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西汉时，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统天下。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玄学登场，儒学的正统独尊地位受到挑战。《论语》作为儒学经典的代表，出现了由圣入凡常识化的过程。魏晋南北朝《论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蓬勃发展。
原文 ：魏晋南北朝《论语》：由圣入凡常识化
作者 |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 王云飞
图片 | 网络
遍注群经的硕学鸿儒不再出现
汉代时儒学璀璨，硕学鸿儒马融、郑玄相继出现。马融、郑玄遍注群经，学术成就彪炳史册。尤其是郑玄沟通今古文，著书满家，集汉学之大成，自来经师未有若郑玄之盛美。且郑玄持大体，研经文，口授微言，从学甚重，当时莫不仰望。三国曹魏能够和马融、郑玄相匹敌者唯有王肃。王肃以儒学为毕生志向，遍注群经，形成了与郑玄所代表的“郑学”长期分庭抗礼的“王学”。王肃之学在政治上得到了司马氏的支持，被立为官学，在魏晋时期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西晋、东晋、南朝，尽管专心于儒学的学者代不乏人，例如西晋欒肇，东晋虞喜、范宁、梁觊、袁乔、蔡谟，南朝颜延之等，但儒学成就难以和马融、郑玄、王肃相匹敌。总之，经过东汉马融和郑玄、三国曹魏王肃，西晋、东晋至南朝再未出现过旷世鸿儒，遍注群经更是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论语》衰落了，相反，此期的《论语》开始了由圣入凡常识化的过程，魏晋南北朝《论语》的大发展也正体现在此。
《论语》注家身份多元化
魏晋南北朝《论语》由圣入凡常识化的一个体现是，西晋、东晋、南朝《论语》注家身份多样化，天文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藏书家、佛教徒、道教徒、玄学家等都加入到《论语》注释领域。比如，谯周是史学家，史学著作颇丰；卫瓘书法成就显著；东晋虞喜提出安天论，是天文学家；庾翼擅长书法，庾氏家族书法为时所尚；范宁专心儒学，《春秋谷梁传》最为知名；南朝宋颜延之文学成就见重于世；惠琳是佛教徒，身居庙堂，关心政治；南朝齐沈麟士隐居山林，讲学授经，藏书甚丰；梁武帝作为南朝梁的皇帝，躬身加入《论语》注释领域；顾欢是上清派道士，在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缪播、缪协、郭象、李充、孙绰、江熙、殷仲堪、张凭、太史叔明等是以玄学注《论语》的代表。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家身份的多元化使得此期《论语》注呈现多姿多彩的样貌。
独特现象之南朝皇帝注《论语》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南朝皇帝注《论语》。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经义考》等目录学著作可知，南朝宋明帝曾补卫瓘《论语》注，南朝梁武帝曾注《论语》。宋明帝《论语》注现已亡佚不存，梁武帝《论语》注现存两条，弥足珍贵，今可见于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皇帝注《论语》这个事件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皇帝注《论语》恰好体现了《论语》的常识化，《论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经典，不再是硕学鸿儒的注释对象，不需要皓首穷经的知识储备，上至皇帝，下至隐士，皆可注《论语》。与皇帝注《论语》相对应，南朝齐也出现了来自孤贫之家的隐士沈麟士注《论语》。其学生太史叔明也曾注《论语》，现有残篇存世。太史叔明与老师沈麟士不同，他身居庙堂，曾任官职。
儒释道玄斗争和融合下的《论语》注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具有儒释道玄斗争和融合的时代背景，儒释道玄促进了《论语》由圣入凡常识化。三国曹魏《论语》注和正始玄学关系密切；西晋、东晋《论语》注体现了玄儒兼治的时代特色；南朝《论语》注则是当时三教斗争的产物。现存有残篇或文本存世的曹魏《论语》注家有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王弼、何晏。其中，何晏、王弼是玄学家，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是以传统汉学方式注《论语》。何晏、王弼在正始年间（240—249年）倡导玄学，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何晏组织编纂了《论语集解》，王弼写出《论语释疑》，二人《论语》注多多少少具有援玄入儒的特点。没有玄学，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曹魏《论语》注的样貌。西晋、东晋《论语》注具有玄儒兼治的特色，尤其东晋，以玄学注《论语》更加风靡。缪播、缪协、郭象、李充、孙绰、江熙、殷仲堪、张凭都是以玄学注《论语》的代表。南朝《论语》注体现了当时儒释道斗争的大背景，南朝三次儒释道之争在《论语》注中都有体现。南朝宋《论语》注家颜延之和惠琳是南朝宋佛教和儒学之争的主要参与者；南朝齐《论语》注家顾欢是南朝齐佛教和道教之争的主要参与者；南朝梁《论语》注家梁武帝萧衍是神灭、神不灭之争的主要参与者。魏晋南北朝儒释道玄的斗争和融合，以其百家争鸣之功，渐启性灵，促进了《论语》学的发展。
诗文书画中《论语》的常识化
魏晋南北朝《论语》常识化不仅体现在《论语》注上，而且体现在《论语》注释史之外。绘画领域，画家们常以丹青绘孔子及其弟子图，例如东晋戴逵曾画《孔子弟子图》；东晋王廙曾画《孔子十弟子图》付于王羲之并对其进行教导；南朝宋宗炳曾画《孔子弟子像》。玄学领域，阮籍曾作《孔子诔》，嵇康也在其著作中动辄引用《论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记载的当时人对《论语》相关内容的讨论就更多了，例如蔡谟《防墓论》讨论了孔子对其父亲墓地的了解和态度问题；张凭在《不拜颜子议》中提出了关于对颜回敬拜问题的看法；庾翼之兄庾亮祭奠孔子作《释奠祭孔子文》；魏文帝曹丕曾作《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黄初三年）》反对老子高于孔子；高贵乡公曹髦作《颜子论》赞美颜回；曹植曾作《孔子庙颂》；魏冀州主簿崔林曾作《议宗圣侯祀孔子不须命祀》；西晋傅玄曾作《仁论》；西晋刘子真作《崇让论》推崇孔颜之让；陆机曾作《孔子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论语》注残篇文献整理和研究”（21BZX063）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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