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著名病人安娜.O到底是什么人？

01

一个多世纪以前，维也纳发生了医学史上最奇怪的事件之一。在一个舒适而豪华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位21岁的女性在幻觉中看到了黑蛇，她大声尖叫、厌水、抽筋、满怀痛苦、战栗着哭泣。与此同时，她还出现了斜视、听觉和视力紊乱、偏瘫，在清醒时进入意识改变状态，她不会使用母语德语说话了，转而使用英语。她的性格一会儿和一年前差不多，一会儿则大相径庭。

她们全家都在温泉岛度假时，父亲得了结核性脓肿。一位外科医生尝试着引流了脓肿，但父亲仍然很不舒服，而且不断复发。根据精神医师的说法，“她的父亲很溺爱女儿，她也对父亲心怀热烈的爱”，晚上也会去照顾他。然而，父亲去世前的两个月，家人不允许她与父亲见面，而且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因此，父亲的去世令她十分震惊，她感觉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随后也病倒了。

从1880年12月到1882年6月，曾经当过几年家庭医生的约瑟夫·布鲁尔负责为她看病。布鲁尔是一位富有奉献精神的医生，也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他发现了迷走神经在呼吸中的作用，以及半规管对保持平衡的重要性，被维也纳医学界称为“医生中的医生”。布鲁尔对神经病理学这一新兴专业特别感兴趣。

布鲁尔描述了病人的人格，指出“出人意料的是，性方面的元素在她身上并不突出”。布鲁尔一度认为她可能患有结核性脑膜炎，后来则几经动摇，最终还是将她诊断为癔症。这位病人的情况非常古怪，困扰并挑战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

不知所措的布鲁尔建议进行催眠；从直觉上来看，他的病人表现得很不错。每天下午，她都会进入催眠状态；晚上进行“扫烟囱”（Chimney-Sweeping）疗法，讨论白天的症状，试图让它们消失。她把“扫烟囱”称为“谈话疗法”（Talking Cure）。

布鲁尔完全卷入了这个病例，每天花两个小时和她在一起。反过来，她也开始依赖他的治疗，一旦布鲁尔离开几天，她的病情就会复发。治疗结束时，她产生了那种可怕的黑蛇幻觉。此后，据记载，她“完全恢复了心理健康”，保持得相当好。

02

布鲁尔多次与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讨论这个案例。弗洛伊德曾在巴黎拜访过让-马丁·沙可，后者被称为“神经学界的拿破仑”。沙可创立了一个学派，鼓舞了一代神经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癔症，认为这种病可以通过催眠治愈。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歌颂他的新导师并以导师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长子他非常确信，癔症的病因在于隐藏的心理创伤。

虽然弗洛伊德的心在学术界，但也以神经科医生的身份开了私人诊所，这样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与未婚妻玛莎·伯奈斯终成眷属。弗洛伊德并不善于经营，也花了一段时间才将诊所建立起来。他对许多女性癔症患者用过当时的常规疗法，包括电疗（Electrotherapy）、温浴、磁疗等，但收效甚微。在绝望中，他尝试了催眠疗法。

他不是那种天生的催眠师，一开始病人们拒绝接受，于是他取消了许多仪式，转而让病人们谈论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件事。从此以后，他创立了“谈话疗法”，相信癔症的病因深藏在潜意识之中：尤其是那些被压抑的有关性虐待的记忆。但这些成就都是很多年后的事了。

回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的弗洛伊德已经收集了4起癔症病例，并希望能整理出版。他开始努力说服布鲁尔，建议他将十多年前对自己造成重大影响的病例写出来。为了抢在法国神经学家皮埃尔·珍妮特因发明癔症心理疗法而获得荣耀之前问世，弗洛伊德急于在1895年推出《癔症研究》。然而，布鲁尔对出书持保留态度。他与病人的关系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他发誓再也不要忍受这种折磨了。此外，他和弗洛伊德都知道，这个案子远远不算成功这对他造成的困扰远大于对弗洛伊德。

病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花了很大力气治疗吗啡和水合氯醛成瘾。这可能是同行们批评布鲁尔的行为“有失妥当”的原因他倾向于让病人自由使用吗啡。

最终，布鲁尔不情不愿地屈服于弗洛伊德的催稿。为了确保匿名，保证隐私考虑到维也纳的中产阶级犹太裔圈子之间联系紧密病人化名安娜.O，这一化名进入了精神病学史册。布鲁尔的病例史是根据“不完整的笔记”写成的。在讨论的早期，他使用了“压抑”这个词，这是第一次有确凿记载地提到的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这个病例是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的中心内容。

这本书的反响不算温和。弗洛伊德将自己视为荒野中的先知，指责同行们太胆怯，不敢接受他震撼人心的发现。但事实是这本书不够令人振奋。在有卡拉夫-艾宾的维也纳，性变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神经症源于童年虐待的想法也不新奇。

03

这个案例带来的一切始终笼罩着主人公们。虽然布鲁尔承认癔症可能有性方面的因素，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告诫弗洛伊德不要太武断，但没有得到热烈回应。弗洛伊德走开了，后来则直接背弃了布鲁尔。在弗洛伊德看来，布鲁尔不具有“浮士德”精神，无法接受大胆假设的真理。这一假设后来成为精神分析的主旨：压抑的性创伤是癔症的病因。

安娜.O案例被反复阅读、不断引用，还被公认为第一例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例。弗洛伊德的传记作家彼得·盖伊称之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创性案例”。瑞士精神分析历史学家亨利·艾伦伯格把这个故事描述为“一个独特的案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精神分析学派就此诞生，人们开始认识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世界的观点。

然而，不管安娜.O的守护者怎么想，她的故事注定不会就此完结。弗洛伊德和周围的人讨论了这个案例的隐秘结局，其中包括卡尔·荣格，他一度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王储继承人。然而，1925年，两人分道扬镳了，后来的荣格不需要为此保密，他指出这个病例远不像作者说的那么成功，甚至根本不能被称为“已治愈”。

1932年，弗洛伊德给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布鲁尔和安娜.O的最后一次接触。结束治疗一段时间后，布鲁尔接到安娜.O的紧急电话，去了之后，他发现安娜.O躺在床上，痛苦地扭动着哭喊着：“布鲁尔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布鲁尔将此判断为假性妊娠（癔症性怀孕），并用催眠法帮助她消除症状后离开了安娜.O家。他带着妻子匆忙安排了第二次去威尼斯度蜜月，结果他的女儿多拉出生了。

这个故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布鲁尔缺乏真正征服者的坚定，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动摇，不去面对病程发展中的性元素。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则始终毫不迟疑，以性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础，持续寻找真理。

对布鲁尔的攻击并未就此结束。弗洛伊德又指出，布鲁尔死后，布鲁尔的女儿证实父亲确实曾为安娜.O诊断癔症性怀孕。但也许是出于内疚，弗洛伊德在脚注中明确提到了自己“重构”记忆的成分。弗洛伊德的“重构”并不比其他人的记忆更可靠，而且研究者们也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布鲁尔只是被弗洛伊德放逐的一长串叛教者中的第一个，弗洛伊德允许助手们随心所欲地议论他们。截至目前，这一切几乎都没有超越精神分析的狭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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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后，弗洛伊德授权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欧内斯特·琼斯为他分阶段出版传记。琼斯对这个案例的态度可以从布鲁尔的传记作家阿尔布雷希特·赫希米勒的评论中判断，他形容琼斯“态度有一定的偏向性，应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历史学家应该谨慎对待他的叙述”。

这本传记更确切地说是圣徒言行录，是一部精心设计过的作品，旨在确保这位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传奇足够完整、毫无瑕疵，绝无尴尬。琼斯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同时也是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安娜·弗洛伊德共同努力，删掉了所有令人尴尬的文字。但是，也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无数疏漏的注意力，琼斯从帽子里变出了一只兔子彻底改变了安娜.O案例的版本。安娜.O的真实姓名第一次被公开披露，这引起了其家人和亲属的愤怒。

安娜.O真名为贝尔塔·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beim），她后来成为社会工作先驱和女权主义倡导者。她一生未婚，在犹太人福利机构工作，曾前往东欧游说反对犹太人卖淫。她建立了妇女庇护所，写剧本和儿童诗歌。她的写作领域很广，还常与一些当时顶尖的哲学家通信往来。

安娜.O的真实姓名暴露后，引发了一阵热情，但几乎没人采取实质性的行为。在大屠杀中，奥地利的犹太人群要么消亡，要么逃离了欧洲。为了驳斥琼斯的说法，多拉·艾丁格出版了一本较为温和的传记，但从未公开发行过。

如果贝尔塔·帕彭海姆就是安娜.O，那么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祖父沃尔夫·帕彭海姆是著名的拿单拉比后裔，来自巴伐利亚的帕彭海姆镇，其姓氏正源于这一地名。后来，他从妻子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住在普雷斯堡的犹太区。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卡尔曼和西格蒙德。

贝尔塔的父亲西格蒙德·帕彭海姆定居在维也纳，是个富有的粮食商人。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他曾为希夫犹太教堂的建设基金捐款。1879年，弗洛伊德未来的妻子玛莎·伯奈斯的母亲去世后，他被任命为她的监护人。此后，玛莎和贝尔塔的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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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塔的母亲瑞查·戈德施密特出身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显赫家族，与许多著名的犹太家族都有联系，包括霍姆伯格家族、沃伯格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她的先祖包括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1848年，根据当时的风俗，西格蒙德·帕彭海姆与瑞查·戈德施密特成婚，居于莱奥波尔德施塔德的犹太区。1880年，他们举家迁往维也纳的列支敦士登街。瑞查从不喜欢远离家庭。有人声称这段婚姻并不幸福，西格蒙德·帕彭海姆经常光顾妓院，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布鲁尔说瑞查“非常严肃”；琼斯则更轻佻地形容她“像条恶龙”。她失去了两个女儿，贝尔塔出生的3年前，姐姐弗洛拉夭折了；贝尔塔8岁时，姐姐亨丽埃特死于结核性脑膜炎。贝尔塔的哥哥威廉在维也纳当律师。他被描述为一位有成就的绅士，拥有全欧洲最完整的社会主义书籍。他们兄妹关系疏远，贝尔塔声称，小时候哥哥时常残忍地欺负她。

1859年2月27日，贝尔塔出生于维也纳。由于当时的维也纳没有犹太日间学校，她去了一所天主教学校上学。尽管她父亲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对她的教养却很自由。据布鲁尔说，她“完全不信宗教”，非常聪明，富有诗意和想象力。除了法语和意大利语之外，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从贝里维疗养院出院后，贝尔塔在德国和亲戚们住了几个月，并在卡尔斯鲁厄的联合诊所参加了护理课程。1883年，她回到维也纳，病情复发，在因泽尔多夫疗养院长期治疗了3次。直到1888年康复，她和母亲一起搬到了法兰克福，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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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塔创建了一个犹太孤女之家，并持续运营了12年。1905年，她母亲去世后，贝尔塔住进了孤儿院。1904年，她成立了犹太妇女联盟。1907年，又成立了一个附属于该组织的教育机构。她领导了一场反对卖淫的国际运动，涉及来自东欧和近东的年轻犹太妇女，她们被人称为“白人性奴”。她在东欧和中东地区四处行走，检查各地的妓院，经历过许多艰苦而危险的旅程。

她的工作虽然存在一定争议，却被视作很多人的灯塔。她被评为德国社会工作的创始人，极富献身精神和传奇色彩。她的写作主题广泛：有童话、犹太祷文，还有一部戏剧描写了被男人剥削的女性角色。她与很多人保持通信，其中包括哲学家马丁·布伯，只可惜大部分信件在战争中丢失了。

在所有人看来，贝尔塔性格活泼、充满魅力，没有心理问题。她独自生活，从未结过婚。她很有幽默感，喜欢美食，收藏了许多精美的玻璃器、瓷器和挂毯。

1935年，贝尔塔回到维也纳，满怀着对欧洲犹太人未来命运的不祥预感，她于第二年的5月28日死于癌症。她的墓位于法兰克福的犹太墓地。贝尔塔所创办的一本期刊用了40页篇幅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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