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往事（中篇）|王双林

文摘 2024-11-20 08:31 山西

我家往事（中篇）

王双林

我家往事（上篇）|王双林

保家卫国三叔赴朝参战

三叔投诚解放军后，积极投身于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之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战役，英勇无畏，终于与全国各族人民一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解放。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三叔所在的部队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批参战队伍，毫不犹豫地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三叔和他的战友们身处异国他乡，面对强敌，他们毫不退缩，英勇战斗，为保卫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家中的祖母，作为军属，也得到了家乡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照顾。介休县人民政府每月都会按时为她发放小米（当时的物价不稳，所以用小米做为换算单位，听老师傅们讲，当时的铁路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按等级分为180—350斤小米；再以当月的小米价格换算成钱来发放。）这些生活物资为祖母和姑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并且还让姑姑上了学，让她们在物质上得到了保障。尽管祖母和姑姑在家中时刻担忧着三叔的安危，但她们也深知三叔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是祖国的骄傲。她们在收到政府发放的物资时，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欣慰，也为三叔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国家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她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新的开端

父亲在脱离部队后，历经无数曲折与困难，终于在一家大型国企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这是冶金部直属的一家钢铁企业。起初，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展现出了他的坚韧和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逐渐从工人晋升为记工员，再到会计，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不易但又坚定。父亲学徒时学到的技能，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经过多次技术大比武的洗礼，他凭借着对算盘的精湛掌握和出色的业务能力，脱颖而出，成为公司里里有名的“铁算盘”；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一时间，混得风生水起；他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先是被提拔为科员、会计组长，几年后更是考取了会计师证书，并被任命为主管财会的副科长。

父亲除了在工作上勤勤恳恳技术业务上高标准严要求，在政治思想上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上进和追求。他入职不久就提交了入团申请书，并很快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后来，他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向往。然而，由于他曾经在晋绥军服过役的历史原因；政审关始终未能获得通过。尽管父亲多次向党组织解释和说明，但在那个政治敏感的特殊年代，这些努力似乎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那段从军经历似乎成为父亲在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未曾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成为父亲一生中的遗憾。

立业成家

父亲的工作的出色表现，和他年轻英俊的外表，非常引人注目；这让他在公司里赢得了众多领导的赞赏。其中，赵毅这位领导对父亲更是青睐有加。我虽记不清他当时的确切职务，但知道他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大干部；后来调任至太钢担任总工程师。

赵毅和他的妻子都是早在三八年之前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奋不顾身地战斗，以至于无暇顾及生育。解放后转业至地方。他们晚年喜得一千金，名叫小燕儿，她是家中的宝贝，备受呵护。为了照顾小燕儿，他们专门请了一位干净利落、勤快的小保姆。小保姆对小燕儿的照顾无微不至，因此赵毅夫妇也待她视同家人。

当赵毅了解到父亲未婚的情况后，便主动将自家的小保姆介绍给父亲。两人一见倾心，相互扶持，很快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位小保姆，正是我的母亲。

他们的婚后生活幸福而美满，随后我们这些孩子们相继出生，为家中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姐姐淑敏，于1951年4月13日出生。哥哥王林，则在1953年11月14日降临人间。1956年6月22日，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然而，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起始年1960年1月26日，母亲又生下双胞胎的三弟、四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家庭的口粮都难以满足基本需求，母亲自己都吃不饱，更别提有足够的奶水来喂养这对双胞胎了。于是，他们只能用代乳粉和和面糊糊作为辅食，勉强维持俩孩子的生命。

那时，我们住在家属宿舍的平房里，每户只有一间狭窄的房间。全家六口人挤在一盘炕上，翻身都显得异常艰难。我们姐弟几个只能轮流睡觉，一个头朝外，一个头朝里。不幸的是，有一次我上炕睡觉时，不小心踩到了三弟的腿。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左腿骨折了。尽管经过加固治疗并回家静养，但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上营养不良，三弟最终还是夭折了。这成为了我们家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楚和遗憾。每当有人问起为何没有三林时，我们都会默默地想起那段艰难而悲伤的往事。

下放返乡

转眼之间，时间进入1962年，这个年份成为了三年困难时期中最为严峻的一年。面对城市物资极度短缺和供应紧张的局面，国家为缓解压力，做出了重要决策——缩减城市人口规模，将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生产一线，参与农业生产，以支援农村的建设和恢复。这一政策下达到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县城，都设定了明确的压缩指标。

这是祖母去天津大伯家后返回我家时照的照片，祖母左边的是大姐、右边的是堂姐（大伯的大女儿）骑木马的是大哥，骑公鸡的是我。

起初，父亲并没有打算报名回乡。然而，单位领导为了完成压缩指标，多次与父亲沟通，进行思想工作。在深思熟虑后，父亲考虑到家中的实际情况：大伯远在天津，三叔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转业到了太原，姑姑毕业当了教师；并且结婚生子。年迈的祖母无人侍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最终决定响应国家的号召，申请离职回乡。在临行前，父亲想先到天津与大伯道个别，不然回到介休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在天津会面。于是安排姐姐和哥哥留守看家，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到天津大伯家探亲。这也是父亲与大伯分别多年后的相聚。兄弟二人久别重逢聚在一起，甚是欢喜。

经过几天后短暂的团聚，我们又返回家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该托运的家具和用品都被打包寄出，能送人的也送给了亲戚朋友。最终，我们一家六口告别了姥姥姥爷等亲人；带着随身的用品；乘坐火车前往父亲久别多年的家乡——介休这座城市，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安家落户

祖母的家坐落于介休城内小西门口的郭家巷4号院内。郭家巷的北口通往温家巷，南口外便是紧挨城墙根儿的西南马道。

祖母在西南马道最西端的1号院为我们租下了一间屋子，于是我们便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解决了住宿问题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户口的落实。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户口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关系到口粮分配与工作的获得。恰逢当时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即使是作为小县城的介休，也深受其影响。城市中，人们被明确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类。非农业人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市民，享有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福利；而农业人口，即农民，农民则是种地挣工分，每年交完公粮换来的钱用工分平均再进行分红。一年到头，到手的钱少得可怜。

依照当时的政策，我们属被精简人员，原则上会被归为农业人口。但父亲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城市人，这一身份不容置疑。幸运的是，当时姑父罗鸿谦在县政府工作，他向白金柱县长反映了我家的情况。白县长了解情况后，让父亲找两名祖母家的老邻居，出具了书面证明材料，并经过居委会的盖章确认。最终，在白县长的特批下，终于被批准落为非农业户口。每当母亲谈及此事，总是感慨万分。她常说如果当初没有姑父的鼎力相助，我们家可能会陷入困境，成为农民。在那个时代，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别犹如天堑。市民便可吃供应，毕业后安置工作、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而农民则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生活艰难。因此，母亲总是告诫我们，要永远铭记姑父的恩情。

户口问题解决后，父亲开始寻找工作。经过多方考虑，他选择了拉平车这一职业。当时全家包括奶奶有七口人，仅靠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而拉平车是当时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虽然辛苦，但每月上百元的收入；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于是，父亲从一个整天拨算盘、耍笔杆的文人，转行成为了一名拉平车卖苦力的搬运工。

父亲的工作单位是装卸搬运队。主要业务是承运各单位及各厂矿企业通过火车运输到、发的各种物资，上、下车站的短途运输和装卸任务。有时介休站有些大件货物超过吊车承载重量无法装卸运输时，父亲单位的工人们便用原始的杠杆原理装卸。刚开始的时候，父亲确实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负担，他雇佣了一个半大小子来帮忙拉套套（拉边套）。后来，随着我慢慢长大（大概十岁左右），我也开始加入父亲的行列；每天放学以后，或者星期天等放假的日子；跟着父亲拉套套。虽说那时候的我尚且年幼，力气小，但总比没有强。一开始空车时我拉车他跟着。渐渐的我能拉动父亲了；空车时我拉着父亲，满载时他拉着车我在一旁拉套套。后来，父亲单位的会计因贪污被撤职。单位领导知道父亲有会计的背景和经验，便邀请他担任会计职务。父亲因为会计工资低，家中人口多；无法生活。所以没答应。后来在领导再三动员下，父亲答应兼职会计职务。白天拉平车，下班后加班算账。每半个月抽两天时间给大家发工资，（半个月结一次账，发一次工资）每个月两次，共四天时间发工资，其余时间照常拉平车参加生产劳动；但必须拿工人的全额工资。这样一来，父亲的收入没有减少，而单位的定员也没增加。还节约了一名会计的工资。如此一举两得的方式，领导何乐而不为呢。可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用在父亲身上。一来，父亲有毅力，不怕吃苦。二来父亲干过成千上万名职工的财务主管，如今掌管这个不足百人的单位的收入，岂不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

在就这样，父亲重操旧业；拾起他那曾经离别了的算盘。干起了兼职会计的“副业”。

典房

小妹淑英于1963年10月2日（农历八月十五）诞生，这是我们回到介休的第二年，更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出生在介休的孩子。她的到来，让我们原本六口之家扩容至七口，生活的空间显得更加局促。原本家里的空间就紧凑，火炕的尺寸5×7市尺，（1公尺＝3市尺）睡觉时需要相互交错，有人头朝里，有人头朝外，两人合盖一床被子，甚至要颠倒睡姿以适应狭窄的空间。而小妹一人便能占据两个人的位置，无疑给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家又增添了几分拥挤。在这样的环境下，睡觉时连翻身都变得异常困难。那时候市民住宅都还没通电，凭介煤油灯照明。吹灯后，下地解完手，上炕时竟然找不着睡觉的位置。那时候的窗户，大部分都没有玻璃，更别提纱窗了。它们被厚厚的城门纸（麻纸）严实地糊着，无法通风，室内的空气几乎不流通，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看着家里越来越拥挤，父亲下定决心，咬了咬牙，用360元钱在温家巷东口附近的石头门槛巷租了两间房子。这样，我们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温家巷内石头门槛巷的老院子

内当家

别看父亲身为多年的会计，在外手握财务大权，但家中的经济命脉始终牢牢掌握在母亲的手中。尽管母亲未曾接受过正式教育，无法读写，但她的智慧与家庭管理能力却令人钦佩。她总是能精准地预测当月的家庭开销，并提前制定预算。每当父亲领到工资，母亲会首先确保当月所需的口粮购入家中。接着，她会根据预算，逐一落实各项支出，确保家中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母亲绝不允许家中的开支超出预算。

用母亲常说的话来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她坚信，食物是生活中最为关键的元素，其他的都可以将就。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向他人借过钱、粮。她总能将家中的经济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当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被誉为"四大件"，是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奢侈品。然而，我家却拥有这四件宝贝，这在附近那一带中堪称首屈一指，几乎无人能及。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精打细算和明智决策。

母亲的情商也高，刚搬来不久，她就与周围的邻居们打成了一片。由于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所以邻居们比母亲年轻的称她为“二嫂”；长辈们称“他二嫂”；比母亲年长的则称她为“你北京婶”；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晚辈，都亲切地称她为“北京婶”。在背后，大家统称她为“北京家”。母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无论谁家有事，她都乐于伸出援手。谁家遇到困难，也都愿意找她商量，让她帮忙出主意。无论是借碗米、借碗面（那时候借米借面都是论碗的），还是借个块儿八毛钱，母亲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她常说：“开口容易，闭口难。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帮就帮一下。”那时候的人们都非常守信用，有借有还。如果遇到个别不还的人，母亲也从不计较。她常说：“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吧，如果上辈子我不欠他的，那么他下辈子也会还给我。”

母亲有缝纫机，邻居们常常找她帮忙缝补衣物或修补补丁。母亲总是来者不拒，她的热心肠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久而久之，母亲在我们那一带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享有极高的威望。不久之后，她就被大家推举为居民小组长，后来又成为了中心组长。

作者简介

王双林，男，汉族，山西介休人，1956年出生，1972年1月参加工作，2015年6月自太原铁路局侯马车务段退休。

投稿邮箱：8747611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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