在初步会议上什么都不用说;相反，这意味着分析家的干预应该由对患者言语的“标点”组成，分析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
ENGAGING TH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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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或只是重复病人的一个或多个单词或混乱的声音。就像书面文本的意思常常可以通过改变标点符号(逗号、破折号、句号)来改变一样，病人自己在讲话中的标点符号——强调(划下“下划线”)的某些词，快速地抹去错误或含糊之处，重复他或她认为重要的东西，这些是可以修改的，分析家通过施加标点符号暗示可能有另一种解读，但没有说它是什么，甚至没有说它是清晰连贯的。通过强调歧义、双关语和口误，精神分析家与其说是在传达他知道病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如说是在暗示其他的意思，也许是揭示的意思，是可能存在的。分析家的标点符号并没有指向或确定一个特定的意义，而是暗示了病人没有注意到的意义水平:意想不到的意义，无意识的意义。
无意识表现的标点符号(例如，重复病人的口误)一开始可能会惹恼某些病人，因为这样的表现是我们在日常谈话中很快学会纠正的，几乎没有赋予它们任何意义。然而，如果有系统地使用标点符号，就会向病人表明，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并不是主人。其结果往往是唤起对无意识的好奇心，有时甚至是强烈的兴趣。许多病人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会指出并分析自己的口误和口误，甚至是那些他们本来想说但因为及时发现而避免说出口的话。
分析家对这类口误、双关语和语无伦次的兴趣引起了患者对它们的兴趣;而尽管精神分析家通过加标点符号，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意义，病人却开始尝试给它们赋予意义。尽管避免了“成熟的”解读，精神分析家应该让病人参与到——甚至沉迷于——解读潜意识的过程中。
韵律节奏
任何医疗器械或程序都不能保证不被滥用;如果一把刀不能用于切割，那么也不能用来治疗。
——弗洛伊德，SE XVII, 462-463
精神分析家干预早期症状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他认为的特别重要的事情上打断会话: 患者可能正在强烈否认某些事情，可能正在断言他或她已经发现的事情，可能正在叙述一个梦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可能只是犯了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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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这一点上停止会话，分析家非言语地强调它，使患者清楚地知道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不能掉以轻心。。
分析家绝不是中立的倾听者。他非常清楚地向来访表明，某些点,也就是实际上总是与无意识的欲望和先前未公开的享受有关的点，这些点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家引导病人注意他们，或多或少直接建议病人仔细考虑他们，与他们交流，认真对待他们。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病人不会自发地回到最重要的主题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自发地避开它们。例如，即使他们认识到应该详细讨论性，他们仍然倾向于避免与梦和幻想中最具性色彩的元素联系在一起。。
“自由联想”是一件好事(尽管在更深层次上它充满了矛盾)，但要让病人自由联想到最重要的材料，往往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精神分析家一定不要害怕强调自己认为重要的材料。当然，这并不一定要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因为分析家不可能知道每个因素背后隐藏着什么;我的意思是，通过强调无意识，分析家表现出“分析家想要听到这些的欲望”。
对!就是这个无意识，而不是病人如何度过周六晚上，流连酒吧，也不是病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理论的理解，9等等，分析家能听到的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与朋友，家人和同事谈论的日常话语，来访者相信他们应该在治疗中讲述，或者在治疗中结束谈论，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或者害怕他们可能要说什么。会话的中断或“切分”是一种工具，分析家可以用它来防止患者用空洞的喋喋不休填满他们的会话。一旦他们说出了重要的内容，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议;事实上，如果分析家没有“切分”或在此结束会话，患者可能会在精神分析“一小时”结束之前不停地讲述各种事情10，并忘记他们早些时候说过的重要事情。在分析者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谈话点上进行切分，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在本质上的方法。
分析不需要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叙述出来，也不需要一个人把整个星期都叙述成四部分的和旋，也不需要一个人的每一个短暂的想法和印象。这种方法自动将治疗变成了一个一生都不可能包含的无限过程11。然而，许多治疗师不愿意打断他们的病人，不愿意改变他们自发开始的话题，也不愿意以任何方式表现出他们感到无聊或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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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感觉到愤怒往往表明分析家已经错过了改变话题、提出问题或更深入地探究某件事的机会，现在找不到一个“优雅”的方式回到问题上来;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分析家因错过了自己的干预机会而感到沮丧。。
如果分析家要让病人参与到真正的分析工作中，他就不能害怕向病人清楚地表明，讲故事、对过去一周的详细描述以及其他这种肤浅的谈话都不是分析的内容(当然，它们有时可以用于分析)。治疗师最好改变话题，而不是固执地试图从病人日常生活中令人痛苦的细节中寻找一些心理上的意义12.
就其本身而言，系统地消除肤浅的谈话-日常话语的废话，以及重点的强调，足以证明拉康所说的“可变长度的会议”的引入是正当的。但是，当拉康开始改变他与他的病人进行的会议的长度时，许多心理和精神分析机构的人感到震惊，并轻蔑地将这种实践称为“短会议”，从而掩盖了重要的因素:会议长度的可变性。改变治疗长度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在这里，我只想再提几个这样做的简单原因。
无意识的表现常常伴随着惊讶:对口误感到惊讶——比如当被分析者说了与他想说的完全相反的话，加上了“不是”这个词，或者把“你”和“我”或“他”和“她”放在一个句子里——或者对被分析者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后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我督导的一位治疗师给我呈现的。她的一个病人多年来一直有意识地憎恨他的继母，但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他在街上偶然遇到了这位继母，惊讶地发现自己对她非常喜爱和友善。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多年来他已经把对父亲的愤怒转移到了继母身上，他意想不到的反应是一扇窗户，通过它，他可以瞥见他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感情和思想。
当分析家突然结束一个会话时，分析家可能会强调分析者刚刚表达的惊讶，或者通过分析引入惊讶的元素，让分析者想知道分析家听到了什么，而他自己却没有听到，想知道什么无意识的想法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惊奇的元素”对于确保分析不会变成例行公事是很重要的，例如，分析者每天都进来，花45分钟或50分钟讲述他的梦和幻想
，然后回家，没有任何事情被动摇，没有任何事情整天或整夜困扰或困扰他或她。拉康的分析试图让被分析者放松警惕，失去平衡，这样无意识的任何表现都能产生充分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可变长度的会话让分析者猝不及防，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鼓励分析者直接接触好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可变长度会话并不是万灵药:某些分析者会继续计划着他们的咨询，故意先谈论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出于自恋的原因，他们希望分析家了解他们(例如，“我考试考得很好”，“我昨天看了你关于女性性行为的章节，”等等)，而把最重要的留到最后，其他分析者，尤其是强迫症患者，会把他们的疗程计划到他们事先确切知道自己想谈什么，并把他们的疗程变成一场精心排练的表演，其中不可能出现失误，也没有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由联想。
一位研究拉康学派问题的著名作家公开承认，多年来，他每天的分析都遵循这样的策略;他孜孜不倦地写下他的梦，并为他的心理咨询记忆了大量的梦，这样，即使他的分析家让他比平时更长时间，他仍然不会用完精心排练的台词14，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如何强迫性地处理接受分析的焦虑，确保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治疗效果，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称为“破坏”他的分析。而且他还是跟采用弹性会谈方法的拉康派分析家一起工作的!
因此，弹性会谈显然不是万灵药，但在处理这种强迫性策略时还是有用的。例如，考虑下面的案例。
我的一个朋友曾和一位拉康学派分析家做分析。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分析家都在分析开始几秒钟之后就结束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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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很震惊，认为这种待遇完全不公平、不恰当、残酷。我不知道这位精神分析家如此严厉对待来访者的确切原因，但事后看来，我很有可能认为，这位朋友——一个过度理智化的强迫症患者，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夸张的感觉——无疑在他的精神分析会议上提供了关于高价值主题的精心构建的论述，这位分析家认为，是时候认识到，在分析中没有这种空间了，他应该学会不拐弯抹角地切入主题。
在大多数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中，分析家的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侮辱性、不理智、彻头彻尾的龌龊。毕竟，人们会争辩说，被分析者并没有寻求一个分析家那样的对待!但分析不是契约，被分析者很可能希望得到某种他无意识地竭力避免的东西。上面提到的那位杰出的作家仍然希望在他的分析中有所成就，尽管他采取了无意识的、有时不那么无意识的自我挫败策略。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去做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寻找别的东西，也许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精神分析家能让他摆脱长期存在的自我破坏倾向。
这位朋友连续接受了几次极短的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自找的。不一定是公开的;甚至口头上也不一定。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就是忍不住。他去找那个特别的分析家(最有经验的拉康学者之一)，要求被训练成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然后表现得好像他在教室里和教授在一起，讨论他最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因为我的朋友绝不是不了解弗洛伊德的工作，他非常清楚，那不是分析的材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打破自己智力说教的习惯，并尝试(起初似乎有些成功)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层面上与分析家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分析家的挑战是:“让我停下来!”向我证明你不会陷入我的游戏中!15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朋友是自找的。尽管治疗看起来很严厉，但还是不断地回去看心理医生，幸运的是，病人挺强大，扛住了这种严厉的待遇。无可否认，这是一剂强药，但他的分析此后却有了非常积极的方向，而如果是一位不愿意以如此直率的方式介入的分析家，他的分析可能会无限期地陷入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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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什么都不能只看表面
别人向你要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想让你给他们什么。
——拉康，第十三次研讨会，1966年3月3日
欲望是我们在分析中所处理的整个经济的中心点或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然会把“现实”这个词所概括的东西，即存在于社会背景中的现实，作为我们唯一的指导。
——拉康，研讨会VI, 19597月1日
我刚才提供的例子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分析者公然或潜在地要求的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价值。明确地说，他们可能要求成为分析家——也就是说，接受彻底的分析——而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并不想撼动自己的精神之船。他们可能固执地讨论某些问题，同时暗地里希望分析家能打断他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是相当矛盾的，如果分析家屈服于一个要求——比如说，把每周的会话次数从三次改为两次——就好像分析者只是从表面上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不是透过明显的需求看到其更深层次的动机。也许病人要求每周去看两次心理咨询，只是因为他或她的配偶不想花钱，而病人实际上是希望分析家拒绝;或者病人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觉得有必要让分析家表达他或她的愿望，让病人继续每周来三次。在一个层面上，患者要求减少疗程，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他或她希望分析家说不。”
分析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只看表面。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立场，但是，正如我们刚刚在病人的要求中看到的那样，要求很少像最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事实上，病人所说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被认为与“纯粹而简单的现实”有关。例如，一个病人说:“我周二的预约不能来了，因为我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但是，为什么这位患者明明知道自己和心理医生有预约，却要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为孩子安排预约呢?她就不能找其他时间吗?另找时间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她到底有没有要求换个时间，还是接受了第一次建议的时间?很有可能她说，孩子病得很重，她不得不首先顾及孩子。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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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方便的第一个可能的时间，因为她不得不把它安排在诸如理发和家长会之类的事情期间。
这里重要的不是“现实”——影响病人继续治疗的“真实事件”——而是精神现实:病人在自己的头脑中衡量治疗的重要性的方式，与她生活的其他方面、她想做的其他事情相比。当病人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不得不错过我的会谈”时，治疗师必须总是对所给出的理由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我不得不错过我的预约，因为我遇到了车祸”听起来像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借口，但也许事故发生在她预约的前一天，病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她的车还能正常工作。也许事故极其轻微，病人本可以只晚十分钟就赶到她的预约地点。
所给出的借口永远不能立即被认为是事情的全部。患者心中纠结的比较，哪一个更重要，是她与治疗师的会面，还是她的其他责任和/或乐趣，这反映了她的治疗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它在她生活中的位置，并可能构成对治疗师的一个信息:“我把一切都放在你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借口。患者应该围绕治疗安排自己的一天或一周，而不是相反;有紧急情况，偶尔会使预约无法进行。但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弗洛伊德和许多其他的分析家提到，那些倾向于错过会谈的分析者，声称他们身体有病，奇怪的是，当他们错过治疗但仍被收费时，他们就不再生病了，也没有啥其他能错过咨询会议的问题了(SE XII, 127)。
当病人可能表现出抵抗时，分析家一定不能被驯服;他或她一定不能屈服。在分析家看来，病人的心理咨询是病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病人的分析是第一要务。如果分析家那边可以商量，那就必须清楚地表明，会议必须重新安排，比原计划早或晚，但不会牺牲。如果病人养成了重新安排时间的习惯，分析家必须明确表示，他或她不会按要求提供治疗。我的一个同事，他经常睡得很晚，经常错过10点的会议。他的分析家只给了他一个选择:他可以在早上7:30进行，不用说，他在上午10点的约会中不再睡觉了。
在分析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因为分析家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一切都存在心理学意义。但是，什么都不能看表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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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从来都不明显
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基础是误解。
——拉康，《论文集III》，184
语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显而易见的，不像每个断言那样，能表达明确的否认。语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那么明确的。病人可能会使用一个模糊的口语化表达，比如“我只是感觉不舒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分析家不可能知道病人的意思。在某些方面，意义是非常个性化的，每个人都以非常特殊的意义使用单词和表达精神分析家不能同意理解法语中所说的“mii -mot”，这意味着病人只是暗示、暗示或“半说”了他的意思。在与朋友或家人的日常交谈中，我们常常很高兴别人能理解我们的意思，而不必深究细节，或者一个简单的词或对共同事件的提及会给他们带来无数的感受和意义。总而言之，我们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自在，因为“他们说我们的语言”。
然而，在分析中，分析家和被分析者并不“说同一种语言”，尽管他们可能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如果他们来自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国家的同一地区，他们的语言可能非常相似，但他们永远不会最终“说同一种语言”。
当人们使用像“低自尊”这样平庸的表达时，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被告知他们低自尊，但并不真正这样看待自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听到的声音告诉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有所成就——这是两个世界的意思。分析家必须从这些看似透明的陈述中提取出特定的含义，尽管患者偶尔会因为没有得到他们在与他人交谈时通常会得到的那种“我知道你的意思”的即时反应而感到烦恼。。
语言的意思从来不是透明的，如果需要的话，分析家必须表现得不理解，甚至假装听力不好，让病人说出他或她说“性令人厌恶”、“女人很可怕”或“我害怕蜘蛛”时的意思。正如优秀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米歇尔·西尔韦斯特(Michel Sylvester)曾经说过的那样，精神分析家一定不要害怕让患者提供更多细节，让自己显得过于密集、厚重、粗野和愚蠢:“我的意思是口交是可以的，但性交让我感到厌恶”;“亲吻和爱抚不会吓到我，但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男人会如此焦虑地穿上女孩的裤子;“是那个长着黑毛腿的蜘蛛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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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脊背上颤抖。”当病人说“性令人厌恶”时，分析家自以为知道他或她的意思，但后来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病人(觉得他)指的是父母之间的性行为。
意义总是模棱两可的
由于词语是众多思想的集合体，所以可以认为它们注定具有歧义性。
——弗洛伊德，SE V, 340
我负责督导的一个案例中的男同性恋者对他的治疗师说，他觉得他的父亲“百分之百地支持”他。只要稍加想象，我们就能从至少两种不同的方式听到这句话:他觉得父亲真的在支持他所做的事21，或者他觉得父亲在他身后有一种更空间感的感觉——站在他身后，躺在他身后，或者从后面看他。言语，就其本质而言，是模棱两可的。单词有不止一种意思，我们使用的表达通常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介词允许有许多隐喻意义。的确，试着提出一个在任何方面、形状或形式上都不含糊的陈述是一项有趣的练习，意思就是做一个描述，当脱离上下文或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时，它不会有多个意思，这样的表达很难。
因此，病人所说的是含糊不清这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言语都是含糊不清的。重要的是他的用词。为什么病人不说父亲百分之百地支持他的决定，而是说父亲百分之百地“在后面支持”他?病人有无数种表达同一想法的方法可供选择，因此，他选择一个包含“behind”的表达似乎很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也许是其他的想法使他选择了这个表达，而不是其他的表达。
这个同性恋者的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他后来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同样的表达，但很方便地省略了最后的“我”:“我父亲百分百在后面。”这种表述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弗洛伊德式口误，允许以下翻译:“我父亲是个十足的混蛋”，“我父亲只对屁股感兴趣”，“我父亲只对肛交感兴趣”，等等。毫不奇怪，这位病人除了表示他父亲支持他的决定外，否认自己有其他的意思，但精神分析学关心的不是他的意思，而是他实际上说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病人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指的是病人当时有意识地在想什么(或者愿意认为他或她在想什么)，从而否认在他或她的脑海中可能同时形成了其他一些想法，也许是在其他层次上。在治疗过程中，许多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极力否认这种想法的存在，因此，对他们坚持说，他们说了一些与他们想说的不同的话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是没有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他们学会了将梦境、幻听等联系起来，他们可能会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几种想法可能几乎同时出现在他们身上，尽管可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简而言之，他们接受了无意识的存在，接受了他们通常不会注意到的思维活动的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要无情地强调新分析者讲话中的每一个歧义——无论如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或者强调分析者的每一个口误，这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多数分析者来说，歧义和漏语的标点符号必须缓慢而渐进地引入，分析家必须选择那些似乎对分析者有某种特殊意义的歧义。例如，当厌食症患者或暴食症分析者使用“把某物塞进某人的喉咙”这样的比喻时，可能比强迫症患者使用的比喻更有意义。像所有其他干预一样，这种标点符号必须根据特定分析者准备听到的内容来精确计时。并且应该与它们出现的背景有关。然而，上下文可能非常不清楚的混乱的讲述当然是值得澄清的，因为它的阐明可能会导致新的和特别意想不到的材料。
在分析中，重要的是分析者实际上说了什么，而不是他想说什么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指的是他有意识地想到的东西，指的是他在意识层面上想说的东西，指的是他想说的东西。而且，他想要传达的是与他对自己的看法一致的东西，与他认为自己是(或者愿意相信自己是，或者至少愿意相信自己是)的那种人一致的东西。因此，“他的意思”指的是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意向性的一个层面;它指的是一种与他的自我形象相吻合的意向性。
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说“意义是想象的”(研讨会III, 65)。他并没有因此暗示意义不存在，或者它仅仅是我们在想象中幻想出来的东西。他暗示意义与我们的自我形象紧密相连，与我们对自己是谁、是什么的形象紧密相连。总而言之，意义与自我，“ego”或“self”(这两个词在我的书中是同义词)有关，与我们认为是自己的一部分有关;因此，“意义”会排除那些与我们形象不符的东西。
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回归弗洛伊德”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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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无意识的重要性上来，而不是强调自我，自我的概念在当时的“自我心理学”中很流行，在今天的许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中仍然很流行。自我本质上是我们视为自己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说“我”时所指的东西，是与我们的自我形象相符的东西，自我排除了所有我们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排除了所有在我们拒绝承担责任的错误(口误、行动失误等)中溜出来的想法和欲望。拉康，像弗洛伊德一样，把潜意识置于自我之上，把病人真正说的话置于他们的意思之上，把他们言语中出现的模棱两可和口误强调出来。
拉康以非常关注文本和书写而闻名。“律法文书”这样的表达意味着强调律法实际阅读的方式，而不是其压倒一切的意义或精神。“遵守律法的条文”可能意味着一个人严格遵守律法文本中所写的内容，而不关心制定律法的精神。拉康非常注意他的分析者话语的文字:注意他们实际上说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有意识地意味着或打算说什么。通过从不假设他理解他们的意思，从不给人留下他说他们的语言的印象，通过关注他们讲话中的歧义和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东西，他为新意义的出现腾出了空间，并且让他的分析者意识到，事实上，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们在说，甚至当他们张开嘴的时候是谁在说话。
只有当病人开始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时——当他们的话语中的什么、为什么和谁对他们来说成为问题时——他们才是真正投入到分析中。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所从事的事情超越了简单地要求减轻一种或多种特定症状。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曾经最确定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不确定了，他们现在愿意倾听无意识的声音，倾听通过他们说话的另一个声音，并试图破译它。
在这样打开的空间里，分析者不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而是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他们对无意识的能力上——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态(梦、幻想、白日梦、遗忘和口误)中，以指导他们。这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就“欲望是一个问题”而言，拉康说，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一旦病人开始怀疑他们的言语、思想和幻想的原因，开始提出关于它们的问题，他们的欲望就参与了分析27。
从本质上讲，需求是重复的。病人对即时治疗的坚持的、重复的要求让位于某种移动的东西，这种东西被无意识的每一个新的表现(或“无意识形成”)所吸引，它附着在每一个新的滑动上并探索它;总而言之，病人的需求让位于欲望，这种欲望总是在运动，寻找新的对象，在这里和那里下车，但从不静止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病人把需求换成了欲望——当然不是完全的，因为病人在分析的过程中对他们的分析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解释、认可、批准等等。要求总是包含一种对某物的执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反复要求同样的东西，那个他觉得自己离不开的东西)，但病人一直愿意放弃某些要求，病人就放弃了对欲望的某种固着，放弃了对欲望的转喻所产生的快感的固着，这里的“转喻”一词仅仅意味着欲望从一个对象移动到下一个对象，欲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不断的滑动或移动。欲望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只寻求更多的欲望，而不是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
拉康对这种转变——这种需求对欲望的交换，这种对运动的固着的放弃，所采用的术语是“辩证化”。当这种转变发生时，病人进入了分析的辩证过程——“辩证”在这个意义上说，病人变得自由地说，“嗯，是的，我想要那个;转念一想，我真的不愿意去想它，我真正想要的是……"30病人没有坚持必须怎么样;他可以在第一节时坚持自己的愿望，在第二节时变了个说法，在第三节时略有改变地重申自己的愿望，以此类推。表面上的疯狂是有方法的，但欲望运动的逻辑不是命题逻辑或常识的逻辑(你不能同时想要又不想要它)。
拉康在这里使用“辩证法”一词(“欲望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欲望遵循黑格尔辩证法的广泛教导版本——肯定、修正、综合;它的意思是，欲望被设定在运动中，从需求中固有的固着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它标志着分析者真正进入了分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病人的欲望会一劳永逸地启动起来，从此再也不会被困住或陷入困境。相反，第一次交换发生了:病人同意接受欲望的愉悦，以换取他或她最初的要求。
然而，对于痛苦的病人，精神分析家永远无法引出任何问题，病人不会对过去说起或者做过过的任何一件事感到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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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不会对她现在与分析家的关系中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提出问题。虽然病人继续来找精神分析家谈话，但她从来没有从精神分析家所说的话中看到除了她的意思之外的任何东西。无意识永远不会被接受，想象(意义)占主导地位。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中的一种。病人可能是精神病患者，这种可能性将在第七章中讨论;又或者，精神分析家可能没有创造出欲望能够脱颖而出的空间，因此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在治疗中的位置。后者可能涉及一种压迫性的要求，即病人的说话，对某些病人来说，说话与表演联系在一起，简单地给别人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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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关系
知识与建议
分析家在治疗开始时，被分析者所想象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听到和读到的关于分析的内容，而这又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教育和文化环境。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医生和治疗师的看法与以前不同了。对医生或治疗师的尊重似乎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某些时代盛行，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以往的尊重让位于越来越多的不尊重，在医疗领域经常听到的“第二意见”的要求就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1901年，弗洛伊德就提到他的一位医学同事，他告诉他，在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土耳其人习惯于对他们的医生表现出巨大的信心和对命运的极大顺从。”如果(他们的医生)不得不告诉他们，对病人无能为力，他们的回答是:“先生，那我们还能说什么，能救的话你肯定救了”(Sl: VI, 3)。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对土耳其人对医生的尊重与他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从自己的病人那里得到的待遇之间的对比感到震惊。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往往对医生告诉他们的话多少有些怀疑，对心理治疗师的治疗能力更是极度怀疑。大众媒体上的一项又一项研究对心理治疗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不同学派的治疗师互相诋毁以赢得支持者;健康保险公司通常认为任何带有“心理”前缀的治疗都是毫无价值的;媒体只描述了那些利用病人的治疗师，说他们一开始就比病人更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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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精神分析在美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信誉，而且经常只是最后的手段。通常只有当一个人去看了全科医生、胃肠病学家、脊椎按摩师、精神科医生和针灸师——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之后，他才会最终联系心理治疗师。。
对美国思维来说，心理治疗师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上不了医学院的人，一个大学数学或科学不及格的人，一个对人性的经验可能不比电台脱口秀主持人更深刻的人。美国人对心理学或精神分析的信任程度并不比他们对占星术和手相术的信任程度高(事实上，他们的信任程度可能更低)。人们经常来接受治疗，完全不相信治疗师能帮助他们，并公开怀疑治疗师自称掌握的那种知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拉康的著名主张，即分析的动力是“被假定为知道的主体”，通常被假定为暗示分析者将人类痛苦的大量知识赋予分析者，从一开始就假定后者拥有必要的知识来做出改变?很明显，这需要一些解释。仅仅是因为在法国行得通的方法在美国行不通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一些国家、城市和圈子里，对分析家知识的尊重比在另一些国家、城市和圈子里更大。例如，在巴黎，精神分析是媒体讨论的日常话题，在高中哲学课上被介绍，并且通常受到相当高的尊重。法国人似乎不像美国人那样相信生物学是一切的根源，也不相信医学有朝一日能够消除所有精神上的痛苦和痛苦。事实上，在巴黎，个体精神分析学家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对精神分析领域普遍持积极态度。
例如，在纽约和洛杉矶，这种观点在较小的范围内也能找到，尤其是在艺术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在这些小圈子里，人们(无论他们是否从事分析工作)倾向于假设分析人员了解焦虑、恐惧、压力和内疚等人类问题。而且，如果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被引导去咨询分析家，他们往往会立即将分析家视为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症状和神经症的人。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会自动地认为分析家是“一个应该知道的主体”。
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是什么呢?这只是说明，某些人(比如巴黎人)从一开始就对合适的人更开放。当人们把知识和权力归于医生时，这意味着他们对可能做出的任何和所有的建议都持开放态度。如果我们回想一下Mesmer和Charcot，很明显，他们的病人因为他们的大名而拜倒在他们脚下，接受各种建议。如果Charcot
催眠一个显然已经多年不能走路的病人，并向她暗示她现在可以走路了，病人往往准备好并愿意相信他。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抱怨说，当他练习催眠时，他很少能像著名诊所的临床医生那样催眠人们，在那些诊所里，“奇迹般的治疗”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因为来找他的病人对他的能力没有同样的信心。在他最初几年的实践中，他周围并没有治疗的“气场”。因此，他的病人不太容易受影响。
随着弗洛伊德名声的增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暗示的效果通常是短暂的，需要治疗师定期重复同样的建议，弗洛伊德逐渐放弃了仅仅依赖暗示的方法。如果他的病人认为他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因此对治疗的效果更开放，那就更好了;如果没有，他也可以不做这样的假设。换句话说，患者可能在一开始就相当容易受暗示，对分析家的影响持开放态度，甚至可能仅仅通过与分析家预约(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是通过认为他可以预约到这样的医生)而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焦虑有所缓解，但这种改善是由于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换句话说，严格讲，这不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而仅仅是患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患者将精神分析家置于“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的位置，这一事实实际上可能对分析工作有害。的确，一个以高度易受暗示的状态来找精神分析家的病人，确信精神分析家是拥有所有知识的人，就不太可能意识到，必须从事联想这种严肃的分析工作的是病人。这样的病人可能更倾向于简单地陈述他或她有意识地提出的问题，然后等待分析家给出无可置疑的卓越解决方案。
精神分析家可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文凭和首屈一指的声誉，但如果他无法超越对病人的建议，让病人参与到分析过程中来，那么这种治疗就只不过是给病人服用安慰剂。
假设知道的主体
如果精神分析不依赖于被分析者对分析者的知识和力量的信念——如果它因此不是一种信仰治疗——那么知识在建立分析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
在精神分析中，被假设知道一些重要事情的主体是分析者的无意识。如果在精神分析中有一种值得尊重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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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它是无意识在被分析者的疏忽、错误、惊讶的表达等等中的表现。
因此，分析情境中的“最终权威”存在于被分析者的无意识中，而不是作为某种知识大师的分析家，他立即掌握了被分析者在说什么，以及他或她的症状的意义。分析家通过系统地强调无意识，并通过最初将的干预限制在标点符号和韵律上，并没有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已经看到了一百次并因此立即理解的人。然而，也许是第一次关注无意识表现的被分析者，倾向于把分析家看作每一种无意识表现的代表或代理人。被分析者并不把这些表现转嫁到自己身上，而是拒绝承担责任。责任被强加给分析家，分析家必须同意占据那些表现、那些未知量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是被分析者的无意识才是最终的权威，而是通过被分析者表现出来的无意识;因为这样的表现是被分析者作为异己或他者所否定的，不是他自己的。
因此，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精神分析家与被分析者的无意识链接，与其不可理解的表现链接，与出现在被分析者话语中的未知或x链接。被假设知道的主体——也就是被分析者“内在”的无意识——被分析者拒绝，并投射到分析家身上。分析家必须同意占据无意识的空间，或站在无意识中(或坐在无意识中)——通过他的在场在使无意识呈现。
精神分析家的“人”
分析家可能会鼓励或阻滞这种排除自己个性的做法。显然，只要分析家不愿意将自己的个性排除在分析关系之外(也就是说，拒绝成为被分析者无意识的占位符或代表)，他就会强化大多数新分析者所做的假设，即，他们假设分析家或多或少和他们自己是一样的人。
在初步会谈的过程中，分析家必须允许被分析者的思想发生转变:分析家必须从一个他者转变为另一个他者(可擦除重写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他要为分析者的无意识占位，分析家本身的“人”就必须消失。分析家必须成为一个更抽象的他者，在被分析者话语的疏漏和裂缝中，似乎不经意地说话的他者。总而言之，分析家必须代表拉康所说的大他者，
背负着大他者的名义，让被分析者认为分析家完全是外来的、陌生的、“不是我”的人。
但这也并不是分析家的最终立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然而它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分析家必须将他们的个人感受和性格特征排除在治疗之外，尽可能少地透露他们自己，他们的习惯，以及好恶。精神分析家的每一个个体化特征都会影响被分析者的投射。对被分析者来说，分析家越不具体、越不明显，就越容易把他或她当作一个空白的东西。
当分析家被被分析者视为另一个普通人，就像随处可见的人一样的时候，也就是说，被认为与被分析者相似时，被分析者可能会将自己与分析家进行比较、在分析家身上看到他自己、模仿分析家，最终与分析家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关系被拉康定性为依靠想象的关系。拉康把它限定为“想象的”，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不存在;他的意思是，关系被分析者的自我形象和他形成的分析家的形象所支配。只要分析者觉得自己的形象与分析家形象相似，分析家就会受到爱戴，而如果与被分析者的自我形象不同，分析家就会受到憎恨。当被分析者用他对分析家想象的形象来衡量他自己时，最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我是更好还是更差，是更高姿态还是更低姿态?”想象中的关系是由竞争主导的，这种竞争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是来自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
正是在想象关系的层面上，那些处心积虑扮演知识大师角色的分析家，即使没有被他们的分析者赶下台，也会受到挑战，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权威误认为是无意识的代表，而权威则与占据上风有关。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分析情境中的最终权威在于分析家这个“人”，因此他们开始向他们的分析者证明他们比分析者知道得更多，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
想象是拉康定位大多数分析家所指的“反移情”的层次。在这个层面上，分析家陷入了同样的游戏，将自己与分析者进行比较，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评估他们的话语:“他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是领先于我还是落后于我?”“他们顺从我的意愿吗?”“我能控制局面吗?”“为什么这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拉康的观点并不是说反移情的感觉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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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说它们位于想象的层面，因此必须被分析家搁置一边。反移情一定不能透露给分析者，因为这将使分析家和分析者处于同一水平，就像彼此的想象他人一样，两者都有类似的感觉、焦虑和不安全感。反移情阻碍了分析者将分析家置于大他者角色中。
分析者通常不容易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分析者对待他们将会不同于他人，不会像与其他人互动一样的与他们工作。然而，当分析家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时，许多想象的现象就会趋于平息。一位病人对我督导的一位治疗师说:“所以我猜这意味着你不会成为我的女人。”以此表明他对这种不寻常关系的勉强接受。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向她求婚，邀请她喝咖啡、吃午餐和晚餐，表现得好像她就是他可能在某处遇到的任何一个女人，然后开始一段关系。在这里，他似乎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他者。
象征性的关系
在拉康工作的早期阶段，分析的目标是消除由想象所产生的对象征关系的干扰，换句话说，将想象的冲突排除在外，以便面对分析者与大他者之间的问题。
什么是象征关系?一种简单的理解是，一个人与律法的关系，与父母、老师、宗教、国家制定的律法的关系。象征关系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处理由父母、学校、媒体、语言和整个社会灌输给他们的理想的方式，这些理想体现在成绩、文凭、地位象征等方面。他们是否在追求别人推荐给他们的目标和成就时受到抑制?他们是强迫性地去追求吗?还是通过辍学来避免追求这些目标? 他们只是间接地追求这些目标，希望在不真正尝试的情况下获得它们，不真正把自己置于挑战之中吗?他们是否偷偷犯法，暗地里希望被抓住?他们是否考虑过结婚生子(被广泛提倡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但又对这个过程感到焦虑，无限期地推迟?他们是否“以事业为目标，以社会和经济上的成功为目标，只是为了避免失败?”简而言之，他们对父母的大他者、教育的大他者、社会的大他者所指定的理想对象采取什么立场?
象征关系包含了所有的，与精神分析中通常所说的“阉割焦虑”有关的冲突。例如，被分析者常常不能直接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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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牵扯到向(他们认为的)父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让步。因此，在他们看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就等于满足了父母的愿望。“决不是那样!”“上帝保佑!”“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快乐。”他们宁愿一生都在反对父母大他者的要求和培养的理想中度过，也不愿让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为大他者服务。因此，他们所有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抗议——不管是否秘密地违背了大他者的意愿。当然，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相信，他们的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他们的父母无关，也与对社会理想的反叛无关。然而，他们却把自己变成了反抗的活生生的象征。
在他1950年代早期的著作中，拉康提出，分析的目的之一是澄清和修正被分析者的象征关系——也就是说，被分析者对大他者(父母的大他者、律法、社会理想，等等)的立场。通过两个简单的范畴，想象和象征，他提供了一个分析情境的模型(图3.1)，该模型表明，象征关系涉及无意识(因此左上角的“主体”一词)和大他者，而想象关系涉及被分析者自己的自我或自我形象以及像他自己的其他人的自我(右上角的“自我”). 分析的目标是逐渐地驱散分析者与他或她的朋友、同事、兄弟和姐妹的想象关系(在分析的早期阶段，这些关系往往是被分析者所关注的)，通过被称为“修通”的联想工作，或者如拉康经常说的，“移情的工作”，以聚焦分析者的象征关系。事实上，分析者的想象关系的关键往往在于象征。例如，一个男人与一个兄弟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可能源于父母(父母的大他者)对这个兄弟的特殊对待，或者认为他更聪明或更漂亮;他对另一个同龄人的同性恋依恋很可能与他们对一个象征性的大他者的相似立场有关——例如，对待一个年长的老师或主管。
图3.1。简化L图式
因此，分析的目标，正如拉康在1950年代早期所概念化的，是穿透遮蔽象征的想像维度，并正面面对分析者与大他者的关系。在这个概念化中，想象和象征是相互矛盾的。强调象征就是贬低想象的重要性。然而，如果分析家允许自己扮演像被分析者那样的角色(一个与象征的大他者相对的想象的他者)，那么分析家的自我就会位于想象轴的一端，与被分析者的自我并列，分析就会陷入敌对的权力斗争和描述中。当分析家进入到一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时，他就失去了符号维度的视野——正如拉康所说，符号维度的视野是“唯一能治愈的维度”。
作为评判者的分析家
谁是分析家?利用移情来解释的人?把移情分析为阻抗的人?还是把他对现实的看法强加于人的人?
——拉康，《书写》，592/232
分析家必须小心地避免将自己定位为与分析者相关的想象中的他者的陷阱，必须意识到还有更多的陷阱在等着他。因为分析者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已经开始期待父母和权威人物的某些事情:赞同、反对、认可、惩罚，一句话，就是评判。
分析者不仅期待审判;他很可能会要求你这么做!就算是成功避坑的分析家也不能幸免，避开被视为分析者的陷阱(并将他自己与分析者进行比较)的分析家很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牧师，人们向他忏悔自己的罪行，然后等待忏悔和赎罪的要求。在这里，分析家可能被投射到一个类似上帝的位置:一个无所不知的大他者，一个可以解释所有关于正常与异常、对与错、好与坏的问题的人。
除了分析家根本不适合讨论这些问题这一事实之外，提供这样的评判对治疗是有害的。例如，告诉分析者某些想法或幻想是不好的，或者某些冲动或欲望是不正常的，可能会让他们在治疗中停止谈论这些东西，尽管它们在治疗环境之外持续存在。告诉被分析者其他的想法或幻想是好的和正常的，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它阻碍了被分析者说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和正常的所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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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认为有问题的事情，分析家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这种情况起初可能会让分析者感到宽慰和满足，但这种暂时的有益效果最终会阻止分析者深入研究自己的疑虑和保留。由于言语是治疗中唯一的杠杆，一旦分析者停止谈论某件事，分析家就不能指望在那个领域带来任何改变。如果分析者因为分析家用积极或消极的判断抑制了他们，从而停止谈论他们经验的某些方面，那分析对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对生活的一个方面的想法的保留可能会使治疗师对其他方面的所有努力也毫无结果。
更有问题的是，即使是最警惕的分析家，他的分析者也会经常把叹息、咳嗽甚至沉默解释为不赞成或谴责的信号。被分析者如此习惯于接受父母、学术或司法大他者的评判，以至于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提供评判，即使它不是来自分析家，即使分析家没有以任何方发法、姿态或形式传递这种“评判”，分析者依然还是能感受到评判。评判已经变得如此彻底地内化，以至于不需要分析家采取任何行动，分析者自己就能自动接收到评判。
换句话说，分析家不仅要小心,不要提出反对意见，还要警惕地先发制人，或消除分析者的这种倾向，消除分析者将不赞成的态度归因于分析家的倾向。每当分析者感觉到分析家不赞同某件事时，分析家就必须把这个情况用于诠释:分析家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投射，分析家应该发现它是一个富有成效的领域，可以进行联想、阐述和诠释。(假设分析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没有传达这种态度的话)分析家显然可以因此表达，是分析者将这种态度投射到分析家身上，并激发分析者探索为什么他投射了这种特定的态度。通过不直接否认有过这样的态度，而是专注于诠释，分析家力图不阻碍分析者对未来的预测——因为如果立刻否认和澄清，就会消散移情，而移情对于解决冲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相反，分析家允许移情投射继续下去，而不解释移情的事实(“你把那种态度投射到我身上”)，而是解释移情的内容——被转移或投射的内容——试图将它与它的来源或起源点重新联系起来。
由于工作的本质，在分析者看来，分析家经常与建立价值观联系起来，:努力工作、学业成功、企业、资本等等。分析家穿衣服的风格、居住的地段、办公室陈设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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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候诊室放置的特定杂志，往往导致分析者将分析家视为某种价值观的代表，而这些价值观被分析者可能完全拒绝，也可能试图接受但是没有成功，也可能肝脑涂地地追随，尽管在追随中感到被排斥。这些价值观显然是依附于“分析家的人”——也就是说，依附于作为个体的分析家——但分析者很可能将这些价值观归之于分析家。因此，分析家必须警惕地着重考虑这些态度的可解释性，因为这些态度更多地说明了被分析者的脑回路，而不是分析家具体的处事风格。
被分析者赋予分析家的肯定评判也是如此。分析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赞同被分析者的行为，但被分析者常常试图通过事后猜测他的价值观并试图实现它们，事后猜测他的欲望并试图实现它，成为他们认为分析家希望他们成为的人，来赢得分析家的认可。这只不过是另一种神经症策略，它不会导致主体与大他者的分离，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依赖。它通常重复与父母大他者之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试图让父母满意，然后秘密地不服从或让他们失望，或者以自己的代价来满足他们。
当分析家有意或无意地向分析者提供一个认可的信号时，其效果充其量就是一种纯粹的建议:分析者开始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或获得了成长，他试图在被认可的行为基础上行事，但仍然依赖于大他者的意见。如果被分析者随后与不赞同分析家观点的人一起度假，那么被分析者仍然会盲目地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最终会把一切都抛回质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谁的影响力更大，分析家的还是朋友的?”——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只要与分析家的关系持续，建议的效果就会持续，分析中的假设是，分析家对被分析者的生活影响最大。
我所督导的一位治疗师对她的一位病人似乎出现的奇迹般的改善感到有些惊讶，她曾向这位病人指出，治疗不是治疗师和病人成为朋友，像朋友一样支持她，而是让病人学会自立。到下一个疗程时，病人对支持的要求已经停止了，在四个疗程内，病人报告说有了一种新的独立感和幸福感。尽管这种解决方案对病人产生直接的治疗价值，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改善主要原因是治疗师的那个大概的建议，而与病人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病人瞥见了治疗师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东西的一个方面，并着手去实现它，从而使她自己的愿望服从于治疗师的愿望。
作为原因的分析者
如果分析家放弃想象的小他者的角色，那么他还会经常被分析者赋予法官的角色，然而分析家在分析过程中也必须放弃这个位置，分析家在强调什么方面具有高度的辨别力，鼓励被分析者谈论某些事情，而不是谈论其他人，然而，他必须避免对被分析者在“外部世界”中的行为或被分析者的幻想和思想进行判断。分析家既不是想象的小他者，也不是象征的大他者，那么分析家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许多新的分析者倾向于拒绝为他们的口误和妄言承担责任，把责任推给分析家。就像一个病人对她的治疗师说的，“你总是在我说的每句话里看到黑暗和肮脏的东西!”一开始，分析者常常认为口误只不过是舌头肌肉控制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轻微的注意力不集中。而分析家则是赋予这些口误一些大他者意义的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析者自己开始为每一次失语赋予意义，而分析者，并不是作为那个陌生的大他者话语表达的无意识，而是被分析者视为产生无意识的原因:“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早上会来进行会谈。”在分析中经常听到这样的陈述，分析师被置于被分析者梦的原因的角色:“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这样的梦。“这个梦是给你的。”“你昨晚在我梦里。”无意识的形成，如梦、幻想和幻听，是为分析师产生的，被复述给分析师听，告诉分析师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者是他们产生的原因，一句话，是始作俑者。
当分析家被视为像被分析者一样的小他者时，分析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想象的对象或被分析者的小他者。(拉康把这个写成a’，“a”是autre的第一个字母，法语中“他者”的意思。拉康用斜体表示它是想象的。与a’相反，主体自己的自我被表示为a。)。当分析家被看作是一个评判者或父母时，分析家可以认为是一种符号对象或大他者(用A表示，代表Autre，“大他者”)。当分析家被视为分析者的无意识形成原因时，分析家可以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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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的“实在”客体(用表达式“客体a”表示)。
一旦分析家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操作，即被分析者置于原因的位置(被分析者的梦想及其实现的愿望的原因，简而言之，被分析者的欲望的原因)，被分析者的移情的某些表现或“正向移情”，通常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出现的这种移情，很可能会消退，让位于色彩上远不那么“积极”的东西。被分析者可能会开始表达一种感觉，即分析家“在我的皮肤下”，就像一个刺激物。在一开始的治疗过程中看起来舒适或自在的被分析者(然而，绝不是大多数)很可能表现或表达出不适、紧张，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反抗新的配置，即反抗精神分析家在他们的生活和幻想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分析家变得过于重要，出现在他们的白日梦中，出现在他们的手淫幻想中，出现在他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等等。
这样的困境通常不是人们进入分析时所期望的，事实上，非拉康流派的分析通常不会走到这一步。当某些分析者感觉到分析师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侵入性”的角色时，他们倾向于中断他们的治疗，而许多非拉康派分析师不愿意招致、承担和处理分析者的这种感受(分析者的这种感受有时被称为“负性治疗反应”)。事实上，正是这些分析家所追随的治疗理论认为，这种侵入性的角色是无效的。但拉康，相反地认为，这才是分析的阿基米德点，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个点上，精神分析家可以运用可以移情症状的杠杆来工作。按照拉康的说法，处于被分析者欲望原因位置的分析家是分析的动力;换句话说，它是分析家必须占据的位置，以便移情可以引导出某种产出，从而作为分析的终结，而不是将分析者对分析师的认同作为分析的终结(对分析家的认同被某些精神分析学家视为分析的目标)。
“负向移情”绝不是表明被分析者已经将分析家定位为欲望原因的本质标志;它只是一种可能的表现。然而，许多类型的治疗师试图避免或立即消除任何负向移情的出现——毕竟，这只是移情之爱的另一面(爱与恨通过所有情感的矛盾心理紧密相连)，这意味着攻击性和愤怒会转化为一种情感，患者承受不了这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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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投射到治疗师身上。如果这样的话，患者会因此学会在治疗中不去表达;或者，如果他们确实表达了，治疗师会迅速抓住机会指出患者是在投射，指出愤怒和攻击并不一定是针对治疗师的，从而消除了这种感觉的强度以及这种投射可能的治疗用途。因此，愤怒和攻击就无法在治疗师那里得到解决，而是被“理性地”审视。
对比一下，弗洛伊德将分析描述为分析家和被分析者之间的斗争或战斗:
病人把他的无意识冲动觉醒的产物看作是当下的和真实的;他寻求将自己的激情付诸行动，而不考虑实际情况。医生和病人之间随之而来的斗争……几乎只在移情现象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必须赢得胜利——这种胜利的表现是对神经症的永久治疗。毫无疑问，控制移情现象给精神分析学家带来了最大的困难。但不应忘记的是，正是移情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使病人隐藏的和被遗忘的情爱冲动立即显现出来。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之后，在缺席的情况下或在模仿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真的被摧毁(见第十二章，108页)
换句话说，只有让精神上的冲突——比如对父母的攻击或对家庭成员的攻击——出现在与分析家的关系中，患者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要理智地看待和“处理”它们，而是要允许内在的力比多冲突在与分析家的关系中重复出现，并发挥出来。如果语言化(将事物用语言表达)是分析者所允许的唯一技术，那么与分析家和分析的真正分离就永远不会发生。必须允许投射的发展，以至于它能展现出充满冲突的关系的所有基本方面，所有相关的回忆和动态，以及积极/消极影响的全部力量。应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歇斯底里研究》中最早的一个教训是，把创伤性事件用语言表达出来，而不重温伴随的情感，这会使症状毫发无损。
移情，被视为情感(过去由人和事件引起的)转移到分析环境的此时此地，意味着分析者必须能够将与他或她过去和现在的重要人物相关的一系列情感投射到分析家身上。如果分析家关心的是“做他自己”，或者是“好父亲”或“好母亲”，分析家可能会试图立即将他自己与分析者所扮演的角色拉开距离，说一些类似于“我不是你的父亲”或“你在投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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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所传达的信息是，“不要把我和他搞混了”或“投射是不合适的”。但是，分析家最好既不鼓励也不阻止由于感情转移而产生的错误身份的情况，让不同角色的投射顺其自然地发生——当然，除非它走得太远，危及到治疗的继续。
与其解释移情的事实，与其向分析者指出他正在将某些东西投射或转移到分析家身上，分析家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投射的内容(观念性和情感性的内容)上，试图让分析者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不是要驱散它或禁止它，也不是要让被分析者对此感到内疚，而是要把它说出来。在这里，分析家的工作——通常更多的是通过提问而不是解释——重建内容(思想和感觉)与人、情境和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与第8章中出现的强迫症案例的情况有一点相似之处。
把分析家作为原因(分析者的口误、梦和幻想的原因，分析者的爱与恨的原因——总之，分析者的欲望的原因)的讨论，让我走得太远了;在介绍了一些其他概念之后，我将在第5章回到这个主题。欲望原因的概念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拉康所称的“基本幻想”中，幻想上演了分析者的主要症状所隐含的满足。在关于幻想的讨论中，只有当分析家在分析者的幻想中代表原因时，这个幻想才能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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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打开欲望的空间
欲望是人的本质。斯宾诺莎、伦理
我们的技巧包括处理欲望，干扰欲望，甚至矫正欲望。
研讨会X, 1963年5月22日
需求与欲望之争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被分析者的要求永远不能只看表面价值。虽然表面上要求每周治疗两次而不是三次，但这位分析者可能只是在走她丈夫强加给她的动作(因为他关心的是省钱，并确保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不是表达她自己的任何真正的愿望。她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希望，如果不能保持原来的频率，精神分析家会强烈地拒绝或拒绝继续见她。甚至，即使她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提出要求，她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希望分析家拒绝她。
如果分析家轻易地屈服于分析者减少会谈的要求，就等于向分析者表明，在分析家的头脑中，这个要求是非常简单的——是“真正需要”或“直接需求”的表达——而不是可能复杂得多的东西，即，一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和愿望在其中起作用的陈述。事实上，分析家有能力将被分析者所做的任何陈述作区分，解释为“简单”需求的表达，或欲望或欲望联系的表达。
正如听众可以通过大笑把演讲者的演讲变成笑话，或者保持面无表情把笑话变成无聊的陈述一样，正如母亲可以把婴儿的每一次哭泣都变成对食物的需求一样，每当婴儿哭的时候，就给她喂食，
一样的道理，分析家作为一个倾听者，可以阅读出分析者的意思，要么是一种要求，要么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听众或公众有权决定某人说了什么。演讲者的“意思”或“想说的”与公众所听到的显然是有区别的。意义是由公众决定的，或者如拉康所说，在大他者的轨迹(或位置)中决定的。尽管你有意识地想传达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但你的话的含义总是由其他人、大他者决定的。
政客的噩梦是媒体或反对党“扭曲”他的言论，让他说一些并非本意的话。然而，这就是“沟通”的本质:我们说话是为了向别人表达一些东西，但他们却常常让我们沮丧地决定我们想表达什么意思，有时还把严肃的决定建立在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的解释之上。倾听者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分析者作为倾听者的力量也是相当大的，通过不断地“倾听”被分析者的陈述，听出其中的要义，而不是作为“简单的”需求，分析者可以打开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欲望从需求之下或背后挖掘出来。事实上，正如我在第2章中提到的，分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是超越需求的恒常性和固定性，进入欲望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将被分析者的欲望“辩证化”。分析家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倾听被分析者意图作为“纯粹而简单”的需求的每一个陈述、每一个请求和每一件事背后潜在的欲望。
我自己做了多年的分析者，我知道这种方法有时会有多令人恼火，但这是让分析者更深刻地探索自己动机的关键。作为一名分析者，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你的分析家天生就不能直言不讳，也不能接受有一些真实的情况(比如工作、金钱和健康问题)有时会影响治疗。但是，分析家必须在任何带有抵抗意味的事情上保持顽固，事实上，大多数分析者事后可能会同意，在他们自己最初认为的“简单要求”(错过会议，不那么频繁地来，诸如此类)的背后，往往有其他动机。
因此，人们所熟悉的“挫败病人的要求”的策略被采用，与其说是为了“维持分析情境的限制”，不如说是为了把欲望带到前台。把病人陈述的要求解释为简单的要求，并同意它，就是压制潜藏在背后的任何欲望，甚至是寻求表达的欲望。满足病人的要求甚至可能最终使他或她感到焦虑;当没有缺乏时，当所有的要求都被满足时，病人就会感到焦虑。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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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带出欲望的缺失
欲望在享乐的方式下消失。
——拉康，《批判》，773-774
一个人真正缺乏的是他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59b14
欲望源于匮乏。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他还会想要什么吗?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总是要什么就给什么，通常会抱怨无聊。用玛丽莲·梦露曾经唱过的那首老歌的话来说，“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你就不想要了。”满足埋葬了欲望。（“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陈奕迅《红玫瑰》）
某种类型的诠释也是如此。在第2章中，我讨论了分析家在初步会议期间可以使用的各种干预措施(包括标点符号和切分)，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诠释在达到下一阶段之前几乎没有有用的效果。但即便如此，并非所有的诠释都是一样的。
根据我的经验，当代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中最常见的诠释形式可以概括如下:治疗师以明确的方式告诉患者，治疗师认为的想法、梦、幻想或症状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治疗师会等到患者非常接近于领悟到相同的诠释，从而确保患者或多或少立即理解诠释。然而，治疗师(作为倾听者或大他者)通常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的含义，告诉病人这是真正的含义。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诠释，对于某些父母来说是很熟悉的，当孩子做噩梦时，他们会为他解释噩梦，让他平静下来。这样的父母试图提供一个简单的、令人安心的解释，目的是安抚孩子的神经，给孩子一些有形的东西来把它联系起来:一天早些时候看到的电视节目，一个童话人物，或者类似的东西。做这种诠释的父母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把一种可能的联想与梦联系起来，他们就挡住了通向其他联想的道路(例如，在孩子的脑海中，可怕的童话人物已经与孩子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要赶紧安抚这个孩子。
做为神谕的诠释
一个能够理解其效果的诠释不是精神分析诠释。
——拉康，《Cahiers pour I'Analyse 》3(1966):13
从上面我给出的例子中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诠释在作用范围上是相当有限的，只服务于眼前的目的(比如，让一个人的孩子很快又睡着了)。根据拉康的观点，在分析情境下的诠释通常应该服务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目的。它不是束缚一个特定的意义，而是应该寻求揭示无数的意义。如果束缚了一个特定意义，就会在被分析者的自我中产生我所说的“调整”:被分析者了解到，分析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他，或理解他的梦想，并试图将其与他的自我形象相匹配。被分析者根据分析家的意识来调整他关于他是谁和他是什么的意识观念。
分析家并不把大他者的角色赋予分析者的无意识，而是自己篡位，占据这个位置。另外，要采用拉康的立场，分析家必须既扮演大他者的角色，在分析者的要求中，听到简单要求之外的玄外之音，还要在诠释的时候，赶紧放弃大他者角色。给予分析者清晰、简化的意义，会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很难放弃:分析者知道他需要，但需要经过诠释才能接受这个需要，分析家被认定为知道(天机)的人，而分析者(空空如也)除了分析家传达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在分析者和分析家之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创造出亲子、师生关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培养依赖性了，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把分析者当成婴儿，把分析变成一个结构上没完没了的养育或教育过程。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地满足分析者的需求，导致需求(由分析者)和回应(由分析家)，行动和反应的恶性循环，其中分析者最终牵着分析家的鼻子走。分析达到这种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是，分析家在会议之外花费大量时间试图诠释案例，以便在下一次会议上为分析者提供一些东西。分析家必须唤起分析者的好奇心，并启动他的联想过程，而不是把意义填塞给被分析者，不管这个意义有多么辉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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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的诠释方式应该是，在诠释中，分析者必须努力尝试去理解分析家诠释的含义。
这是通过提供玄妙和多元的诠释来完成的。被分析者不可避免地在意识层面，但也在无意识层面试图弄清楚这些诠释。这样的诠释产生了共鸣:它们让无意识发挥了作用。有意识的思维过程憎恶歧义和多重意义，尽管他们坚信一定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但很快，有意识的思维就会受挫并停止工作。然而，无意识被启动了，分析者所说的神秘话语进入了随后产生的梦和幻想中。“理性思考”让位给无意识欲望的联想过程。
大量的精神分析学家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一种解释与其说是对还是错，正确还是不正确，不如说是有效还是无效。但是，获益的产出是在无意识思维的层面上，而不是在自我话语的层面上(后者在这样的陈述中得到证实，“我在考虑你昨天说的话，我在某些方面同意，但是……”)。我们关心的是被分析者的无意识在解释中发现了什么，也就是说，当被分析者的无意识被赋予大他者的角色(这里指的是知晓的大他者)时，它所看到或投射的是什么。
因此，拉康将真正的分析解释描述为“神谕式的演讲”。 就像阿波罗神谕（Deiphic ）一样，分析家说的东西足够多元，即使不被理解，也能引起共鸣，激起分析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想知道分析家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的愿望，并引发新的投射。
让我用一个完全非神谕的诠释例子来说明拉康的观点，这个诠释是我曾经督导过的一个人做的。它几乎只在意义层面起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治疗师只是提供分析者言语的意义。病人是一名年轻女子，喜欢和“一群男人”围成一圈抽大麻。治疗师告诉他的病人，她“用大麻来逃避”。这个诠释背离了病人语言表达的意思(更多地反映了治疗师的偏见，而不是病人的情况)，治疗师的陈述忽视了吸大麻体验的口腔层面含义，以及这群男人可能的性和社会内涵。它不仅强调传统的、刻板的意义，而不是个人的意义，而且还关闭了意义的形成过程，而不是打开它。“逃避”这个词，似乎的确可以暗示很多东西，但“用大麻作为逃避”却没有。
这种诠释确定了一种特定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可以被接受或拒绝，从而产生一个长期的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它可能不情愿地或最终被接受，或立即被拒绝，但后来又被接受)，但在无意识层面上却没有多少启发。因此，它的效率并不高，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治疗师赋予的含义越清晰，患者就越容易认同治疗师的特定观点、意见或理论，并在意识层面上反抗它。治疗师开始代表一个特定的观点(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分析的)，不管病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它都会阻碍治疗的进展。
重点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家必须永远不要直接说任何话，以免让自己被束缚住，或被要求对特定的精神分析诠释负责。但是，当分析家对被分析者了解相对较少时，的确应该避免使用明确的表述;在治疗的早期阶段，一个概念化越直接，分析家就越有可能找错方向，也越容易让被分析者意识到方向错了。当一个概念化更模糊时，分析家能够看到被分析者是如何接受它的——也就是说，被分析者读到了什么。
因此，诠释的时机是相当重要的:在初步的会议或访谈中应该完全避免诠释，在大部分分析中保持开放性而不是固定性。对相对直接、相对明确的诠释呈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被保留到分析的构建阶段，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的案例研究中看到的那样。
前面提到的诠释，在治疗中出现得太早了，并且阐明了一些病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即，病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服用违禁药物这件事存在问题呢，病人怎么会意识不到这是自己的逃避呢），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将服用违禁药物视为一种逃避。真正的诠释不是要揭示病人已经意识到的东西，相反，解释应该寻求惊喜，使被分析者通常的思路脱轨。如果诠释需要强调了患者似乎不愿讨论的性元素(例如，口交的快感，与一群男人的关系)，那么它一定不能做的太令人一目了然，否则分析者总是事先知道分析家会强调什么。大多数分析者最终会抓住被分析家反复强调的性主题，并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开始自己强调这些主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没有领会到的。
诠释击中了实在
拉康关于诠释的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是，它击中了实在界，他这样说的意思之一是，它击中了被分析者一直在绕来绕去而无法形成的东西。分析家有时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分析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某物，从无数的角度接近它，
怎么谈都无法令他自己满意。拉康的实在界，正如在病人的话语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使被分析者一再回到同一主体、事件或概念，无休止地围绕它旋转，并且感到无法继续前进的东西。病人停留在它上面，感觉被卡住了，一些本质的东西仍然没有被表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如果对被分析者绕来绕去的是什么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可能会提供一种解释，会试图说出:“你的母亲让你反对你的父亲”这是我和一位被分析者(他的分析在第8章中有详细描述)做的诠释的一个例子，她多年来一直同情她的母亲，把她当作忍受丈夫愤怒的受害者，但分析者对她母亲越来越生气。被分析者长期压抑的对父亲的爱最近出现了，对母亲的愤怒一直是最近许多疗程的中心话题;然而，这两个主题从来没有联系过，虽然被分析者将她对母亲的愤怒与许多具体事件联系起来，但她对自己的解释并不满意。诠释恢复了被分析者的思想和情感链条中缺失的一环，可以说它“击中了实在界”，因为它把以前从未用语言表达过的东西用语言表达了出来(或象征化了)。这个以前从未得到语言表达的东西成为了她愤怒的原因，没有它的符号化，这种愤怒就无法得到宣泄。这并不是说，愤怒就突然消失了——绝对不是。但愤怒现在集中在母亲试图与女儿达成某种涉及父亲的事情上(也就是说，让女儿与她一起反对她的丈夫，从而使女儿远离她的丈夫)，不再垄断分析者的所有会谈。
当然，他可能会说，我只是告诉了她生气的原因，然后她开始试图证明我是对的，调整她的自我来适应我的观点。要反驳这种说法，必须提出大量的案例材料，我将在第8章中提供这些材料。让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指出，诠释的措辞(“你的母亲让你反对你的父亲” "Your mother turned you against your father" )，就像“几乎所有的措辞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从身体的意义上理解为以这种方式(比如在床上)反对你的父亲。虽然这可能不是读者想到的第一个含义，但它肯定会在我的分析者的脑海中出现，并导致她生活中的一些事件的有趣联想(其中一些她已经告诉过我了)。关键是，虽然分析者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他直接绕来绕去的东西，但这种诠释仍然有一些神谕的东西:它故意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概念和文字，情感和身体)。
因此，作为神谕式言语的诠释并不意味着被分析者根本不能理解一种诠释;相反，它意味着一种诠释其表述本身就发挥了模糊性。分析家故意寻求具有挑衅性的、唤起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例如，喜欢在表述中夹带来自分析者的词语或名字，就是那些分析者的话语中带出来的比较重要的词语或名字。
某些被分析者在面对神谕式的讲述时变得不耐烦，但分析家如果屈服于解释的要求，只会破坏分析目的。解释非但没有激发被分析者去思考分析家干预的原因，反而助长了被分析者的需求，只会导致更多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我所展示的实在界，是那些还没有被用语言表达或表述出来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两种思想之间的联系或纽带，这两种思想已经屈服于压抑，必须对其进行修复。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创伤性事件(通常是性的或涉及被主体投入性欲的人)，这些事件从未被谈论、从未用文字表达，或用语言表达。按照拉康的说法，这种实在必须通过分析被符号化:它必须被说出来，被放入能指中(即被“能指化”)。正如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所指出的，分析过程就是将实在之物逐步“排放”到符号化之中。针对实在界，诠释帮助被分析者把导致他的欲望变得执着或停滞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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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辩证法
主体化是欲望辩证法的全部构成的必要时刻。
——拉康，《研讨会VIII》，251
人们以各种状态来进行分析。有人声称自己万念俱灰，起床都起不来了;还有些人因为奢望太多，以至于夜不能寐。无论他们的具体状态如何，从欲望和原乐的立场来看，它都是有问题的。
在许多情况下，分析家可以将新被分析者的困境理解为力比多停滞:他的欲望是固着的或卡住的。例如，一个男性分析者，他有一个求爱对象，但是这个女性一再拒绝他的求爱，并对他表现出不感兴趣，一定要抛弃他，这位分析者不断被这位女人“挂断电话”。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他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这个女人，隐约被她吸引，然后约她出去几次。他对她仍然有些冷漠，直到有一天她说她不想再见到他。突然，他活过来了:他渴望她，顽强地追求她。她成了他所有关注的焦点，他所有的爱，他所有的欲望。她就是他的唯一。她越是拒绝他，对他越不感兴趣，他的欲望就越旺盛。
在遭到拒绝之前，他的欲望是半睡半醒的，几乎没有发动。与其说女人的拒绝是他热烈追求的欲望对象，倒不如说，是什么唤起了他的欲望，使之焕发生机。这是他产生欲望的原因。虽然他的欲望一开始是沉睡的，但他被拒绝所吸引，甚至被迷住了。她(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并不是吸引他的东西，因为当她屈服于他永不停息的赢回她的努力时，“她就成了历史”—— 她对他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只要她拒绝他(也许让他靠近，下一刻又把他推开)，她就会点燃他的火焰，点燃他的爱。一旦她向他表明她真的接纳了他，他的欲望就消失了:欲望的原因消失了，它不能再利用眼前的对象了。
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他的欲望驱使他走出去找女人，如果他的欲望是既定的，那么他的生活中就会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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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是，他只是偶然遇到女人，没有多少信念就和她们发生关系，只有当其中一个拒绝他或试图排斥他时，他才会变得激情澎湃。
只要他把原因(一个女人的拒绝)和一个对象(一个特定的女人)联系起来，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他的欲望似乎是被这个对象所激发的——它与一个特定的对象相关联，它延伸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但是，一旦这种联系被打破，一旦他眼前的对象失去了使他兴奋的特质或特征，也就是“拒绝他”，他一下就泄气了。我们看到，关键的不是对象，不是他所涉及的特定女性，而是唤起他欲望的特质或特征。
因此，欲望与其说是被一个对象吸引(欲望→对象)，不如说是被某种特征所激发，这种特征有时可以解读为一个特定的爱情对象:欲望是被推的，而不是被拉的(原因→欲望)。有一段时间，客体被视为“包含”欲望的原因，被视为“具有”激发这个被分析者欲望的特质或特征。然而，在某一点上，原因突然从对象中减去，对象立即被抛弃。
欲望没有对象
虽然我一直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案例，但拉康的论点要宽泛和广义得多。人的欲望，严格地说，是没有对象的。事实上，它也不太知道该如何对待客体。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不能再“想要它”了，因为你已经拥有它了。当欲望达到它表面上的目标时，它就消失了。在上面讨论的被分析者的例子中，当一个女人屈服于他反复的恳求时(也许有人如此迫切地想要追求她而感到受宠若惊)，他的欲望就会消失。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满足会扼杀欲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保持欲望的最佳策略。
事实上，歇斯底里和强迫症可以被理解为保持欲望活力的不同策略。强迫性的欲望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他的欲望的实现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歇斯底里的人则努力使某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弗洛伊德把它称为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的愿望，而拉康把它称为一个未被满足的欲望的欲望。在歇斯底里和强迫症中，在任何可能的欲望实现的道路上都被放置了障碍(当然，除了在梦境、幻想或白日梦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愿望的实现并不会导致欲望的消退。)。
因此，欲望不寻求满足;相反，它追求的是自身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它只是寻求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它可能会遭到抵制，
只有在神经症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由于压抑、恐惧、焦虑、内疚和厌恶，神经症患者无法追求自己的欲望。但拉康的主张是，即使在“成功的分析”之后，欲望本质上是在寻求它自己的延续;然而，由于主体与他或她的欲望的原因的关系的重新配置，欲望不再阻碍主体对满足的追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拉康把欲望的原因称为“对象a”。人们可能会奇怪，如果欲望本身没有对象，而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拉康还继续使用“对象”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与他自己的思想随时间的演变有关(在1950年代早期，他受到卡尔·亚伯拉罕的部分对象概念和温尼科特的过渡对象概念的影响)，也与试图先发制人地讨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更常见的名称“对象”有关。因为，根据拉康的观点，在克莱因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理论的某些形式中所研究的客体，只是次要的:它忽略了原因。与欲望有关的唯一客体是那个引起欲望的“客体”(如果我们还能把它称为客体的话)
对原因的固着
客体a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相。可能是别人给你的某种眼神，可能是某人声音的质感，可能是某人皮肤的白度、触感或气味，可能是某人眼睛的颜色，可能是某人走路时表现出的态度，等等。无论一个人的独特的“原因”是什么，它都是非常具体的，没有什么能轻易取代这个原因。欲望执着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执着于这个原因。。
当一个人因为一段关系恶化而求助于分析，但他仍在竭尽全力地坚持这段关系时，通常情况下，他或她的伴侣已经被分析者贴上了这个独特的原因——被认为拥有或包含了原因——因此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欲望。放弃这个伴侣就是完全放弃欲望。如果他、被迫这样做(比如说，伴侣跟他决裂了)，分析者的欲望很可能会进入力比多的地狱泥潭，一个没有欲望的地狱，分析者在其中漫无目的地漂流。。
正是被分析者对这一原因的固着，导致了欲望的危机或欲望中的危机。分析家试图让被分析者的欲望进入运动状态，在被分析者什么都不能想的时候唤醒这种固着状态，并驱散当分析者的欲望似乎已经走到了不归路的地步时产生的停滞状态。分析家试图唤醒被分析者对无意识的每一种表现的好奇心，引导分析者思考
自己的生活决定、选择、关系、事业的缘由。欲望是一个提问，我在第二章说过;而通过让被分析者对事物提出质疑，分析家使被分析者想要知道一些东西，发现一些东西，弄清楚无意识在说什么，分析家在他的口误、梦境和幻想中看到了什么，分析家在他加标点、切分和诠释时意味着什么，等等。分析家通过赋予所有这些事物意义，成为被分析者的疑惑、思考、反刍、梦和思辨的原因——简而言之，成为被分析者欲望的原因。
在分析开始时，被分析者不再那么执着于这个东西，这个作为原因服务于被分析者的东西，被分析者开始把分析，推而广之，把分析家作为原因。因此，一种新的固着被建立起来，但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它是“在我们可以干预的每一点上”。原来的固着变成了移情固着，而先前存在的神经症也变成了“移情神经症”(SE XII, 154)。
作为原因的大他者的欲望
一旦分析家成功地进入分析者欲望原因的位置，既不是被分析者想象的他者(像他一样的人)，也不是象征性的大他者(法官或偶像)，而是被分析者欲望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移情的工作”或修通工作。分析家开始努力动摇被分析者对原因的固着。
然而，在描述这里所涉及的过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更多地了解原因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人类欲望的本质和发展。我在这里的讨论将有些简略，因为我已在其他地方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
在婴儿时期，我们的主要照顾者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的生活与他们紧密相连。我们对他们提出要求;反过来，他们又要求我们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方式行事，要求我们学习许多东西:说他们的语言(使用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词汇、表达和语法)，按照他们的时间表调节我们对营养、温暖、排泄等的需求。他们是我们注意力和情感的主要源泉，我们常常试图通过顺从他们的意愿来赢得他们的赞赏和爱。我门越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越有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越完全地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就越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赢得更多的爱。
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常常只告诉我们他们不想要什么，然后因为我们的缺漏而惩罚我们。为了获得青睐，避免这种惩罚和反对，我们试图解读他们的喜好、厌恶和愿望:“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即使他们真的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你长大后要当律师，没商量!”——这个信息可能不像看起来那么透明和直观。除了我们可能会选择依从这样的希望或反抗他们,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当我们的父母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他们事实上喜欢的是别的东西: 我们就始终是他们的“求而不得”，我们是他们的“怒其不争”,我们是他们一直想要的，也同时是无法达成愿望的。 或者说，我们不是他们一直想成为的人，而是没有能力成为的人，因为他们会因为我们的“达成”而感觉受到了威胁,而因此把我们视为失败的人或“普通人”。
在我们试图破译他们的欲望时，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人们并不总是说到做到，想要他们说他们想要的，或者让他们要求他们的欲望的时候都是口是心非。人类的语言允许人们说一件事，表达另一件事。父母中的一方可能只是嘴上说说另一方热切想要的东西，我们能感觉到这一点，即的确不知道父母“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父母的欲望成为我们自己的主要动力:我们想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便最好地满足或挫败他们的目的，在他们的规划中承担自己的任务，并在他们的欲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希望被他们所欲望;正如拉康所说，“人的欲望就是被大他者所欲望”(这里是父母的大他者)
正是在他们的欲望中，通常是相当不透明或神秘的，激发了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我们自己探索某些事物的决心，调查这个世界，识别和解释手势、动作、声音的语调、超出了我们的听觉或认知的谈话。他们的欲望是我们的动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事;它让我们的欲望活了起来。
在试图辨别他们的欲望——我今后将称之为大他者的欲望(父母大他者的欲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某些东西是大他者梦寐以求的，于是我们学会了自己也想要它们，把我们的欲望塑造成大他者的欲望。我们不仅希望大他者的欲望指向我们(我们希望成为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对象);我们也开始像大他者一样有欲望——把大他者的欲望当成自己的。
当一位母亲在她年幼的女儿面前，因为某个演员的自信和严肃的态度而对他表示钦佩时(举个具体的例子，莎士比亚《驯悍记》中的男主角)，她的女儿很可能会把这些特质融入到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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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王子的形象中。这些特质是多年后在分析女儿幻想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可能会引起女儿的愤慨和疏离感:“我怎么能接受她的幻想呢?”“多么恶心!甚至连我的幻想都不是我自己的。”
虽然大他者欲望的同化是欲望形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但它后来被体验为一种入侵或侵犯:大他者对我做了这个，把这个放在我身上，让我成为这样，让我想要这个而不是那个。就连我的欲望也不是我自己的。
大他者的欲望导致了我们的欲望。我们有时认为最私人、最亲密的东西，原来来自别处，来自一些外部来源。而且，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人都是!
从大他者的欲望中分离
佛洛伊德说，青春期最重要的任务是脱离父母，这是神经症患者没有完成的任务。翻译成拉康派的术语，这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停留在大他者的欲望上。他们父母的欲望继续作为他们自己的欲望的起因发挥作用;父母的欲望继续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欲望一样;他们想要什么仍然完全取决于父母想要什么。即使当神经症患者把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投入到与他们父母的愿望相反的事情上，他们的生活仍然完全是与大他者的愿望对立的，因此仍然依赖于它:没有它，他们的生活就没有焦点，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神经症患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大他者分离，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
然而，这并不总是分析开始时的第一项任务，因为许多人在进行分析时声称，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们对自己的需求，对自己需求的合法性，甚至对大概需求都表示不确定。面对这样的分析者，分析的早期阶段包括一个醒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想要的东西开始成为焦点，这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埋葬的、被遗忘的或未知的渴望出现在前台。
然而，慢慢地，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想要的东西，与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人想要的或曾经想要的东西是滑稽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是“被异化的”，他们的欲望不是他们以为的，是来自自己的欲望;即使是他们最隐秘的欲望，也往往在成为自己的欲望之前，就已经是别人的欲望了，或者一开始似乎是为了满足或支持别人而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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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将主体与大他者的欲望分开的目的似乎也不是当下要做的，例如，当分析者抱怨自己被压抑或害羞时:“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无法追求它。每次我想要的时候，我都感到内疚;/觉得我背叛了某人，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认为神经症患者只是在他们的欲望中有结，他们想要一些东西，但被一种相互冲突的欲望或力量(例如，他们不愿违反的父母的禁令)所抑制。事实上，正如佛洛伊德所说，所有的症状都来自至少两种相互冲突的欲望、力量或冲动:爱和恨，欲望和抑制，等等(SE XVI, 349,358 -359)。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似乎只是涉及解开被分析者欲望中的结。
但是，神经个体对大他者的服从、屈服或征服，远比这样一个比喻(“解开欲望的结”)所暗示的要大得多。神经症患者的欲望首先就不是他 “自己的”，因为它从未被主体化。主体化是分析的目标:将原因主体化，即将作为原因的大他者的欲望主体化。
基本幻想
拉康提出，分析者对原因的固着就是“基本幻想”:主体(不是自我)和他的选择原因之间的基本关系，主体参照欲望的原因对自己的定位。拉康对此的定义或公示就是(S<>a)，其中S和它上面的条形代表被分裂为意识和无意识的主体，a代表欲望的原因，而菱形代表两者之间的关系。
除了主体想象自己与原因的关系，与作为原因的大他者的欲望的关系之外，幻想还表现了什么?如果，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一个女人的欲望产生是因为一个男人以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看她，她的幻想描绘了她被这样看;将注视和她自己(也许是挑衅，也许是被动的惰性)汇集在同一个场景中。即使在佛洛伊德讨论过的情况下，一个意识或前意识的幻想中，主体似乎是缺席的——即，“一个孩子正在被打”——我们也可以重建起作用的无意识幻想，“我正在被我的父亲打”(SE XVII，179 - 186页)，这涉及到主体和大他者假定的欲望(惩罚)之间的关系。
人们显然有许多不同的幻想，其中一些是有意识的或前意识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它们，我们就能意识到它们)，而另一些是无意识的，我们接近它们的唯一模式通常是通过梦的皇家大道。拉康认为，只有一种幻想——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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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成立的无意识幻想，是绝对基本的幻想。这个概念与佛洛伊德的“原初场景”理论有关，这种场景在被分析者的性行为和一般生活的构成中起着基本作用。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对场景(真实的或想象的)的反应方式为一个人的整个存在着色，决定了一个人与父母和爱人的关系，一个人的性偏好，以及一个人获得性满足的能力。(这样的场景将在第8章的“歇斯底里的案例”中讨论。)
当分析者承担起被分析者欲望的原因的角色时，分析者会将他的幻想转移到分析上。与分析家的关系呈现出分析者的基本幻想的特征和基调:基本幻想被投射到此时此地，分析者期望分析家的欲望与他一直建构的大他者的欲望一致。换句话说，分析者陷入了观察和联系(父母)他人世界的习惯方式，预设大他者的欲望与他的经验中一直存在的欲望是相同的。分析者开始表现出与大他者的欲望有关的惯常立场，根据实际情况满足或阻碍它，成为它的目标或破坏它。
分析家被认为想从他那里得到父母想要的东西，无论是鲜血、安慰、怜悯，还是别的什么。被分析者对大他者想要什么的概念被反复投射，但是分析家因为没有出现在被分析者期望出现的地方而不断地粉碎或动摇。将大他者的欲望具体化为原因，在分析情境中代替它，分析家在的行为、反应或干预中不符合被分析者的期望。被分析者期望分析者强调一个特定的词或观点，或者以一个特定的音符或陈述结束会议——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分析家感兴趣或关心的——但分析家没有。就在被分析者相信分析家想要听到关于每一个梦(“毕竟，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皇家道路”)的时候，分析家改变了策略。分析家花了那么多时间鼓励的所有事情(梦、幻想、白日梦、口述、性、妈妈、爸爸、家庭)的讨论可能会变成机械的、自动的、没有成效的，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被动员起来对付大他者的欲望的工具:“如果我满足大他者的要求，我就能抓住我的欲望，以及我仍然想从中获得的一点快乐。”分析家必须警惕分析的常规化，以及警惕幻想作为被分析者对大他者欲望的防御，影响正在进行的工作。
分析者不断地根据大他者的欲望重新创造他的幻想情境，相信他的话语对分析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也或者担心不令人满意，完全忽略了分析家在房间里的存在，或者分析家发出的信号。通过反驳分析者关于分析家想要什么的假设，通过表现出对分析者期望之外的东西的兴趣，大他者的欲望就受到了质疑:它不是分析者一直假设的那样。事实上，也许它从来就不是分析者一直认为的那样。也许这是分析者的一种创造或建构。也许它代表了分析者为他或她父母的欲望之谜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弗洛伊德对“鼠人”的研究，在弗洛伊德著名的“强迫性神经症案例笔记”(SE X, 155-249)中有详细描述。鉴于弗洛伊德在案例研究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我在这里的评论显然会非常模糊，但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那就是鼠人的所有问题都与他的父亲密切相关。报复父亲的欲望是他所描述的许多症状的核心，这些症状从他童年时的信念，即他希望吸引的某个女孩的感情，希望女孩会注意到他并怜悯他，到他听说过的某种形式的酷刑(老鼠钻入受害者的肛门)正在施加给他父亲的“可怕”想法。毫不夸张地说，鼠人的父亲是引起鼠人愤怒、怨恨和复仇欲望的原因。
在与弗洛伊德一起工作的过程中，鼠人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弗洛伊德发泄，对他和他的家人“倾注了最粗俗、最肮脏的辱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样他就可以远离弗洛伊德坐的地方。鼠人自己最终承认，他害怕弗洛伊德会打他，就像他父亲经常做的那样;他的父亲有一个“激情的脾气”，有时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他的暴力(209)。弗洛伊德被置于鼠人的父亲的位置，在鼠人的指责、愤怒爆发和暴力报复的欲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鼠人完全预料到弗洛伊德会像他父亲那样对这种愤怒的表达做出揍他的反应。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关键的幻想，或许不是最基本的幻想本身:鼠人从事挑衅行为，期望受到父亲的粗暴对待。假设父亲想要打儿子——也许是为了享受打儿子的乐趣——就目前而言，他似乎很容易在“一时冲动”中忘乎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弗洛伊德的办公室成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场所:鼠人挑逗性地激起了父亲想要打他儿子的欲望(这可能是鼠人获得父亲注意的唯一方式之一)。因此，幻想在治疗情境中重演，弗洛伊德扮演父亲的角色，作为鼠人欲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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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显然没有像鼠人所期望的那样，对鼠人幻想的这种表现作出反应。弗洛伊德认为，鼠人所说的肮脏言论是针对他的角色，而不是针对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特点、尊严和历史的个体。因此，他的反应不是把被分析者扔出去，要求尊重他的“人格”，也不是对分析者进行身体上的打击，而是通过诠释来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弗洛伊德指出，打鼠人并不总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为鼠人质疑他对大他者欲望的看法提供了可能性:“也许，与其说是我父亲想要这样做，不如说是我推动他这样做……”弗洛伊德没有亲自提到这种疑惑，但弗洛伊德的介入使这种疑惑成为可能:鼠人有可能质疑自己在解释父亲的言行时所扮演的角色。也许他的诠释，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是自私的;也许从那个角度看问题对他来说是愉快的或方便的。在下一节中，我将回到一个人的主体参与基本幻想的概念，并在本章中进一步讨论鼠人的情况。
在这里，我只想重申这样的观点:只有当分析家不像分析者所期望的那样做出反应，不露牌，不允许分析者读懂他的欲望时，分析者对大他者的欲望的解释或构建才会受到质疑。分析者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欲望的立场。
正如分析家必须不能预测他让分析者在会议中呆多久一样，他的干预和解释必须不能预测。被分析者偶尔会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你会在那一点上结束会议”或“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这表明分析家的实践风格已经变得太明显了，惊喜的因素正在消失。分析家的兴趣、好奇心和欲望对被分析者来说一定很难解读，很难确定，因此分析家一定不会出现在被分析者期望他出现的地方。否则，基本幻想永远无法被质疑、动摇和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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