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一颗乌托邦的种子
Workers' New Village: A Seed of Utopia
曹杨新村竣工前的二层楼住宅，1952年
摄影：金石声
建筑学者李颖春在2017年出版的“‘新村’：一个建筑历史研究的观察视角”一文中写道，“‘新村’是一种介于宏观描述和个案研究之间的观察方式。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新村’更多是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新村主义’和‘新村’运动的社会思想和实践相关联的。作为一种现代城市住宅的概念，情况却复杂得多。”[1]这种复杂性在于“新村”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显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或花园住宅，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是九十年代的单位新村，也是进入21世纪后亟待更新改造的对象。而与普通中国人最为切近的，一定是在新村中居住的生活体验，即便这样的体验在新的浪潮冲击下不断被冲散，但“单位”、“分配”这些词汇依然能唤起已经有些遥远的记忆：均匀布置、略显沉闷的六层楼房，水门汀的楼梯与室内，带着祝福寓意却略显潦草的装饰，还有在稀疏的绿色中发现的永恒快乐。就是这样，“新村”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人群和环境中被反复投射，但是自身又强大地构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本文试图给出的，正是这样一颗乌托邦的种子从迁徙、生根、发芽到最终不知所踪的故事。
1952年曹杨新村的工人
迁移
Migration
曹杨新村工地人力打桩，1952年
生根
摄影：金石声
要想象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5]的确，新中国的第一座工人新村——曹杨一村就承载了这样的想象。曹杨一村选在上海的西北角另辟新区，在靠近普陀工业区的市郊乡村，在原本河沟纵横、杂草丛生的环境里，从白板开始，从1002户开始，实现上海所有工人的幸福生活。“它从租界霓虹灯网罩着的……里弄群里剥离出来，成为重塑工人阶级信念的标杆，是一个模范工人代表的共同生活的小社会。”[5]
主持规划曹杨新村的汪定增1930年代赴美求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系取得建筑工程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归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的增长、住房的短缺与历经的战乱使得他尤为关注国内战后住宅政策的问题。1947年，汪定增出任上海市政府工务局营造处处长，同年在第一卷第二期《建筑评论》杂志上发表《市区重建与解决房荒》一文讨论住宅建设问题，提出采用“邻里单元”的方式改善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的福利。1951年，汪定增开始在上海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内任职，接连主持沪西曹扬新村和沪东长白、控江、凤城、鞍山工人新村的规划和住宅建设工作，俗称“两万户”。“汪定增的主张没有在民国时期得到实施，但（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化的对材料、资金、人力资源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为这个想法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6]不难发现，在汪定增的身上也集合着如同新村概念一样的复杂性，这同样决定了曹杨一村的特殊：一村的规划顺应河道与道路走向，呈扇形打开，一条曲线型的道路滨水而建，步移景异，串联起周边公园与环浜绿带。不同于当时主流苏维埃大街坊中轴线对称、空间围合、纪念性强的布局，曹杨一村规划中对原有场地条件的顺应，舒适的步行距离，花园城市理念的呈现都带着一种时代以外的超然感。
发芽
1952年曹杨新村的工人住宅
什么人才能最先拥有这样的理想生活呢？拥有这种生活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比较与选拔。曹杨一村的1002户住房由市总工会、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等单位组成房屋调配委员会，统一分配给分布在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共217个纺织厂和五金厂的工人，每个工厂只能分到四五户入住，因此当时有“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一说。住户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乔迁新居，向身边的工友们展现着生活的光明前景：一起努力生产建设，大家将来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第一批入住曹杨一村的居民中有不少上海市级劳模和进步生产者，集体成员之间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行事能力相互制约与扶持，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趋于完善化的管理、秩序化的日常以及大量的集体活动形塑着新村的生活。同时，一套与工厂、家属委员会挂钩的管理方法已初步制定。新村的分配和管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度密切相关，通过工人单位、新村家属委员会（后改为居民委员会），形成了国家指令上传下达“家国同构”的垂直渠道。
摄影：Fayhoo
1952年6月29日，市政府在曹杨一村举行庆祝大会，时任副市长潘汉年在会上指出：“曹杨新村工人住宅的建造，只是兴建工人住宅的一个开端，政府将继续在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建造更多的工房。通过这一工程，为我们将来兴建更多的工人住宅创造了可贵的经验。”[8]在曹杨一村之后，曹杨新村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不断扩建、加建，直至1980年代扩建至九村，形成如今曹杨片区的整体格局。在曹杨之后，上海大规模地推进工人新村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新村拔地而起，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活记忆。随着这颗种子的落地、生发与扩张，原先乌托邦的意味逐渐淡化，继而成为一种居住空间资源。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新村为代表的住房分配主要依赖单位，换言之，每个个体嵌入到一个更庞大的体系中，希冀在这个体系的庇护下度过余生。而90年代的巨变近乎粗暴地完成了这一“脱嵌”的过程。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不得不经历失业的巨大阵痛，在困惑、混乱中重新面对市场；另一方面，1998年的住房体制改革终结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它意味着更多、更新、更好的居住条件，意味着曾经的主人——工人群体的大规模迁移，也意味着那些留在新村中的住户很可能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9]新村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变了，新村的居住主体不再是工人，继而被更复杂的人群所取代，新村曾经代表的那个理想的生活世界也随之消散。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在上海的图底关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新村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对象。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比如曹杨新村和“两万户”之一的长白228街坊被以“纪念地”的方式保留下来，一部分在城市建设的宏大工程中隐身、告别，更多的新村则在努力地追逐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只有在向城市新居民们介绍新村的由来时，人们才会想起那颗来自遥远时空的乌托邦的种子。
文｜周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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