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伦理学思考（六）关于义务及良心
文摘
2024-10-23 14:09
北京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若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惯，矫枉过正，乃有不循自然与冲动反对之事，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地的，变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毛泽东同志认为，由于本人不善于“体合环象”，即身体之言行举止不能与社会现象——现实——相符，因此阻碍了生存及发展。义务感情则帮助人“体合环象”，发展人之生存。譬如我们都熟悉的东郭先生狼的故事，讲得就是东郭先生发仁慈之心救狼，而狼却要吃掉他。这就是行为与现实不符，最终告诉人：不能对坏人仁慈，否则自己就要被坏人伤害，如此才能“体合环象”。毛泽东同志将感性与理性、自然冲动与理智进行了解释，理性、理智，皆是人生存之所需而后天习得，非自然界本有之物。自然冲动是本原，良心、义务可以加以节制，但不应予以反对、忽视。毛泽东同志的此种见解，是非常高明的。普通人往往或者缺乏理智，不能节制冲动，以致身心受害；或者过于理智，不能发达个性，沦为“套娃”，丧失人格。因此，自然冲动理应发达之，若知有害于身心，则节制之，万不可压制之、泯灭之。其一，义务起源于自身之生存需要，是对自己的责任，是人主动的、明智的选择，即非如此不足以发达身心之能力，决非被迫的无奈承受。义务。义务起源于社会生存现实，准确地说是人与全社会之关系。人原本只有自然冲动，但是在社会中生存，仅有自然冲动无法完善与发达生存，故于人的经验中，产生了义务。因此，义务也是经验界的产物。譬如廉洁之义务，也是出于维护自身发达之所需。历史证明，贪腐将威胁群体之生存，长此以往则难免覆亡；而廉洁则是长久之计。有人说，官场上媚上欺下之习惯、爱说假话之习惯，岂非出于生存之故哉？盖非此则于生存无益。然此则真于生存有益？不过图个人一时之短利，贻害群体之长利，终将反噬自身及后代。若贪污等有害国家集体利益之行为盛行，国将危，于集体之人何利之有？贪官只顾个人之一时私利，害于群体，真是害群之马，群体内所有人何不人人与之为敌，与之斗争？无奈官官相护，群体成了少数人中饱私囊的器物，群体之大多数只能忍受其盗窃，真是悲哀啊！如此之政治下，充满自私、懦弱、短视之人。概无群体之概念，仅有朋党、小家，而无同志、国家。朋党，譬如流氓之交，谁是老大听说的，不听者则罚之，故媚上欺下之习惯成；同志之交，谁的言辞真听谁的，故真理与平等盛行，假则无市场，此也是一种习惯。两种习惯，反映了两种社会关系。观察习惯，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真是至理名言！吾自勉曰，吾宁愿此生穷困，独善其身，也不为了名利权势作群体之蛀虫；倘若有人一边享受群体给予之与贡献相应之待遇，又当啃噬国家的蝼蚁、蛀虫，誓要与之斗争到底，捍卫共同之群体。此则真义务也。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人！若以疏忽之故而弱其身体，又或以懈怠放荡之故而伤其精神之能力，是亦违义务者。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之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起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只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吾则以为，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之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艰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之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人别有当购之物，而耗其金钱于逸乐，即为义务之所禁。何也？怠于当务之职分，缺于当购之物品，即对于具足生活有缺陷也。义务者，非仅有不为云云之意义，而又有要为云云之意义，非仅有消极之意义，而又有积极之意义。其二，自然冲动与义务的关系。自然冲动，即感性、性癖，是一个人的个性之所在；义务，即良心、公德、美德、理性，是调和自然冲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使得最利于生存之完善发达。吾欲为，义务感情曰不可为，为则伤害吾；吾不欲为，义务感情曰汝当为，不为则汝将受伤。譬如购物欲；又有义务之冲动，曰：当存钱以备急用，即高等意志。高等意志当有利于人生存发达，故应当克制自然冲动，而遵从高等意志。但高等意志也有强弱之分，高等意志强者，则自然冲动得以克制；高等意志弱者，则自然冲动得以执行。通俗言之，即人的自制力、克制力、意志力等等。义务之本身是附着于自然冲动的。没有自然冲动，就无所谓义务。义务是自然冲动的限制与补充。既然义务是对自然冲动的限制与补充，此处进一步可以说，理性是对感性与个性的限制与补充。没有个性，纯粹的理性单独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要重视与发展个性，不可只强调义务、理性，而泯灭了人根本的个性——完善与发达人之生存的根本。冲动之于生活，犹悬锤之于机械，决非理性所能代。何则？理性者，无运动力者也。美术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于防止美及道德之溢出畛域，故为限制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入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唯是，人苟以美学、伦理学之规则之入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盖义务感情，虽可谓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固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按语：中间略去数句）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于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按语：中间略去数句）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如其所云，理性不可取代感性。试想，一个不相信自己感觉，凡是只是按照理性生活之人，则多么枯燥无味，多么冷酷无情！无感情，则无内心本人之冲动，人生之原动力丧失矣！感性，是人生最天然、最真实、最具伟力之冲动，理性不过是用来调制感性而已。大诗人、大画、英雄豪杰，皆是由本性而发，而不是由外界之理性约束有所成就。正所谓，心，乃自己力量之源。失去本心，则人格丧失矣，终生难有何建树。其三，义务不是绝对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基于现实选择的。譬如，守约是一种义务、道德。但如果守约是对自己生存的减损、灾难，守约反而是一种不道德。即遵守道德大多数情况下是于人于己有利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遵守道德反而是“不道德”，一切要根据是否能够完善自己与社会之生存而定。譬如，清朝女人要“裹小脚”，此种“道德”对自己与社会有利吗？显然是一种满足统治者喜好的“恶”，于此不可不辨。即毛泽东引用孟子的话，“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道德律之于人生也亦然，亦所以保存其生活，而非以破坏之也。故使从道德律而反有破坏生活之效果，则吾人宁弃形式而取内容，舍作用而趋正鹄矣。没有脱离人之生存而抽象的道德。譬如，有种伪义务叫“舍己为人”。舍弃自己，那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要生而为奴仆？此种义务或道德观于人之生存毫无益处。人当“全力为己”，“全力为己”即为全力发达身心之能力。我欲如此方如此，我心如此方如此。譬如救死扶伤、扶危济贫，本吾所欲，故吾当为，如此方发到吾之身心，如此方是“为己”。春秋时期，宋襄公出于“仁义”，不肯于楚军尚未成阵之际发起攻击，最终惨败而归，毛泽东评论之，“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仁义”乃是发达自身的，倘若“仁义”能让自己惨败，要“仁义”何用？
槐香文社
与善人居 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之化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