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教育志资料选编》之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学教育

文摘 2024-11-05 08:31 山西

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学教育

介休县教育志编写组

一九三八年元宵节的次日，日寇铁蹄踏进介休，县城随即沦陷。介休县长张德含率领各机关，在后崖头及附近各村建立根据地，展开抗日救亡工作。介休教育工作也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着。因此适应当时形势的根据地教育，游击区教育和交错区教育等形式应运而生。

一、根据地的小学教育

介休的小学教育没有因抗日烽火的弥漫而间断，反而随抗日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改变过去守墨成规关门教学的形式，开创了紧跟抗日的政治形势，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新途径。

一九三八年春季，教育科长张尊三同志召集全县教员在后崖头培训。当时在乡村任教的城内教员因受日寇控制，不能继续工作，可是因战争停学返乡的中学生和高小学生接替了所遗工作。这些学生富有高度爱国热情，抗日情绪高涨，是充实教育工作的新血液。集训以后各自到校工作，他们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当时根据地离沁源县境很近，是介休的边远山区，领导全县教育大有鞭长莫及之处。中共介休县委为了适应抗日形势需要，所辖四区都建置了文教助理员和联合校长，就近督导学校工作，这样为发展教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小学教育工作的蓬勃开展，所有学龄儿童都得到了复学的机会。各村建立儿童团，白天既按时学习，又轮流站岗放哨，防范日寇汉奸的破坏活动，传达鸡毛信件，形成根据地的“活电话”。他们学习于革命理论之中，他们的抗日歌声响彻了峰峦沟壑，这里孕育着革命种子，是抗日战争的后备力量。

随着日寇不断的疯狂扫荡，敌据点不断的增加，游击区面积不断扩大，根据地面积逐渐缩小，根据地小学教育的安定性也失去保障，大部地区持续为游击区教育。

二、游击区的小学教育

日寇侵占介城以后，进行频繁扫荡，“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愈演愈烈，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遭受很大损失。随着游击区面积逐渐扩大，抗日小学教育不能公开活动，为了防范日寇的摧残，党对小学教师只有纵的领导，没有横的联系，游击区小学形成“各自为校”的局面，以避免小学师教身陷图圈。尽管如此布局，仍有学校由汉奸告密而受摧残。一九四O年秋季，县委和抗日政府为了扭转游击区小学教育被动挨打的局面，责成教育科长刘德之、文教助理员张启明等，组织小学教师一百余人，在沁源县河底村培训，专门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游击战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献，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充实工作资本。集训完毕，将教师分派到介休游击区的四面八方进行教学活动。将受日寇推残而停办的学校，受日寇于预进行奴化教育的学校，完全建成抗日学校。这些教师进村，以识字育人“教书匠”的面貌出现，动员所有儿童入学，恢复教学秩序，相机进行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肃清日寇奴化教育的流毒。培训后的小学教师如沟口的梁宽裕、沟底的的王德甫、旧寨的张灵义、涧里的胡兆春、板峪的赵砚永、靠龙庄的化宜海、上梁的薛振业、下李侯的赵德惠、张村的张昌容、张师敬、东北里的刘培源、泉泉的张师誉、田堡的岳志愈、南北槐志的马定祥等，他们都在教育岗位上，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三、抗日战争中的民族革命学校和高级小学

-九三九年一月，介休县抗日政府在根据地的庙沟村创建民族革命学校，由县长张德合任校长，由任教多年的刘德之全面负责，教员有王德甫、宋望飞（女）、张剑秋（女）等同志，招收学生约四五十名，这些学生年龄在12岁至15岁之间，战前多数读过初小，少数念过高小，大部分是男生，女生只有三、四人，集中食宿，有秩序地上课。一九四O年二月，日寇占领王和镇，直接威胁根据地的安全，学校带领学生随县政府连夜转移绵山，继续上课。后因日寇相继疯狂扫荡，又转移到马跑泉一带，但日寇仍扫荡不停，抗日县政府为了避免青年学生招致不必要的牺牲，大点儿的学生派到各部门从事抗日工作，小学生便被动员暂时回家，学校随即停办。

当时山区根据地遭受摧残，但铁北平川的抗日工作又全面开展，县政府又决定在铁北办学。民族革命学校四位骨干教师，六、七月份又在北辛武和乐善村组织两个班，招收附近各村的优秀学生七、八十人，开展教学工作，学生连续学习，教师巡回教学。宋望飞和张剑秋为一组，刘德之和王德甫为一组，每周轮换一次，在两校进行教学工作。但这两所萌芽性的学校，因士二月政变又天折了。

这虽是不正规的学校，既没有明确的学制，又没有正规的教材，以抗日理论武装学生。一年之内办学两期，实际上只是比训练班时间较长的训练班，但它确实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大部分学生，走出家庭，参加了抗日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九四一年冬季，蘧衍之、张守训等同志在化家窑创建民族革命高级小学。先后教员有张雄飞、郭云鹤、张汉臣、王梦泉、蘧生荣、王琳、张灵义、梁国庆等同志，这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所历史较长的学校，质量好、觉悟高、誉满全县。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经常有一百多人就学。在日寇疯狂扫荡中，辗转迁徙于化家窑、赵家窑等附近山庄小村，在极端困难时，便迁回在沁源县境的深山老林，继续坚持教学。他们采用太岳行署发行的统一教材，有国语、算术、政治、历史、地理、自然、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当时这所学校规定为学制二年，一九四三年冬，第一批学生毕业约四五十人。毕业后又续招第二批。这所学校是教育为政治服务可颂的事迹，博得群众的赞扬。这所学校的学生，不仅学习上刻苦顽强，且进行生产自救，开荒种地、采茶、下煤窑都是经常的事情。当时以秘密身份为区委的李秀山，便是学生之一，他领导学生经常出没在张兰、义安和平遥间，翻铁轨、割电线，破坏日寇交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给日寇造成致命的威胁。这所学校以马克思革命理论武装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学生。因此前后的毕业生，在太岳中学、贺龙中学深造者有之，直接参加抗日军政工作者有之，解放战争中参军南下者为数更多，现在在四化建设中身负重担者更不乏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介灵组成联合县时，县委书记周力同志在灵石石台村创建介灵石台民高，校长郭璞同志（原临汾地委常委），副校长王健同志，教员兼支部书记张健佑同志负责学校全面工作。这所学校是供给制、半给制，学生一部分是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家属子女、烈士子弟；一部分是从游击区来的基层干部和干部亲属；还有一部分是政府收养的被日寇烧杀后所留的孤儿。他们均经介绍和批准手续到校学习。

学校有党组织和毛泽东思想青先队为领导核心，除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课外，过着军队生活，还配备有步枪、手榴弹等自卫武器。并设有“武装班”，在和日寇战斗时，掩护学生安全转移。学生所学课程以抗日救国内容为主，如：《抗日三字经》、《论持久战》、《抗目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是当时的必修课程。这所学校，介灵分治后归属灵石县委领导，它在抗日战争中孕育成长发展壮大，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以后，仍是一所声誉远扬的学校。它所培养的学生已分布全国各地，从介灵石台民高毕业的介休学生冀家庄的王云（原名冀金兰)现在福建省工作，洪山的乔生现在甘肃省政协工作，三佳村的魏光（原名刘玉英）现在湖南省卫生局工作。为此说，介灵石台民高历届毕业学生，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还是在日新月异的建设年代，都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著贡献。

一九四五年春，介休花（花坡）马（马跑泉)池（池口）镇公所在县委书记周力同志和宣传部长张继美同志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一所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的花马池两级学校。由王健同志任校长，教员有韩明三、郝振谟等同志，共招收学生四十多人。学生大都是花马池等村附近各村的，还有一部分是抗日干部家属和子女，以及有抗日救国志向的学生。他们的年龄长幼悬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教学方面带来很大困难，可是都有顽强的学习精神，白天进行课堂教学，夜间根据学生程度分别补课。他们和其它两级小学校一样，采用太岳行署发行的统一课本，通过教师辛勤教学和同学们的紧张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获得优异成绩。

一九四五年冬季，花马池两级学校和化家窑两级学校，在后崖头合并为一所两级学校，由王健任校长，教员变动不大，共有学生二百多人。

介休县抗日战争中的小学教育和所有教师，是在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的。很多教师在应付日寇残酷扫荡中，亲身经历过日寇惨绝入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惨状。秦家庄仅有一百多人的小村经过日寇的洗劫，几日后依然烈焰腾空，人尸满地，血迹盈寸，所有房舍都成颓垣瓦砾，所有衣物都成灰烬，在颓壁残量中仅有六个婴儿呱呱残存。六万人口的沁源县被杀死一万多人。介休梁家庄在日寇扫荡中有三四十名妇女儿童逃避在山洞中，日寇发现后，在洞口堆满火柴，点燃后，用扇车对准洞口吹风，事后三四十人无一幸存者。教师们耳闻自睹血淋淋的事实养成他们同仇敌忾的毅力，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他们是炎黄子孙的骄子，他们是中华的精华，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教育阵地上创造了许多可歌可颂的事迹。

抗日战争中的小学教育是革命机体的一个细胞，在反日反汉奸的活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抗日中的小学教师堪称多面手，白天教育儿童，夜间民校讲课，还领导学生参加减租减息，扩军备战，积粮积布，支援抗日等宣传活动。他们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中办学，后方根据地缺乏工业设施，加之日寇对敌据点之外强行经济封锁政策，学生学习的文具用品非常困难，太岳区虽发行通用课本，但因纸张缺乏印刷困难，教师人手一册，也是供不应求。教师怎样教学呢？学生怎样学习呢？也是应运而生的。有的教师将所选的课文用石灰块写在黑板上，学生用石灰块写在细砖瓦片上，教师讲述课文后，领导学生不厌其烦地朗读，直至会背会写为止；有的学生用硬木棍削尖当蘸笔用黑墨水将课文写在麻纸上。算术也是利用旧内容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因此根据地游击区的小学生都是在艰苦中成长起来，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社会建设的栋梁。

各村学校都组织儿童团白天站岗放哨，检查行人，防止便衣汉奸出没活动，监视敌据点日寇进行扫荡。他们在蒙住敌人的眼，捂住敌人的嘴，摸清敌人的行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游击区的学校，经常是一、三年级上课，二、四年级值勤，按时互相调换成为常规。临近敌据点村庄，村外民兵站岗，校内学生上课也是常事。若遇日寇扫荡，山野、林间、深沟、暗洞作教室，教学从未间断。临近敌据点的教师，白天进行工作,夜间与羊倌为伴，在羊倌棚中与羊倌同吃同住，身盖皮袄，头枕鞋子，也是生活中的常事。看书读报自编课文等备课活动，均在羊倌棚中进行。偶遇敌情，便轻装活动，爬山越岭，躲避日寇。正因为抗日战争中的小学教师对抗日救国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日寇便视为强中钉，尽管我们在根据地、游击区和沦陷区组成严密的情报网，但在日寇出其不意的扫荡中，革命教师王树槐、王相辅、董铁乌、郭宗林……等同志，在日寇保和等据点附近惨遭杀害，造成我们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四三年正月，县委组织小学教师在赵家窑开会，汉奸向日寇告密，日寇随即进行突然袭击，但县委也得到日寇出发的情报，随即进行分散转移，可是转移到北山头的小学教师，依然遭受到日寇拂晓袭击，男女教师在睡梦中起来突围，沟口义务教师冯忠贵当即被打死，王邦治在突围中挂彩，张汉臣胸部被捅了一刺刀。许多同志因地形熟悉，行动敏捷，幸免遇难。女教师则巧装农妇，躲过浩劫。

游击区的少年儿童、青年学生在教育为政治服务，实现教学用合一的陶冶中，养成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他们潜入敌人心脏，利用日寇贿买儿童的时机，接近敌人，破坏敌人武器，揭开敌人手榴弹盖，灌进冷水，致使敌人很多手榴弹失灵。马永锐同志在多次破坏敌人弹药活动中被敌发觉，但他机智勇敢地躲过敌人的搜捕。在敌人严密的对解放区根据地经济封锁中，他们通过站岗放哨进行反封锁，真正做到不让一粒粮一件物资敌。当介休县城因失却广大农村物质资源，造成米珠薪桂民不聊生的局面时，他们又利用日伪军干部趁机发财的机会，从事掩护掮客以子弹交换粮食的活动。

因此民兵得到弹药的补充，达到以战养战、以敌资我的目的。他们还在交通要道经常埋地雷、石雷，使敌人出没活动胆颜心惊。当日寇疯狂扫荡与我军激战之后，他们又救护伤员，清扫战场，捡拾敌人遗弃的弹药。介灵联合四区游击小组与日寇进行遭遇战后，弹尽援绝大有履灭之危，就以向南北槐志、四家窑等村学校收罗捡拾的弹药，挽回颓势，许多活生生的抗日活动，都是值得称道的。

抗日战争中的小学教师在敌据点林立、枪林弹雨中工作，迁回曲折地坚持对敌斗争，不但完成了教学任务，一次一次的随军反扫荡，使抗日标语出现在各村各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声浪响彻到全县各个角落。就是地距县城附近或敌据点“爱护村”的小学，都成为抗日干部的保护伞，许多抗日干部白天在学校潜伏，夜间进行工作。七八年中，从未发生过问题。东北里的刘培源老师，上梁敌据点中的薛振业老师，张村的张师敬、张昌睿老师，他们在日寇眼皮下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中的小学教师，虽不是腹从公，但每月只有三斗小米的工资，必要时还抽出一部分支援前线。可是他们响应了党生产自救的号召，开垦荒地种粮种菜。日寇扫荡中和群众共同空室清野，他们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在惊涛骇浪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在反日、反汉奸、削弱封建，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等工作中，都有他们的贡献。抗日战争中爬连绵英雄辈出，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才济济，肩负重担，遍及南北各省市，都是抗日战争中小学教育的卓越贡献。

我们目睹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欣欣向荣的局面，回顾以往教育界前辈的治学精神，应踏着他们的足迹在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党中央政策号召，培养教育好学生，让青少年一代都能用知识武装自己，以科学服务祖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四化，深障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人民永远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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