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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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3 19:58
北京
这本书出版于2022年，登上了包括“Goodreads年度最佳回忆录”“Amazon年度好书”“Apple年度好书”“《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出版人周刊》年度好书”……在内的各种重磅书单。在Goodreads有4万多位读者评价，得分4.5分。作者Stephanie Foo，美籍华裔作家，广播节目制作人，2015年时曾经获得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但我答应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是因为它讲述了一种最近才开始被人熟知的心理障碍：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因为生病的人自己往往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病。并非不严重，恰恰相反，它最严重的症状在于：脾气古怪，情绪暴躁，有过激倾向，难以维持与他人的关系……最要命的是：并未意识到这是创伤的后遗症，而是发自内心地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患者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把“症状”跟自己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推荐这本书。我认为很多人经历过类似的创伤（由于作者是华裔，她的家庭经历具有一定参考性），而他们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如果他们多了解一点，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就会少一点。承认生病的过程本身就是疗愈。用第一人称写作，介绍复杂性PTSD的书并不多（另一本是《不原谅也没关系》，但它主要是从专业角度介绍治疗的思路）。我相信这些第一手经验的分享，可以帮助很多有类似困扰的人。李松蔚
一位聪明、古怪、较真的女孩，长期受自己的“性格问题”困扰，在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后，她找到了症结，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努力让生活变得好起来。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诊断，一些反思，和一点希望。这种诊断叫做“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跟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同，这是一种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诊断。我们更熟悉PTSD，它是一种跟具体事件相关的困扰，在经历过战争、火灾、地震、车祸等重大人身威胁之后，频繁出现噩梦、闪回，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撞见“扳机”，陷入惊恐和应激状态。——麻烦归麻烦，但好像还算一种可辨识的痛苦，你清楚自己在哪里受过伤，也知道伤痛已经结束，只是时不时还会受到过去的记忆所困。有人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梗”来调侃，比如：“我对起床的闹铃声有PTSD”。但在PTSD前面加上“复杂性”三个字，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病了。复杂性创伤，是指病人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持续遭遇伤害，尤其是来自亲人的伤害，构成了某种“日常”，以至于成为病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无法再将“我”和创伤分开看待，将创伤带来的反应笼统地知觉为自身的一部分。很多病人甚至不认为自己得了一种“病”，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就是书名的由来。创伤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受害者完全认同了自己作为一个暴躁、冲突、反复无常、自我厌弃的“人”的设定，笃信这是自己根深蒂固的性格，自己就是如此不堪，不值得被爱。就像作者本人，她在获得复杂性PTSD的诊断之前，从来没有从创伤的角度理解过自己。哪怕个性古怪，难以相处，重要关系总被她搞砸，她只会想“我就是这么糟”，寻求个人化的解释，而不是“这是我受伤以后的症状”。直到她在互联网上搜索复杂性PTSD的信息，才第一次理解了问题来自于创伤。但她的感受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释然，而是恍惚：“我的童年真有那么糟糕吗？”这是因为，复杂创伤的受害者内化了受伤的经验，那些粗暴的对待被他们感知为“正常”世界的一部分：“父母对我那么严厉，是为我好”“是我太差了，让他们失望”“我做错事在先，才会被他们骂”……他们甚至失去了站在旁观者视角上，公正审视这些经历的能力。假如有一个外人打抱不平：“你的父母怎么能对你做那些事？那是一种伤害”，他们还会犯嘀咕：“有那么夸张吗？”甚至暗暗怀疑：“他只是不知道我有多差劲，如果他看到我小时候干了多少坏事，就理解我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对我了。”我猜，这也是这个故事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跟随作者第一视角的叙事，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主人公从一种不明就里的自我厌弃，到鼓足勇气探寻过往，从童年创伤中一点一滴地重新建构自我，逐步理解和接纳自我，再到重塑自我的过程。这是一次艰难的探寻之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痛不欲生的刮骨疗毒。——需要反反复复深入自我经验的核心，去检验“我经历了什么，才会被塑造成这个样子？”。这种混合了恍然大悟的痛感，让人唏嘘。创伤是一条线索，帮助自己理解那些难以自控的“过度反应”，背后都事出有因。作者来自一个华人家庭，这本书里的很多体验，也会让一部分中国读者感到共鸣。在华人的文化里，父母之爱是一种高概念的存在，打是亲，骂是爱，痛苦和委屈都可以放置在爱的框架下，不容置疑。习惯了这样一种叙事之后，孩子们很难分辨具体互动中的复杂情感，只能从父母的角度对其进行合理化，而不计较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父母日常的贬损语气、不耐烦的表情、长期的忽视、无预期的情绪爆发……无论孩子是否感受到伤害，这些互动都可以从正向角度进行包装。体罚不是躯体虐待，而是“对孩子严加管教”；养育缺席并非情感忽视，而是“为家庭在外奔波”。那些本该父母去反思克服的困难，“懂事”的孩子都会归责到自己身上：“都是因为我不够好，是我给家里添麻烦了！”可是从创伤的角度反思，一个孩子为什么如此“懂事”？她被责骂时不想反抗吗？得不到照顾时不表达需求和不满吗？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朴素的情感反应去了哪里？——只能说，她太恐惧了。处在如此不安的环境里，身边充斥着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不得不压抑这些情感，认同外部规训，换取内在的确定感。懂事是一种变形的恐惧，本质是在说：“我不敢向外界要求什么，我只能要求自己。”这其中还有一种非常隐秘，又足够典型的创伤机制，叫做愧疚感。父母总在向孩子们传递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受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已不堪重负。这让孩子们倍感压力，有一种随时被置于“不义之地”的恐惧。仿佛自己的出生就是一次亏欠，给家人造成了无穷的麻烦，不得不用一生的努力清偿债务。受这种心理影响，他们会把“我不够好”的信念深植于心，日后想要反思，也会深感不安，它等同于“忘恩负义”：“你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我这样想，让他们多伤心？”可以想象，作为经历并正在反思这一切的人，本书作者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勇气。但也是通过反思，作者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了给她带来创伤的父辈和祖辈。重新探访童年生活社区之后，才发现同样的创伤在移民家庭中是如此普遍。作为初代移民的父辈或祖辈，既是施害者，也是另一重创伤的受害者。当他们离开故土，尝试融入一个新的环境时，那些艰辛和苦楚并非无病呻吟。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无暇享受家庭互动，也无法像一个健全的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孩子。理解不见得等于谅解。作者仍然念兹在兹：存在的伤害已经刻在了我们的骨头里。若无法放下，就继续保持怨恨吧。但因为看见它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把这种痛苦放在一幅更完整的图景中，进入更深层次的哀悼。哀悼意味着真正开始承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它超越了单纯的怨恨和指责，也不是道理层面的自我宽解。你只是悲伤地接受了，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你的一部分。至少可以好好抱一抱这样的自己。——这个承担了这一切，努力坚持到今天的我，是多么脆弱又顽强的一个人啊。作者一直致力于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得不说，如此努力也可能是她的一部分“症状”，但这也是让人振奋的地方：理解复杂性创伤，不是为了简单地接受，我们是能够做点什么来改变的。已经发生的事无法挽回，症状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以缩减。作者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途径：寻求心理治疗、药物治疗、阅读、上网与有相似经历的人交谈，还有瑜伽，冥想，宗教体验……只要一个事物可能有帮助，她就要试一试。甚至写作这本书，用她的经验启发更多人，也是尝试的方法之一。好消息是，她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变好了。症状在减少，她对自己满意的时刻变得越来越多。这些尝试带有极大的个性化成分，作者的资源、视野、人脉都难以复制。比如可以运用媒体人的身份，接触到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甚至从一线的治疗师那里获得免费治疗。所以这本书不能当做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并非每一种方法都有条件被普及（也并非每一种都有用）。有类似经历的人如果想参考她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心怀希望。每个人的疗愈都是个性化的，而希望永远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创伤对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认定“我就这样了”：我不重要，不好，不值得被好好对待。一旦我们意识到，“可以变好”，就意味着我们把人跟人的遭遇分开了。我是好的——承认这一点就是疗愈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是遭遇了不幸，并且在持续地遭遇不幸。这不是我的问题，最多只是“运气”不好，刚好落在那个容易受伤的位置上，导致我们习惯于从最绝望的角度看自己。而我们仍然有希望改变这种习惯。保持这样的希望，一个受伤的人在疗愈的路上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无论对自己多么厌弃，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这不是我的错”。哪怕症状还在，他/她与症状之间也会建立某种程度的和解：这不是问题，只是曾经的我在保护自己。本书最后，作者写到了2020年，当她身处的环境因为疫情变得混乱时，她反倒比别人更容易适应。这也是一个重要发现。创伤的“症状”本来就是逆境中的一种求生之道，包括警觉，恐惧，愤怒，对风险的敏感，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身处安全的环境时，这些反应当然会被定义为问题，但它们也是有功能的求生机制，只是不合时宜。经历过创伤的人，可以保留这样的力量，只是在多数时间不让它妨碍自己，而一旦遇到危险，还需要它的保护。讲到这里，发现还是不由自主想为“创伤”赋予某种积极意义。这未免想得太远了。对于创伤受害者，当务之急是面对那些深入骨髓的伤痛。无法遗忘，就学会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它的干扰，如实地看见自己：一个受过伤的普通人，仍然值得被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